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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佛教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形成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特色

作者:李建欣

  一、中国佛教教育的成就与问题

  现代中国佛教教育之发端一般认为是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居士于1907年创办的祗洹精舍,它开创了佛学与新学并举、中文与英文兼习的现代佛教教育模式,正如太虚大师所评价的:“祗洹精舍虽居士所设,而就学者比丘为多,故为高等僧教育之嚆矢。”太虚大师深受杨仁山的启发,1922年创办了武昌佛学院,其“课程参取日本佛教大学,而管理参取丛林规制,学生在家出家兼收。”武昌佛学院之新首先表现在它结合了传统丛林教育与现代大学教育,其次,其招生对象包括出家在家两类。其后太虚大师又创办了闽南佛学院、北平柏林佛学院、重庆汉藏教理院、西安巴利三藏院,因此“其超前的思想观念、建僧兴教的大局意识、开放的世界格局以及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伴随着他一手开创的佛教革新成果,已成为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和原动力,这也是后来中国佛学院得以诞生的重要精神渊源。”

  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中国佛学院确立了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办学宗旨一一培养能发挥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坚持爱国爱教的办学方针和学修并重的办学原则,担负起传承弘扬佛教、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及促进国际友好往来的使命。佛学院的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传承了近现代佛学院的教育经验,教学研究依照现代大学模式,同时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参禅等传统丛林生活。新时代的佛学院继承发扬了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前辈们关于佛教现代化的理论构想和实践模式,也成为中国佛学院建设的依据和基础。比如八宗并弘、三大语系兼备的完整学修体系。1966年到1979年,中国佛学院的教学工作全面停顿。

  1980年7月,中国佛学院正式恢复并重新开始招生,9月40名预科班学僧入学。1982年,四年制本科班恢复,60名学僧入学。1986年,三年制研究班恢复。1980年、1984年又分别成立了灵岩山分院、栖霞山分院,以两年制专科教育为主,着重培养中级人才。在中国佛学院的引领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组建成立地方佛学院,在较短时间内初步形成了一个高中低衔接、覆盖全国的佛教教育体系,为我国佛教事业的恢复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6年8月,赵朴初会长主持召开了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工作座谈会,提出“统一规划、分清层次”的佛学院建设新方向,并全面部署了建立全国初、中、高三级教育体系(中国佛学院代表高级)的构想和措施。

  1992年,赵朴初会长在《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曾指出当代佛教教育的问题和解决办法:“经过我们会里研究,我们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此后,“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确立成为中国佛学院的核心办学理念。它不仅成为中国佛教学院的办学理念,也成为全国汉语系佛教院校的普遍共识。通过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坐禅等丛林规制,坚定学僧的信仰,陶冶宗教情操,培养提升僧格。

  2012年11月5日,国家宗教事务局公布了《宗教院校教师资格认定和职称评审聘任办法(试行)))和《宗教院校学位授予办法(试行)》(“两个办法”),并于2013年1月1日起实施。“两个办法”的公布实施,对于切实加强中国特色宗教院校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加强和创新宗教院校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国佛学院被确定为全国汉传佛教院校贯彻落实“两个办法”的唯一试点院校,并明确要求在试点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在全国佛教院校中推广。

  据统计,截止到2016年4月,经正式批准设立的佛教院校共有36所,其中藏语系佛学院7所,巴利语系l所,其余的均为汉语系佛学院。冈此,如果从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算起的话,我国的佛教教育经过六十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确立了继承传统、适应时代的办学宗旨一一培养能发挥佛教优良传统的僧伽人才,坚持爱国爱教的办学方针和学修并重的办学原则,担负起传承弘扬佛教、维护国家团结统一及促进国际友好往来的使命。在教育体制和课程设置上传承了近现代佛学院的教育经验,教学研究依照现代大学模式,同时坚持上殿、过堂、诵戒、参禅等传统丛林生活。继承发扬了中国佛教的三大优良传统:农禅并重、学术研究和国际友好交流。初步形成了一个高中低衔接、覆盖全国的佛教教育体系。

  在这六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佛教教育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比如佛学院教育原则“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提出与坚持,在1992年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赵朴初会长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佛学院教育新原则,具体来说就是“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要求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教学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从此,“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便成为佛学院的办学方针。比如,佛学院积极发挥对外友好交往、学术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或接待各国参访,或到世界各地进行友好访问,或组织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或推动佛教文化交流,不断发扬我国佛教国际友好交往的优良传统,为促进国家安定、文化繁荣、两岸交流、亚洲稳定与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学术交流方面,佛学院经常邀请高僧大德、专家学者为师生们作专场讲座,应邀学者涉及佛学、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多种人文领域,代表了国内外学术的高端水平。这些精彩纷呈的学术讲座极大地丰富了佛学院师生的知识结构,拓展了大家的思维模式,传递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信息,使中国佛学院的学术研究更为多元化、现代化、国际化。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我国的佛教教育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其突出表现一是各自为政,竞相开设“小而不全”式的佛学院,浪费了本已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聚,各省市、县,甚至一些比较有实力的寺院都在建或筹建佛学院,其结果必然带来第二个问题:佛教院校规模小、层次低、办学质量不高、特色不鲜明。

  而事实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的高度重视。新一届中国佛教协会领导班子成立以来,高度重视佛教教育工作,选拔了一大批关心佛教教育、热心佛教教育事业,懂得佛教教育的界内人士充实到佛教教育委员会。中国佛教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提到“今后五年的主要工作”时,特别将“发展佛教教育事业,加强佛教人才培养”列入主要工作计划,并提出:“要探索新时期办好佛教教育的规律和方法,优化配置全国佛教教育的资源和力量,探索建立院校布局合理、功能多样互补的佛教教育体系,进一步提升教育质量和水平。”

  二、关于发展我国佛教教育的一些思考

  我国的佛教教育经过六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建立了比较合理的教育体系。在未来的发展中,首先要坚持和发展经过六十年的探索而稳定、确立下来的佛教教育传统,比如“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的教育原则,它实际上解决的是佛教如何由传统丛林式教育向现代学院式教育转化而又不失传统佛教精髓问题;比如八宗并弘、三大语系兼备的完整学修体系,它有助于培养佛教精英人才的高远眼光、国际化的视野与格局。当然各个佛教院校还要考虑自身的条件,不必过于求大求全。“三大语系兼备”这一目标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许多佛教院校都无法实现。

  其次,在中国佛教的社会化过程中,在中国佛教教育开始与社会教育体系接轨的过程中,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佛教院校是宗教院校,不是普通的世俗高等院校,谨防二者的趋同化一。如学诚法师所说:“要植根于佛教传统,坚定对三宝的信仰,坚守解脱成佛的宗旨,坚持戒定慧的熏修,继承丛林教育的经验,重视学戒持戒,重塑僧团伦理。”坚持“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教育原则。保证课程设置中佛教专业方面的主体地位。

  再次,在坚持佛教院校宗教性的同时,要广泛吸取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成果,开门办学,与国内外的科学研究机构、普通世俗高校的学术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

  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勇认为:“加强和普通高校、研究机构等社会资源和国外佛教院校的交流与合作,善于借助外力和‘外脑’采取‘分层化、多模式’的培养方式,强调专业特色,要培养高水平的佛教院校教育人才、研究人才、管理人才,开展对外交往和国际合作人才等,以适应佛教事业健康发展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

  第三,在佛教院校的教学工作和课程设置中要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比重。

  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佛教以外的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习近平主席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当前中国佛教进入良好的发展时期,各地佛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办学水平参差不齐,低层次重复的现象比较严重。对治的良策应是根据中国佛教协会制定的佛教教育规划,找准各自定位,整合各方资源;各佛教院校应因地制宜,突出自己特色,切忌求大求全,力求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摘自:《上海佛教》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