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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 佛理灭惑——南朝才子刘勰与佛门的因缘

作者:不详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史尤其是文学批评方面,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瑰宝,用一句很俗套的话说就是:如果中国文学是一顶华丽的皇冠的话,那《文心雕龙》无疑是皇冠上最耀眼的明珠。自古以来,关于《文心雕龙》以及刘勰本人生平和思想的研究数不胜数,甚至由此形成了专门的“龙学”,其中对于刘勰的文采和著作自然是众口一词赞誉有加,但对于其思想的根源或倾向性却仁智互见莫衷一是,有断言他是纯粹的儒士思想的,有力主他的道家玄学思想的,有说他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的,也有说他融合诸家的,种种争论实在是热闹非凡。然而纵观刘勰的生平,他自幼借住寺院,拜高僧僧祐为师,帮助僧祐大师整理著作,晚年也出家做了僧人,可见他与佛门的因缘绝不可谓不深,只是他的著作和文采太有名了,以至于大家经常忽略了他与佛门的因缘。那么为了让现在的佛弟子对这位绝世才子与佛门的因缘有所了解,我们不妨对他的生平和思想也作个简单的回顾。

  一. 家道中落,求学寺院

  正史中关于刘勰的资料并不多,以至于他的生卒日期都难以确定,但大致可以断定他生于南朝刘宋后期,大约公元470年左右,祖籍是山东莒县人,出生在江苏的镇江地区,他的祖父刘灵真是当时司空刘秀之的弟弟,按照记载,刘秀之有个族叔叫刘穆之是当时的司徒,而刘穆之的传记中说其是“汉齐悼惠王肥后”,由此可以推出刘勰家族是汉王室之后,所以有学者认为刘勰应算是士族子弟。到了刘勰的父亲刘尚,做过越骑校尉的职务,负责安置越人来降的事务,但在刘勰年幼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这使得刘勰家道中落,贫困交加,所以也有人认为刘勰的应算是庶族子弟。

  虽然家境贫寒,但幼年的刘勰非常聪颖好学,认真阅读了大量的儒家典籍。南齐永明年间(483—493),僧祐法师到江南讲学,僧祐法师是古代著名的高僧,他流传下来的《出三藏记集》、《释迦谱》、《弘明集》等都是汉传佛教界很有影响的著作。僧祐法师驻锡于南京的定林寺,这时年轻的刘勰便拜僧祐为师,住在寺中,而且一住就是十余年,因为当时寺院的藏书丰富,所以在这段时间里他得以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而且帮助僧祐法师整理寺院藏书,有时也帮着写一些东西。

  在《梁书·刘勰传》中有段简单的记载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佑居,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这里说到他博通经论,帮着寺院整理经书,都是没有疑议的,但关于他不婚娶和依僧居的原因,后世却多有猜测,有人说他不结婚不是出于对佛法的信仰,而是因为家贫,他到寺院长期居住也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可以利用寺院丰富的藏书获取知识,是为了逃避徭役税赋,甚至是借助僧祐经常出入宫廷的显赫身份结交权贵,以获得仕途上的机遇,这就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味道了。我们这个国家自古崇尚道德,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华但若无德行,就不会真正受到后世的尊重,如果刘勰借居寺院享用佛教信众的供养却没有佛教信仰,那无疑是一种类于盗窃的有亏德行的行为,这样的人堪为流芳后世的名士吗?

  二.文名斐然,仕途坎坷

  刘勰在定林寺居住了十三年左右,期间写出了他的文学批评理论巨著《文心雕龙》,这部书上下篇共分十卷,有五十篇序文及赞文,刘勰以精湛优美的骈文笔法,对文学起源、文体类别、神思、风格、修辞、鉴赏、作家人品、文学语社会变迁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系统论述。范文澜曾说,“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鲁迅也将其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比,给予了崇高的评价:“篇章既富,评骘遂生,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诸如此类的赞誉可说是多不胜数。

  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初衷可能仅仅是文以自娱,正如他在《序志》的赞文中所说:“生也有涯,无涯惟智。逐物实难,凭性良易。傲岸泉石,咀嚼文义。文果载心,余心有寄。”这里不难体会出他的超然与洒脱,《文心雕龙》的写作无非是闲暇时心之所寄而已。然而,后来的一件事情让后人对他的写作初衷产生了臆测与遐想,据《梁书·刘勰传》记载:“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这里是说刘勰的书写成之后,为了扩大影响,装扮成卖货的商人背着自己的书去求见沈约,沈约既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更是权贵高官,虽然后来他确实深为刘勰的文才所折服,但是后人却由此认为刘勰热衷仕途,而且写《文心雕龙》的目的也是为了晋身官场。

  然而,不论刘勰是不是热衷于官场,他的仕途却真算得上是坎坷的,他在南梁初期最早的官职只是“奉朝请”,而后做了临川王萧宏的记室,萧宏是梁武帝的弟弟,记室其实就是负责整理和撰写文件的秘书,这也主要是因为他的文才得到认可。后来刘勰还做过临川王府中掌管车骑仓库的参军,做过太末县(今浙江衢县)的县令,当时大县设县令,小县设县长,所以他当时的职务大致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这算是他做过的最高的实职了。再后来他便主要是做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书舍人,这算是高层领导的机要秘书,很荣耀但也无实权。总体而言,他的仕途与他的才能相比显然是不甚得志的,我认为这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出身于没落士族,与庶族弟子无异,在南朝那个特别讲阶级的年代这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是制约他仕途的主要原因;二就是他的文名煊赫,这即是他得以进入官场的敲门砖,但由此也让权贵们只把他当作文人来看待,给他的职务也多是秘书之类的文员;第三个方面可能还是由于他自身清高孤傲的品性,注定了他不会致力于结交奉迎名流权贵。也许有人会为此嗟叹,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历史上有成百上千的王侯公卿,但刘勰却只有一个。

  三.整理佛典,晚年出家

  刘勰仕途的不顺虽然常常让人叹息,但却也成就了他另一个方面的功德,那就是参与佛典整理的事业。刘勰早年在定林寺依止僧祐法师的时候,就帮助整理寺院的藏经,这种整理并不是如同现在图书馆藏书的摆放和借阅,而是整理经录或者摘录出重要内容进行结集,我们看到僧祐法师流传下来的几种著作:《出三藏记集》是现存最早的佛教文献目录,这需要对当时流通的所有经论进行分类梳理;《释迦谱》是中国撰述的最早的佛陀传记,需要从各种经论中辑录佛陀的事迹进行加工;《弘明集》则是以文集的形式将有助于佛法传播的文章汇总起来,比如《理惑论》等名篇便是因此而得以保存,因此僧祐法师可以看作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最顶级的佛学文献大师,而这些著作能够顺利完成,其中便多有刘勰的功德。

  刘勰在做临川王记室的时候,梁武帝请僧旻法师在定林寺编《众经要抄》,刘勰曾随僧智、僧晃等人参与其事,但这个事情在刘勰的两个传记里都没有提到,而是在道宣律师的《续高僧传·释僧旻传》中有所提及。

  刘勰第三次参与经典的整理则是晚年奉敕与慧震法师于定林寺撰经,这次的“撰经”与以往对经论进行文献整理不同,具体是如何“撰”并没有明确记载,也未知形成什么著作,但据学者考据,这可能是因为梁武帝注解和讲授佛经的需要,而安排刘勰与一些学问高深的法师先行整理资料,以备梁武帝讲经和注解佛经之用,若果真如此,那么刘勰最后一次整理经典则是“御用枪手”的职务了,不过由此促进佛法的流传,也仍算得上的有功德的事情。

  在最后一次整理佛经的事情结束后,刘勰便上表请求出家,而笃信佛教的梁武帝也很痛快的就批准了,于是刘勰“乃于寺内变服,改名慧地”,这里所说的“寺”仍然是定林寺,虽然不知其剃度师是谁,但刘勰的一生与定林寺实在是缘分匪浅。在刘勰的传记中还有一句话说“未期而卒”,这也引起很多人的猜疑,按理推测的话,他换了僧服起了法名是肯定的,但可能没有受具足戒成为真正的比丘便去世了,这可真正是令人惋惜的事情。

  四.深入佛学,卫教护法

  刘勰的生平资料并不翔实,以至于他的生卒时间和一些重大事件的时间都难以确定,比如《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他“表请出家”的具体时间,等等,这引起了后世很多的猜测和争论,但比这些更让人有兴趣争论的则是他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倾向,有人说他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有人说他思想主要是道家玄学,有人说他笃信佛教精通佛法,其实这些争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尤其对于我们佛弟子而言,也并不需要借助刘勰这样的才子来抬高佛法的价值,佛法是追求解脱的出世法,何须与世学较量高下?所以对于我们而言,了解他在佛法方面的修养,感悟他对佛教的贡献,择其善者而习之,这才是有意义的事情。

  《梁书·刘勰传》中记载,“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这说明他在世时对佛法的深入便得到了佛教界的认可,而在现代的有关研究中,认为佛学思想对刘勰有深刻影响的也不在少数,如饶宗颐在《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一文中就说道:“总之,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家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周振甫则更明确的说,“刘勰的《文心雕龙》所以立论绵密,同他运用佛学的因明学是分不开的。”这样的论断当然也会有些感情色彩在里面,也有许多意见是与之相左的,但《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佛学元素确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文中经常出现的“般若”、“圆通”、“体性”、“物色”等概念,都能彰显出其中蕴含的佛学色彩,还有人提出刘勰具有明显的大乘空宗思想,他的“物色论”也是来源于佛法中的色空观,甚至《文心雕龙》之“心”与佛教的《阿毗昙心论》之“心”异曲而同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说后人对于《文心雕龙》是否蕴含佛学思想还有争议的话,那刘勰的另一篇代表作《灭惑论》则是毫无疑义的卫教护法的檄文。《灭惑论》的写作年代也已经难以考据,多数人都猜测是写于梁代,认为是梁武帝崇佛太盛,刘勰投其所好而作,但也有人认为《灭惑论》应该写于南齐时期,而且要早于《文心雕龙》,因其要破斥的对象《三破论》是南齐时期的产物,《三破论》是当时道士所写的毁谤佛教的文章,认为佛教“入国而破国,入家而破家,入身而破身”,刘勰站在佛教的立场一一予以严正的破斥,如其中言道:

  “二教真伪,焕然易辨。夫佛法练神,道教练形。形器必终,碍於一垣之里;神识无穷,再抚六合之外。明者资於无穷,教以胜慧;暗者恋其必终,诳以仙术,极於饵药。慧业始於观禅,禅练真识,故精妙而泥洹可冀。药驻伪器,故精思而翻腾无期。若乃弃妙宝藏,遗智养身,据理寻之,其伪可知。假使形翻无际。神暗鸢飞戾天,宁免为鸟?夫泥洹妙果,道惟常住,学死之谈,岂析理哉?”

  从刘勰的文中可知,他对当时佛道教之间的形神之辩等问题有着深切的见解,对于作为佛法目的的涅槃以及作为修行方式的禅观都有明确的认识,这在普通的知识分子中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了,而且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佛法信仰的坚定,绝非如后世腐儒所揣测的那样利用佛教晋身仕途。

  纵观刘勰的生平和思想,我们可以断定他是真正具有佛教信仰而且对佛法有深入了解的佛弟子,他的出家绝非是出于世俗理想的不如意,后人对他的度测猜疑虽多,但正如他在《知音》中所说,“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无论别人如何评论,凤凰都不会变成草鸡,珠玉都不会变成顽石,但我们通过了解刘勰这样的古代贤哲,通过抉择其思想,却可以增强我们的慧力,坚定我们的信根。若得如此,则善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