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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遗书的吐蕃特色与藏经洞封闭之谜

作者:上山大峻

  前言

  收藏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遗书,到底属于什么范围的文献?在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被封入第17窟?对此有着种种假设川,但都未能得到公认。不过,搞清上述原因,对我们正确地将这些遗书作为研究资料来使用,以及正确地理解敦煌佛教本身都是极其重要的。当然,如果对敦煌遗书采取所谓“找宝式”的收集资料方式,那可以姑且不论;但如果采用归纳法那样的研究方法,从总体来研究敦煌佛教的历史及教义,那就必须了解作为资料基本来源的第17窟藏经洞出土的遗书的性质。

  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同时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与吐蕃相关的文献数量甚多。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我对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性质的看法,请诸位指教。

  一、大量的吐蕃资料被封人藏经洞

  藏经洞发现的遗书中,有许多非汉文遗书。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藏语文献。但是,这些藏语文献至今未能引起足够的关注。那些关心敦煌遗书的研究者,大多出于对自己研究领域的关心,由此到敦煌遗书中收集资料,这种方法成为目前敦煌学的主流,而从总体把握敦煌遗书的观念比较淡薄。

  笔者正好对以往从来没有纳入中国佛教研究的昙旷、法成、吐蕃僧静等问题作过研究,从这一研究经验出发,深深感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着大量的与吐蕃有关的文献,受到吐蕃佛教极大的影响。当然,除了与吐蕃佛教有关的文献外,敦煌遗书中也有大量的吐蕃统治以前的汉文文书、吐蕃统治以后的文书。我曾经向已故的藤枝晃先生提到过,敦煌遗书中与吐蕃有关的文献特别多,这有点异乎寻常。藤枝先生回答我:“那是因为你对吐蕃佛教感兴趣,并带着这种观点来看待敦煌遗书的缘故。”但即使我本人有着这样的学术背景,敦煌遗书中有这么多的与吐蕃有关的文献,不仍然是很异常的事吗?

  从藏经洞取出的吐蕃资料,现在分别保管在大英图书馆(斯坦因特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特藏)、北京图书馆(中国政府收归、大谷探险队收集品)、俄国科学院(奥登堡特藏)等地,目前还无法从总体作把握。根据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记载,各国拿走后,留下的藏文遗书有“94束,405斤”。藤枝晃则推测“大约有1000公斤”。我想,如果把各地保存的藏文遗书也统计进来,其数量将极其庞大,足以与汉文遗书匹敌。

  保存在敦煌的这些吐蕃资料,是从敦煌被吐蕃统治的786年起,到张议潮起事驱逐吐蕃势力的848年止,所使用与积累的。不过,也有被认为是848年以后形成的吐蕃禅文献,反映出848年以后,吐蕃文化继续存在。

  二,所保存的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资料

  吐蕃统治时期的佛教文献中,最多的足藏文与汉文的《无量寿宗要经》。该经是吐蕃赞普赤热巴中(815—841在位)于826—827年,为做功德而下令大量抄写的。这批经典曾经保存在哪里,这还是一个谜。我认为,藏经洞所保存的,即使不是当时所抄的全部《无量寿宗要经》,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即使是汉语经典,《大般若经》,《金刚般若经》、《金光明最胜王经》等吐蕃时代写经,所占比例也很多。

  还有一个特点是,吐蕃统治时期很活跃的大蕃国三藏法成(hCoChosgrub)的著作及相关文献,被很好的保存下来。特别是他晚年(854—859)在沙洲开元寺讲解《瑜伽师地论》的讲课笔记以及弟子们的随听疏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此外,我们知道,法成曾经钻研过很多昙旷的著作。昙旷生活在法成之前,是长安西明寺的学问僧,为避难而从长安来到敦煌。昙旷的著作的写本保留下来的也不少。

  无论在汉文中,还是在藏文中,都很好地保留了发生的吐蕃的摩诃衍与印度僧人论辩的纪录。由此可以得知,有关吐蕃佛教界的情报与文献当时可以顺畅地传到敦煌。

  但是,敦煌遗书并非全都是这些吐蕃统治时期的写本,其中既有吐蕃统治以前的经典等等,也有吐蕃统治结束后归义军时代的文献。并且,在归义军文献中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文献与“三界寺道真”(曾于934年—987年任都僧统的)相关。如下所述,这也就成为封存的遗书原本保存在三界寺的依据。

  三、三界寺、净土寺的性质

  如研究者已经指出的,敦煌遗书中经常可见三界寺、净土寺的藏书印。所以,藏经洞所藏乃这些寺庙保存的遗书。我同意这一观点。根据土肥义和的研究,到840年左右,三界寺、净土寺才开始出现在敦煌遗书中。而在这时,在吐蕃统治时期曾经见到过名称的永寿寺,永康寺却不见了踪迹。所以,土肥氏认为,三界寺、净土寺乃由永寿寺、永康寺改额而成13’。

  就其中永康寺而言,833年—838年左右,法成曾以该寺院为据点,完成了《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六门陀罗尼经广释开决记》、《大乘稻秆经随听手镜记》等著作。其后,法成转移到甘州修多寺这一吐蕃佛典译场-但我想,这以后,起码在吐蕃统治时期,永康寺曾是吐蕃系学问与资料的一个积集地-永寿寺的详情不清,但我认为它与永康寺大概具有相同的功能。三界寺,净土寺因此而原样保留了吐蕃统治时期的色彩及其相关文献。顺便说一下,伯2284号是法成集《大乘稻秆经随听疏》,有题记:“永康寺后辈法律比丘福渐受持,并兼通《稻秆》及坐禅,并具足义。”其上有净土寺藏经印。所以,永康寺很可能就是净土寺。

  四、为何将吴家窟作为藏经洞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藏经洞本属吴家窟。该吴家窟由三部分组成:下段是第16窟(主窟)与第17窟(耳窟/藏经洞),中段是第365窟(七佛药师窟)与第362窟(靠近第365窟北横头,洪辩影像被移列这裹),上段是第366窟。中段的第365窟中有藏文铭文,记载该窟是赞普赤热巴中(806—841)时代的壬子年(832)到甲寅年(834)修建的。

  该窟群的窟主吴洪辩(hCoHonben)在吐蕃统治时期是“大蕃沙州释门教授和尚”,复归唐朝以后,被任命为“都僧统”(告身为大中五年[851])。大中七年(853)以后不久逝世。从吐蕃统治时期到张氏归义军时期,他一直是敦煌佛教界突出的领袖。

  如马世长的《关于敦煌藏经洞的几个问题》所说,封存敦煌遗书的第17窟藏经洞,曾经是该窟主吴洪辩的影堂。但敦煌僧人把其中原来安置的窟主的影像搬到中段的第362窟,告身版也被搬出去,大概因为要封藏的遗书很多,嫌影像碍事,所以把它搬出去吧!但为什么要采用这种方式封藏遗书?这实在有点难以理解。

  遗书的封存地点是吴家窟,这一点与前面所说的敦煌遗书中有许多与吐蕃相关的资料,以及大量保存法成的资料,我以为是有关的。法成,即“吴法成”(hGoChosgrub),他姓“吴”。北京图书馆所收藏的北敦14676号《吴和尚藏书目录》(由方广锠氏发现)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就产生这样一种可能,即与吴洪辩,吴法成这两个在吐蕃统治时期很活跃的人物相关的资料,由永寿寺、永康寺保存,而为三界寺、净土寺所继承,进而被封入吴家窟的耳窟中。

  当然,在此并不是说吴法成的著作统统都收藏在吴家的藏经洞中。有些著作看来保管在其它地方。土肥义和报告说,从“此一纸请于故经处安置”这样的语言来看,寺院里存在著名叫“故经处”的地方。三界寺、净土寺也有那样的地方,在那裹堆积着从前代积留下来的旧经典以及旧文书。这些东西大约就被收入藏经洞。按照土肥的说法,藏经洞的封闭上限为1006年,距离吐蕃统治结束的848年,已经过了158年。这158年间在三界寺、净土寺积累的东西也加入其中。大概当时出于某种原因,需要把这些东西移放到其它地方去,由于旧经典、旧文书中很多东西都与吐蕃有关,而三界寺、净土寺过去与吐蕃佛教也有关系,所以就把吐蕃时期曾经很活跃的吴家家族的洞窟作为存放的地点了。

  五。为什么把吴洪辩的影像搬出去

  荣新江氏把敦煌遗书封入藏经洞的理由分为“废弃说”与“避难说”。那么按照上述的分析,(藏经洞的封闭)自然属于把已经“废弃”的东西,进一步“废弃”掉。

  所以,我的推测是:由于吐蕃统治时期的东西很多,所以选择与那个时代有关的吴家窟,把东西封在里面。但是,即使那样,为什么要把吴家窟的窟主吴洪辩的影像搬出去,告身也搬出去,从而确保一个收纳遗书的场所呢?对于这一点,确实难以理解。

  如果从善意的角度来说,大概与影像相比,当时的人们更加重视遗书,为了能够有一个收藏遗书的场所,不得已只好将影像与告身搬了出去。另一方面,如果从恶意的角度来解释,那就是对吴洪辩尊崇的心情已经淡薄(当时距离他的逝世已经大约153年左右),为了确保旧文书有一个废弃处,所以做了那样的处置。

  总之,我认为,当时产生了需要将三界寺、净土寺所保存的旧文书移放到别处去的需要。如果追究它的原因,那可能是这两个寺院已经成为废寺,也可能是要把可以一直追溯到吴家的带有吐蕃色彩的东西一扫而光。

  不过,就保存旧资料而言,应该看到当时存在着这样一种基本背景,即有一种把佛典及舆寺院有关的文书当作“神圣的东西”予以保留的风俗。西藏有“伏藏”的风俗,至今也还有不仅仅对经典,即使对写了字的东西都要全部郑重保存、崇拜的传统。按照这种习惯(如果当时已经有的话),那就也有这样的可能,亦即继承了吴家传统(可能属于吐蕃系)的残余势力选中与吐蕃有关的吴家窟,(把敦煌遗书)作为重要的东西保存起来,犹如“伏藏”一样。总之,我们现在很难知道当时封存逭批东西的真实意图。

  如果说,藏经洞保存的资料原来属于三界寺、净土寺所有,那么,其它寺院的东西下落如何呢?根据前述《吴和尚藏书目录(北敦14676号)》,咸通六年(865)左右,敦煌管内的都司(都僧统所在地)——灵图寺有一个图书馆。至少在这里收藏着形态完整的佛教文献及文书。但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其下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散了吗?或者像第17窟藏经洞那样被封存起来了呢?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决不是可以反映敦煌佛教全貌的资料,而只是某个特定范围的东西。

  (作者:上山大峻,龙谷大学学长、教授。)

  《戒幢佛学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