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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二十二问》之最末一问:昙旷对部派问题的认识

作者:王邦维

  在敦煌的佛教史上,唐代的昙旷似乎是一位曾经有过影响的人物。但昙旷的事迹在传统的佛教文献中未见记载。昙旷为人所知,是在藏经洞文书被发现之后:自从在敦煌文书中发现昙旷和他的几种著作,研究敦煌佛教的学者已经做过不少研究。其中工作做得最多、最捆的,大概首推日本的上山大峻和现居美国的巴宙刚位先生。除了论文以外,上山出版有《敦煌佛教研究》一书,书中的第一章即以“西明寺学僧昙旷与敦煌佛教学”为题。巴宙则出版有《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巴宙的书,如书名所示,研究的重点是昙旷的著作《大乘二十二间》:

  我对昙旷并未做过专门的研究,但很久以前因为其它的研究题目,曾经对昙旷的《大乘二十二问》中最末的一问发生过兴趣。今蒙会议主办者邀请,有幸与会,即以此为题,谈一点对《大乘二十二问》中最末一问的看法,希望由此也能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增加对敦煌佛教的了解,当然还希望借此机会得到诸位学者的指教。

  敦煌文书中现存的《大乘二十二问》略有残损,但基本上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与敦煌文书中其它的作品比,篇幅中等,有一定的规模,因此内容相当丰富。依照上山和巴宙的意见,它是昙旷晚年的著作,代表了昙旷在佛教义理研究方面最高的成就。这些意见,都很正确,我都表示赞成。我的一些看法,有时候也参考了他们的意见。

  如篇名所示,《大乘二十二问》分为二十二个部分,即二十二个问答。如果从内容来作大的区分,前二十一问涉及的主要是教义问题,只有最末一问涉及的是佛教历史上的部派问题。这样的结构,恐怕不是随意的安排,而有昙旷自己或者问题设计者特别的用心。而从篇幅上看,在整个《大乘二十二问》,最末一问文字则最长,其长度往往是其它一问的两倍或三倍,甚至更多一些。

  已有的研究,涉及前二十一问的较多,涉及最末一问则很少。以下讨论的范围因此仅限于最末一问。我依据的文本,是手头借到的巴宙《大乘二十二问之研究》一书中的抄录本,但部分文字和标点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做了一些校正。

  我的讨论大致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大乘二十二问》抄本的基本情况。这是讨论问题的起点,但这方面我没有自己的新发见,仅仅只能介绍上面提到的上山和巴宙等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包括他们对抄本的整理情况。

  二,昙旷在这最末一问中对佛教合派的理解和讲法,根据是什么?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三、从研究佛教史的角度看,昙旷对部派的理解和讲法,说明了些什么问题?

  以下讨论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开始,先看《大乘二十二问》的提问:

  第二十二问云:佛在世时众僧共行一法,乃佛灭后分为四部不同,于四部中何是一法?

  这个问题看起来很一般,但熟悉中国佛教史的人应该知道,正是这个问题,几乎从佛教传入中国的一开始,就让中国的佛教僧人和佛教学者觉得是很大的一个疑问。当然,这种情形并不奇怪,印度佛教的部派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一个问题,甚至可说是纠缠至今。

  昙旷的问答,开首的一段很平常,与一般的传说没有什么不同:

  谨对:佛在世时大师导世,真风广扇,法雨遐沾,共禀慈尊,别无师范。大士慷道,不二法门。小乘遵途,混一知见,并无异辙,咸禀通达。及至觉归真,邪魔孔炽,毕生失御,正教陵夷,遂使一味之法,分成诸见之宗;三藏微言,湮减群迷之口。竞申别趣。各擅师资,互起憎嫌,更相党援。始分部执,盛开二十之名。

  但接下来有好些地方则值得我们加以注意:

  终久流行,但闻四五之说。所言四者,即是西域各有三藏,盛行四宗。但就律宗说有五部:一者萨婆多,即《十诵律》,汉地似行。二昙无德,即《四分律》,汉地盛行。四弥沙塞,即《五分律》,汉地少行。四摩诃僧祇,即《僧祇律》,汉地不用。五《迦摄毗耶律》,空传律名,但有戒本。东方五部从西域来,西域四部咸传本有,皆称佛说,并号圣言。今者须明有之始末。部执初兴,即二十别。及传永久,唯四五存。先明二十名之所因,后配四五教之同异。

  在这裹,昙旷显然认为,关于佛教的部派,有“四”和“五”两种说法(“但闻四五之说”)。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人奇怪的,因为这两种说法在昙旷之前早巳存在。有意思的是昙旷对这两种说法有自己的理解。昙旷的理解,主要就表现在他的这段话中。这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讲佛教部派,“所言四者”,即“四部”,是指“西域”,“东方”(中国)则是“五部”。五部之说,是就律的传承而言。

  第二、昙旷认为,部派之分,最初是二十部(“部执初兴,即二十别”),流传到后来,只及传永久,唯四五存。剩下四部或五部(“及传永久,唯四五存”)。

  第三、昙旷提到的汉地佛教部派律流传的情况,与此前的情况已经有所不同。具体地讲,依照昙旷此处所讲,说一切有部的《十诵律》,在汉地似有流行,法藏部的《四分律》在汉地盛行,化地部的《五分律》在汉地很少,大众部的《僧祇律》汉地不用,饮光部的《迦摄毗耶律》则是空传律名,仅有戒本。昙旷的时代已经是在晚唐,但我们知道,唐初的情形并非如此。隋末唐初以前,在漠地最流行的,不是《四分律》,而是《十诵律》和《僧祇律》。而在中唐以后,《四分律》很快取代了《十诵律》和《僧祇律》,成为漠地唯一流行的一种佛教律。昙旷的说法,的确反映了这一事实。

  第四、昙旷努力要想做的,是“先明二十名之所因,后配四五教之同异”。昙旷以下的“答问”便是如此。

  为了“先明二十名之所因”,昙旷先从《文殊师利所问经》中引用了一大段的文字,说明佛教分裂为二十部派的来历,然后再把与佛教部派的分裂与大天有关的故事讲述了一遍。从文字和内容看,昙旷讲话的根据,大部出自《大毗婆沙论》和《异部宗轮论》等书。昙旷大致是杂揉几种说法。两段文字都很长,不用再抄引。但此后的话则又值得注意,因为有一些是昙旷自己的发明。昙旷根据自己的理解“配四五教之同异”:

  以四五部相配属者,汉地所名五部中名萨婆多部者,即四部中说一切有,当二十中第十一部。昙无德者,唐言法藏,四部中无,即二十中第十八部。弥沙塞者,唐言化地部,四部中无,是二十中第十七部。摩诃僧祇四中大众,即二十中第一部。迦摄毗耶,唐言饮光,即二十中第十九部。其四部中初一上座,五部中无,即二十中第十部。四中正量,五部中无,是二十中第十五部。如是东西共行六部:一上座部、二说有部、三大众部、四正量部、五化地部、六法藏部。余十四部两处不行。其化地部本出印度,印度已灭,于阗盛行。其法藏部本出西方,西方不行,东夏广阐。化地、有部,汉地似行。上座、正量,印度盛行,余方不见。

  对照其它各方面的材料,昙旷的理解,可以说基本正确。在昙旷的时代,已经既没有像鸠摩罗什或真谛那样知识渊博,从西域或印度来到中国的佛教僧人,也没有像玄奘或义净那样亲身到过印度求法,对中印两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刻理解的大师级的人物,能有这样的理解,应该说已经比较高明。而且,昙旷的造段话,也不是没有一点新意。除开他试图“配四五教之同异”这一点外,他还提到了化地部在于阗的流行。考虑到昙旷身处敦煌,于阅历史上与敦煌的联系又最为密切,他的意见不能不予以特别的注意。

  我一直有一个看法,佛教的部派问题,自一开始就与佛教律的传承有最大的关系,因此不管足在印度还是中国,往往是传律的僧人最关心部派的分别。印度的情形暂不论,中国南北朝时的僧祐就是典型。唐代的道宣在历史上也是最重传律的僧人之一,道宣所在的长安西明寺当时曾是漠地传律的中心。昙旷本人,曾经在西明寺学习遇,如果说他在这方面的知识,与西明寺的学统有关,这或许不能说没有根据。

  最后谈问题的第三个方面:从研究佛教史的角度看,昙旷对部派问题的理解和讲法,有些什么意义?对此我的看法是,昙旷在《大乘二十二问》最末一问中对佛教部派问题所做的种种解释,对我们今天了解当时敦煌乃至漠地的佛教僧人对佛教教义以及佛教史的理解和研究状况是有价值的。它至少可以说明两点:

  第一,昙旷力图调和四部与五部两种说法。这一定程度上有些类似此前中国佛教僧人提出的“判教”之说,只是传统的“判教”多从教义方面考虑,而非律与部派的传承。但二者的实质一样,目的都是依据中国人对佛教理论和佛教史的理解,对印度佛教原有的理论和历史做一番改造,以适应新的中国佛教宗派的理论,同时为更新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理论空间。这其实也是佛教愈益中国化的表现之一。在当时这已经是大势所趋。玄奘、义净之后,虽然也有不多的中国的求法僧前往印度,但他们已经不能取得像玄奘、义净那样的成就和影响。人们对印度佛教实际的情形实际上也越来越隔膜,或者说并不像过去那样关心。人们更关心的是在现有的知识和理论框架下,调和与改造传统的说法,同时构建出新的理论。这样如此有意和如此用心地调和四部与五部两种说法,在中国佛教史上昙旷应该是第一人,而且在他之后关心这个问题似乎也很少。

  第二、昙旷在做这种理论的改造与构建时,讲“东西共行六部”,他把东方与西方,即中国与印度放在一起考虑,这一点值得欣赏。在昙旷的眼中,似乎整个佛教世界就是由这两部分组成。佛教中心东移的趋势,在昙旷的答问中已经可以看到一些征兆。

  所有这些,使我觉得,对昙旷及昙旷著作以及中晚唐时期敦煌佛教的研究,应该还有更多的作为。以上所谈因此祗能算是一个尝试。

  (作者:王邦维,北京大学东方研究院院长、柬方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戒幢佛学_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