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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的饮食禁忌略辨

作者:文贤

  在南传、汉传和藏传佛教三支中,汉传佛教对于饮食的规定尤其严厉。但佛教饮食禁忌较少带有宗教神圣性的色彩,与其说它是一些强制性规定,不如将其视为生活与修行的指导方针。

  当今人们对于佛教的理解部分来自影视作品,虽然一般人对理想佛教的认知多半是佛门清静、戒律森严,但出家人中,除了《西游记》主角的原型玄奘法师,最为人所熟知的可能要数饮酒吃肉、行迹市井的道济禅师(济公)了。

  抛开文艺作品和传说故事,事实上,佛教律典对于出家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在南传、汉传和藏传佛教三支中,汉传佛教对于饮食的规定尤其严厉(日本佛教是一个例外)?大多数宗教典籍都会涉及一些饮食方面的禁忌,譬如《圣经·旧约·利未记》中对可食用与不可食用动物的复杂划分,有关饮食的禁忌一般包含了食物的种类、食用方式、禁忌的适用人群,禁忌的适用场合等方面,汉传佛教典籍中也有诸多关于饮食禁忌的内容,散见于佛教三藏典籍各处,而以律藏为相对集中,

  曹魏嘉平年间(249—254),天竺僧昙柯迦罗在洛阳译出《僧祇戒心》,“中夏戒律,始自于此”(《高僧传》卷1)。此时,距佛教初传入夏已愈两个世纪,东晋十六国之后,在诸多高僧的推动下,至南北朝时期,绝大多数现存的汉传律论均己译出,包括小乘的“四律五论”,大乘的《梵网经》、《菩萨地持经》等,这些律典的翻译大大推动了汉地佛教界的戒律实践,并直接促成了唐代律宗的创立,有趣的是,汉传虽是大乘佛教,然其戒律体系却以小乘诸律为基础,比丘与比丘尼所受具足戒依据的是法藏部的《四分律》(经过唐代律宗祖师道宣法师的大乘化阐释),大乘菩萨戒反而成为一种在小乘基本戒律之上附加的、且出家众与在家众都可以受持的加行。于是,汉地僧人同时奉持小乘具足戒与大乘菩萨戒,在家居士则在一般的五戒之外亦可受菩萨戒。这些戒律涉足宗教信仰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饮食方面的禁忌。

  佛教僧人的饮食禁忌,南传、汉传与藏传三地在实践中并不统一,除了各地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也涉及大小乘佛教对于食物禁忌的不同规定,小乘有关食物的禁忌相对集中地载于四律五论中,而大乘佛教的论述往往散见于经藏的不同经典中。下文就有关酒、五辛和肉三类食物在佛典中的论述进行讨论。

  一、酒

  从针对优婆塞、优婆夷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和沙弥尼的十戒,式叉摩那的六戒,到比丘和比丘尼所受的具足戒,再到大乘菩萨戒诸如《梵网经》中的十重戒、四十八轻戒,不饮酒是佛教大小乘诸戒的共法,

  不杀、不盗、不淫、不欺、不饮酒此五戒早在反映早期佛教面貌的四部《阿含经》中便有记载,对佛教徒而言,五戒须“尽形寿”奉持,即终身不饮酒,无有例外。

  佛教戒律讲求“开遮持犯”,即戒条在一定的因缘条件下是可以网开一面的,就酒戒而言,如果其他药物无法医治,必须用到酒,或者仅以酒涂疮等外用,则不算犯戒。佛教戒律从不饮酒还进一步拓展到其他行为,包括不得劝说他人饮酒、不得买卖酒类等,如《梵网经》中,自饮酒和教人饮酒触犯四十八轻罪,而酤酒则位列十大重罪之一,对于不满足于“止戒”,更追求“作戒”的大乘佛教徒而言,除了自不饮酒,还要“教人不饮酒”:

  为何要严禁佛弟子饮酒?在不同的经典中,佛陀开示了各种原因,作为十善之一的不饮酒使人“生便聪明,无有愚惑,博知经籍,意不错乱”,从而“心意不乱,持佛禁戒,无所触犯”(《增一阿含经》卷16),多从修行的角度来谈论戒酒的益处。因此,五戒中的杀、盗、淫、妄语四戒被称为“性戒”或“性重”,是根本戒,而饮酒令心散乱,导致“惭愧心坏,于三恶道不生怖畏,以是因缘,则不能受其余四戒”(《优婆塞戒经》卷3),被视为“遮戒”或“遮重”-除了破坏持戒修行,《四分律》中详细提到了饮酒的十种坏处:脸色难看、乏力、影响视力、面容嗔恨、挥霍资财、增添疾病、引发争斗诉讼、恶名流布、智慧减少以及死后堕人三恶道(即畜生、饿鬼、地狱三趣)。

  由此可见,从世俗角度而言,饮酒既影响今世的现实生活,又使人死后与善道无缘;从宗教修行角度而言,饮酒令心散乱,触犯戒律,对佛教徒而言,可谓百害无一利:

  二、五辛

  五辛是指五种吃后易造成口腔异味的辛辣食物。不同佛教典籍中关于五辛的记载略有出入。《梵网经》称为大蒜、革葱、慈葱、兰葱和兴渠,《大明三藏法数》即以此版本注解五种食物:天台智者大师的《菩萨戒义疏》称五卒为蒜、葱、兴蕖、韮、薤。《人楞伽经》只提到葱、韮、蒜、薤,而刘宋求那跋陀罗译的《楞伽经》则用“葱及诸韮蒜”来指代。由于翻译术语的不统一,不同的中文称渭可能对应于同一种食物,而不同版本之五辛合计亦可能不止五种,但不出洋葱、青葱、韭菜、大蒜、香菜等气味浓烈的食品,而诸如辣椒、生姜等辛辣但不引起口腔异味的食品则不在五辛禁忌之列,

  对于食用五辛的危害,大乘经中有明确的说明,最著名的说法如《楞严经》云:

  当断世间五种辛菜,是五种辛,熟食发淫,生啖增恚,如是世界食辛之人,纵能宣说十二部经,十方天仙嫌其臭秽咸皆远离,诸饿鬼等因彼食次,舐其唇吻常与鬼住,福德日销长无利益-是食辛人修三摩地,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未守护,大力魔王得其方便,现作佛身未为说法,非毁禁戒赞淫怒痴,命终自为魔王眷属,受魔福尽堕无间狱-

  因此,该经提出,对于修习菩提道者而言,断绝五辛是其修行道路上的第一步。如果能做到“五辛荤物悉不食”,那么此人“身无有臭秽,常为诸天、一切世人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大般涅槃经》卷11)。

  事实上,《阿含经》以及汉泽四律五论中并未直接提到“五卒”或“五荤”的称谓,《阿含经》中更是连蒜、葱、韮等名称都未提及?五辛的说法多见于大乘经:  四律五论中多只是涉及五辛中的某一类或几类,提得最多的是蒜,相比大乘经的天人神鬼叙事,很多律典则从僧团生活的现实角度,记载了不食五辛类食品的制戒过程。

  其实,五辛的禁忌主要出自大乘经,在反映早期佛教面貌的《阿含经》以及包括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在内的部派佛教四律五论中并没有五辛或五荤的提法(今天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依然没有五辛禁忌)。在四律五论中唯一的禁忌是食蒜,这一禁忌是在僧团日常生活中因上述两种因缘,佛陀随犯而制,逐步形成的。

  三、肉

  汉传佛教的大乘菩萨戒严禁食用包括鱼、禽在内的一切肉类。《梵网经》提到佛弟子“一切众生肉不得食”,因为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诸多经典中都有类似提法,《楞伽经》卷4罗列了各种不应食肉的缘由:众生辗转轮回,所食之肉很可能是自己去世的姻亲眷属;禽畜乃至狗狐人兽等肉屠夫杂卖;生不净之气令众生恐怖憎恶;使修行者慈心不生;肉本身臭秽不净;今各种咒术无法成就;食肉之人为诸天所弃;令口气臭;多噩梦;使人贪著,饮食无节制;令修行者不生厌离世间之心;凡夫想食肉时,应该将此视为食子之肉、服药等,由此放弃食肉。

  《楞严经》卷6更是从修行的角度强调:

  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

  刹,报终必沈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

  由此可见,食肉与饮酒一般,于世俗生活和出世修行两方面均无益处,梁武帝所下的《断酒肉文》诏是不饮酒不食肉之因的集大成者,他运用王权,将素食推广到汉地的寺院僧团,形成流传至今的汉传佛教食素传统:

  四、总结

  佛教戒律是在释迦摩尼佛带领僧团的修行生活中逐步摸索出的一系列规定,规制的形成多遵循随犯而制的原则。佛典中关于饮食的禁忌颇多,通过对酒、肉与五辛这三类主要禁忌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佛教的饮食禁忌,是在实践中不断添加、并逐步严格化的。早期部派佛教与后期大乘佛教在禁酒议题上高度一致,但对待食肉和五辛却立场不同,并部分造成今天南传上座部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僧团日常饮食禁忌的差异。由于佛教戒律中有“随方毗尼”之说,如佛陀所言,“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五分律》卷22),因此,为佛教戒律的删改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随方毗尼之所以存在,和佛教戒律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    就饮食禁忌而言,圣经中将各种动物分为洁净的与可憎的,正确地选取食物事关一个人的圣洁性,而后者又关系到他是否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在依靠他力解脱的一神教语境下,食物与神圣是极度关联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信徒也要圣洁,那就不能吃那些不圣洁的食物。正如已故人类学家玛丽·道克拉斯所言,在此,神圣性只是事关圣洁与憎恶的分隔。

  佛教关于饮食的禁忌较少带有宗教神圣性的色彩,与其说它是一些强制性规定,不如将其视为生活与修行的指导方针,因为它关系到佛教徒自身日常生活的顺利以及后世不受恶报,更重要的是它还事关能否成功地通过宗教修行以达到解脱生死、出离三界的最终目的。毕竟,佛教戒、定、慧“三学”中戒是基础,“以戒为梯”才能升至“无上慧堂正法之阁”(《中阿含经》卷19),

  摘自:《圆音》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