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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家黄忏华的杭州缘

作者:龚玉和

  佛学家黄忏华(1890-1977)在我国佛教史上有一定地位,也是南社一位颇有影响力的成员,他的著作《中国佛教史》自从1940年由商务书局初版后,一版再版,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被全国众多佛学院列为必修课教程。多年来,被誉为中国人写的第一部汉传佛教史,也是我国第一位采用现代学术方式撰写佛教史的先驱人物。

  《中国佛教史》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写到清末佛教在中国再次复兴,对佛教传来中国后的演变、发展、衰微、再兴等作了系统论述。史料丰富,考证有据,文字流畅,一直到今天仍受到研究中国佛教专家的重视。

  《中国佛教史》从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开始,一直写到清末佛教在中国再次复兴,对佛教传来中国后的演变、发展、衰微、再兴等作了系统论述。史料丰富,考证有据,文字流畅,一直到今天仍受到研究中国佛教专家的重视。

  黄忏华先生能诗善文,二十多岁享有文名,一生动于笔耕,尤其是对中国佛教研究,造诣甚深,其佛学的著述,诸如,《佛教各宗大意》、《佛学概论》、《华严根奉教义》、《金刚顶菩提心论浅释》、《佛学丛话》等,至今仍被众多佛学院列为必修课本或参考书。除了佛学著作外,还有译作、哲学、文学作品(《近代美术思潮》、《西洋哲学史纲》、《印度哲学史纲》、《现代哲学概观》、《弱水》、《献曝集》、《怀芳楼零拾》等),五十年代后,台湾、香港均有出版。

  我们有幸于2017年9月8日在下城区地方志办公室再次见到了忏华先生的女儿(黄本元女士),请她谈谈父亲一生的故事,特别是在杭州的经历黄女士说,父亲忏华祖籍在广东顺德陈村,自幼就跟随爷爷黄金钺居住在南京城南的泰仓巷,爷爷是光绪九年进士,曾任清廷宿迁县知事(县长)。

  父亲在杭州养病与写作

  初到杭州时,我们一家人住在栖霞岭的香山寺(香山寺以香山洞而得名),又称香山精舍,不过,我们只是暂住在那里(二年多)。.

  记得当年栖霞岭山脊有一个小院,住着父亲的一个朋友,叫孙慕堂(1889—1957),一位当时颇有名望的画家。小时,父亲常带我到他的住所玩,他家住在岭上一座收拾得十分整洁的小院里。

  我家在香山寺只是过渡。后来,经孙老先生介绍,又搬到附近风林寺旁的牛将军二弄去住。这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巷,我们一家人住在弄内的一个院里(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位置上),地方相当幽僻,父亲与往常一样,每天仍奋笔疾书。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原屋所在地准备建造杭州饭店(今杭州香格里拉饭店)。一家人搬到城里的法院路54号(今下城区青春路、仁德里口)的一座石库门房子,父亲一直到过世为止(1977),都住在那座房子里。

  五十年代,父亲从事佛学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灵隐寺进行翻修,父亲先在灵隐寺的修复委员会做事。上世纪五十年代,经赵朴初先生的介绍,父亲到上海静安寺图书室任职,对图书室的书籍、资料做一些整理,校点与考据工作。那段时间,还担任上海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理事这些职务。

  由于父亲学习过梵文与藏语,对唯识学、印度哲学、西洋哲学与藏传佛教均有研究,由此,参与了周总理主持的锡兰(今斯里兰卡)英文部分《佛教百科全书》的编写以及《辞海》佛学部分的编撰工作。

  父亲生活简朴,从不张扬

  到了一九六一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邀请父亲返回杭州,聘为浙江省文史馆的馆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行事低调,从不张扬,一个心态宁静、与世无争的人。父亲常常告诫我的话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凡事都要顺其自然,不可强求。”

  记得有一天,他对我说:“刚收到《辞海》编辑部来信,他们告诉我,我参与编写的那部书《辞海》,已经出版,编辑部给我寄来—套洋书,已经寄到了省文史馆,编辑部让我自己到文史馆去取。”

  于是,我(黄本元)陪他到了文史馆,父亲向管理人员问及那套样书时,管理员告诉他,他们原以为这套书是寄给文史馆的,所以已经放在图书室的书柜里(公家财产了)。父亲听了,也没有说什么,默默的走了。

  在回家路上,我问父亲:“那套书明明是寄给你个人的样书,为什么不向他们要回来?”

  他说:“放在图书室也好,这部书大家都能看到了,我将它拿回家,只有我一个人看。”

  在那个年代,父亲从不与我谈自己过往的生活,也不说以往的成就。坦率的说,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他的书籍再而三的出版后,各地好评如潮时,才知道父亲一生所作所为的。

  寓居杭州时,父亲经常带我出去会会他的一些老朋友,诸如,画家黄宾鸿,国学大师马一浮,以及居住在栖霞岭的杭州大学哲学系教授严群(翻译家严复的直孙),还有郑晓沧、王驾吾、姜亮夫、陈樱宁(后任中国道教协会副理长)。父亲与老朋友谈得十分投缘,不过,我当时只是一个蒙蒙无知的小孩,只知道他们是些大学问家,并不清楚那些人都是辈受人尊崇的学界泰斗。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爱看书、爱写作。

  解放以后,他住在我们租来的那个十五平方米的小屋家(法院路54号)中,在那张既当饭桌,又当书桌的方桌上写作或者看书。在写作时,不喜欢别人打扰他。有时快吃饭时,母亲偶尔去帮他收拾一下,动动他的书稿,他就会很不高兴。

  父亲不抽烟,不打牌,不喝酒,不太善于交际,平时沉默寡言,读书、写作成了他惟一的嗜好。在我们的房间里,除了一大一小二张床,一张方桌”几只箱子以外,一半的地方都堆着书。

  文革时,我们厂(杭州轴承厂)造反派对我说:“你家的书肯定全是宣传封建迷信的东西,你将这些书送到厂里来销毁。”我说:“家里有那么多书,我怎么拿得动?”那时,造反派们忙着抄家、内斗,也顾不了那么多。

  在运动中,父亲的那些老朋友纷纷受到批斗,几乎无一能够幸免,不是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批斗、抄家,挂牌、戴高帽游街,就是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幸好父亲的生活一向低调,谨言慎行,与他交往过的人不多,居民区也没有把他怎么样。

  文革开始时,父亲自动对号,去居民区去报到,自述曾在国民政府立法院工作的经历。人家见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平时安分守己的呆在家里

  (不太出门),又是一个浙江省文史馆的馆员,也没有为难他什么,将他放回家了。

  虽说父亲在文革时期躲过一劫,但那些日子,他仍然非常紧张与害怕。父亲对我说,中国佛教协会早年请他到北京的中国佛教学院教书。可是,父亲留恋西湖,不愿离开杭州,也不愿离开家人,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有一次,他庆幸地对我说:“我幸亏没有去北京,如果去了佛学院工作,工资虽说比现在拿得多,文革时就很难逃恶运了。”(佛教学院1966年停办,文革时员工被批斗,全部遣送农场劳动)

  尽管如此,我们一家人在文革时的生活仍然如同惊弓之鸟。

  父亲对我说,家里那么多书,总是一个祸水,我们不要等别人来抄家,还是自己处理掉罢,于是乎,几乎堆了半个房间父亲珍藏的书籍,包括父亲自己的著作,一古脑儿,一本不剩的送到了废品回收站,几分钱一斤的价格,成了一堆废纸,化为纸浆。父亲当时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粉碎四人帮后(1977年上半年),父亲再三叮嘱我到旧书店去看看,找一找,没有没他写的书。可惜的是,一直到他去世的那天,我都没有找到过一本。

  我与我的父亲黄忏华

  我(黄本元)一九四二年出生在重庆,那时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中年得女,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自从我出生以后,父亲一直将我视作掌上明珠,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开始,父亲从没有大声喝斥过我,更不用说打骂了。

  但是,父亲仍有严格的家教,经常对我说,做人一定要诚实守信,要礼貌待人,孝敬长辈,不能撒谎、不能吧唧嘴,待人要和善,说话要和颜院色。吃饭时,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子不能先吃,吃饭不能剩饭粒。桫偭时,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赠予。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黄本元女士说;我还在里西湖中心小学(今西湖小学集团)读书时,因为功课好,各方面都表现不错,被选为少先队的大队委员。父亲听说了,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快乐神情。

  有一次,学校让大家订阅《中国少年报》,于是,我回家向母亲要钱,家里经济已经非常拮据了,根本拿不出闲钱来订报纸。

  我是少先队的大队干部,已经向老师承诺订报的,只好在家里大哭大闹,父亲听见了,与妈妈商量了好久,才从菜金里省出钱来给我订了—份报纸。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同学们到上泗钱塘江边一个偏远的地方表演节目,那天刚巧遇到了暴风雨,这个地方当时不通公交车,路又不好走,回不来了。老师只好将大家带到当地一所小学礼堂里避雨。到了晚上八、九点钟,大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眼巴巴地等在那里,在夜色中,我突然见到有几个全身湿透的人从外面进来,其中,竟然有父亲的身影。原来父亲实在不放心我,与另外几个家长结伴冒着风雨与落水的危险,寻过来了(那天暴风雨太大,在乡下已经分不清道路与河塘了)。他们步行了几个小时才找到我们演出的地方。这样的事,点点滴滴,在我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家常便饭。

  小学毕业后,父亲让我报考省立女子中学

  (后更名杭州女中,今杭州市十四中),当学校张榜公布名单时,父亲费了好大劲才从墙上长长的公布考生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开心得几乎要哭了!因为省立女子中学是当时杭州的重点中学。

  考大学时,父亲知道我喜欢化学,鼓励我报考南京工学院的药学系(今东南大学),接到大学的入学通知时,父亲开心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当时只有1/3的中学毕业生可以进入大学,如果考不取的话,就会被动员下农村劳动)。

  去南京的前夕,父亲化了他二个月的工资陪我到钟表店买了一块瑞士女表。那是我第一次戴上手表,也是父亲对我考上大学的奖励。

  启程时,父亲不放心我单独第一次出远门,再三叮咛母亲送我到上海,直到我在上海转车(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后),母亲才返回杭州。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在苏州的一家企业工作。

  有一次,父亲在北京出席一个佛教会议,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问他,在生活有什么困难与要求?父亲说,我只有一个女儿,自己年纪大了,行动不方便,很想将她调到身边。在这位领导同志的关心下,我调到在半山的杭州轴承厂工作。那家厂在郊外,上下班不方便,有时下班迟,我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快到站时,总会在蒙咙的夜色中见到年逾古稀的父亲柱着拐杖,一个人站在公交车站上等我。一切的一切,至今历历在目,让人难于忘怀!

  多少年来,对于我这个女儿,父亲一生的学术研究工作,写了那么多文字,出版了那么多的书籍,我竟混混然而不得知。坦率的说,当年我以为父亲只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才从事写作的。

  就我的专业与爱好来说,父亲从事的工作(佛学研究),我不感兴趣,甚或,有点反感,因为当时这些都是属于封、资、修的范畴。

  后来,有了电脑、有了互联网,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网上浏览到人们对父亲的评价,见到他一生写了那么多书,涉及的范围包括佛学、美学、哲学、文学,方方面面,每一本著述都具有很高的造诣,人们将他称为我国著名的佛学理论家、知名学者等,我才恍然大悟。

  读了父亲写的这些书,想到父亲一生的为人,父亲的一言一行,往日琐琐碎碎的生活情景不自禁地浮现在眼前。在我渐渐了解父亲的时候,老人家早已离我而去了,他对我是如此的溺爱,而我对他的了解以及关切又是如此之少。每想到此,止不住潸然泪下。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孝女,对不起老人家!

  1977年8月28日,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里程,享年八十七岁。直到今天,父亲仍留下了二部手稿《水经注捃华》与《南传佛教概述》。这是父亲最后留给世人的一份精神财富,我帮他完成了未圆的梦想。

  2010年,扬州广陵书社接受了《水经注捃华》的出版工作。另一本手稿《南传佛教概述》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摘自:《杭州佛教》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