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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审视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

作者:释圣贤

  (大同法华寺法师、山西省法显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作为当代杰出的佛教领袖和一代佛学大家,赵朴初最重要的理论建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人间佛教思想,其二即“佛教是文化”观。赵朴老在高层公开宣扬其“佛教是文化”观,始于1957年与毛泽东主席的漫谈,并引发文化界、科学界著名人士的赞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致信赵朴老说,“文革”初期范文澜曾告诉周先生自己正在补课 ,读佛书。范老说:“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1987年,钱学森写信给赵朴老说:“宗教是文化。”赵朴老在1998年6月为《佛教常识答问》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还专门记述了毛主席有关“佛教是文化”言论的由来:“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 :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1]赵朴老在序中欣喜地说:“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2]

  一、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的内涵

  1991年10月26日,赵朴老在全国政协宗教委员会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事实上,佛教、道教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极为密切,在哲学、历史、文学、艺术、伦理等社会学领域,乃至医学、化学、天文学、生命科学等自然科学领域,都发生过重大影响,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文化包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而宗教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赵朴老提倡“佛教是文化”的用意在于:佛教包容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发掘、传承中国佛教文化的精华,是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圣凯法师曾对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内涵,作过精辟的概述,认为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的旷世命题,其理论依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佛教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朴老曾经概括中国文化有两个根本特点:一、历史的连续性,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民族凝聚力,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五十六个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从来没有分裂过。佛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包含藏语系、巴利语系、汉语系三大部分,深深地体现了历史连续性和民族凝聚力。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从避世潜修的宗教信仰和思辨哲学,转而面向世间的学术、文艺、理论科学和生产工艺领域迈进。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吸取中国文化的营养,沿着“人间佛教”的方向发展,取得极其巨大的成功。在人类所创造的各支古老文化中,佛教以独具的精深哲学思想、丰富的精神财富、庞大的文献宝藏、精美的文化遗产而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支柱。正是因为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否定这一点,就等于否定中国文化。

  (二)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

  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三个层面,使佛教融入中国文化。而“佛教是文化”要体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突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赵朴老在1986年所著《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二文中,论述了佛教对中国文化,如哲学、文学、艺术、天文、音乐、医药等都有着十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赵朴老希望通过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力,由“自知”而“自强”,“在未来的时代中,佛教必能一如既往,进一步与全人类的先进文化相结合,开出更绚丽的花朵。”赵朴老反复强调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意在表明佛教亦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这是他提出“佛教是文化”的最终目的。

  (三)佛教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

  佛教在继承学术化、艺术化和社会化的历史传统和辉煌成就,继续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佛教是文化”则为佛教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与具体的途径。赵朴老希望通过“佛教是文化”的提倡与推广,最终将佛教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方面,佛教教义中建设人间净土,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原则,慈悲喜舍、四摄六和的精神,自利利他、广种福田的思想等优良传统,都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四有”、“五爱”等要求有相通之处,对信仰佛教的人们来说是实现精神文明建设要求的增上缘。所以,佛教的思想文化也能够从教育科学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两方面融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赵朴老提倡“佛教是文化”的真正内涵。[3]

  二、以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审视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4]同年8月,中央级党报《光明日报》刊发南京大学东方哲学与宗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洪修平教授的长篇学术文章《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可视为对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和习主席有关佛教文化演讲内涵的学术解读。洪教授一文透过佛教平等慈悲、仁爱众生、心性解脱、圆融无碍等文化特色,反观以包容守中、和而不同、人文关怀为思想基因的中国文化,从多重视角系统阐述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

  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主要有八点:一是形成了以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解脱学说,与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二是肯定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与儒家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人性论思想相一致;三是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与中国道家所倡的重直观、重体悟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四是崇尚简易性,在中国流传最广泛的禅宗和净土宗,都以佛学理论简要和修行方式简易的特色适合了中国普通民众的需要;五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调和性,佛教以“随机”“方便”不断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六是佛教内部的融合性,通过各种“判教”而对印度佛教大小乘、空有宗以及中国佛教不同学风、学派的佛学体系进行了调和与融合;七是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宗法伦理关系密切而融洽。

  从佛学精神的角度,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主要表现为中国佛学的圆融精神、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主要内涵,表现在中国佛教的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想、“立破无碍”“会通本末”等判教思想,以及中国佛教“三谛圆融”等理论学说等方面;中国佛学伦理精神则在中国佛教伦理的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和孝亲观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中国佛教对孝亲观的强调,实际上融合、吸收并发展了儒家“仁爱观”,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中国佛学人文精神突出地体现在禅宗和人间佛教的理论与实践中。禅宗强调自性自度,强调将信仰落实于生活、将修行落实于当下,主张“平常心是道”,主张“即心即佛”、“见自心佛”、“见自性佛”。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倡导发达人生、参与世间事业、建设人间净土。

  从佛教信仰的角度,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则体现为三个特色:一是三世轮回的善恶报应论。佛教通过三世业报六道轮回说而把人们引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的人生道德实践,以追求永超苦海的解脱。佛教强调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业报乃“自作自受”,没有外来的赏善罚恶者,这种教义经东晋慧远“形尽神不灭论”“明报应论”“三报论”等融会中印思想而形成的三世因果善恶报应说,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信仰;二是佛菩萨崇拜,其中阿弥陀佛、观音菩萨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在中国民间受到了普遍的信仰,以至素有“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之说;三是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强调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心、佛性和解脱作了特别的发挥,从而创立了又名“心宗”的禅宗,强调解脱境界即心性开悟的“慧解脱”,强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强调通过修学佛法从而获得智慧得以究竟解脱这一路径展开信仰实践,最终实现“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并由“心净则佛土净”的思想发展出了人间佛教,将佛教不同时空的适应性与当代中国社会现实进行文化对接,为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

  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和文化精神。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比如,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土社会文化环境过程中调和佛教内部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产物;伦理精神特别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则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佛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5]

  洪文所论“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乃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共性。作为中国佛教有机组成部分的大同佛教,自然一无例外地具备中国佛教的文化共性。但是,由于大同特殊的历史地理渊源,大同佛教又有着不共的个性特质。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突出地体现在三个方面:国家特征、民族特色和边塞特点。

  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首先体现为大同佛教的国家特征。大同地处内外长城之间,扼晋、冀、蒙通衢之咽喉,从武灵开辟,曾为北魏京华、辽金陪都、明清重镇。大同已有2300年的建城史、427年的建都建京史,1600年不移的城市中轴线、里坊棋盘式的城市格局和大量的明清建筑构成了大同独特的历史风貌。大同作为中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从赵武灵王开辟其地,西晋建兴元年(313)拓跋猗卢建立代国,定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北都,修秦汉故平城(今大同)为南都,大同作为代国南都长达86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自盛乐迁都平城,历六帝七世达97年之久,大同亦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主流王朝的都城。辽于重熙十三年(1044)改云州为西京,长达78年;金称西京90年;元初仍称西京76年,直到至元二十五年(1288)改西京道大同府为大同路,辽、金、元称西京计244年。大同建都称京计有427年的历史,“三代京华”是大同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也是大同佛教最兴盛的时代。无论是北魏王朝“雕石造佛,如我帝身”“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雕凿,还是辽金皇家寺院华严寺、善化寺等巨刹的建造,以及元初忽必烈召集全国僧侣四万人于西京普恩寺(今大同善化寺)作七日资戒会的举办,无不生动地体现出大同佛教的“国家性格”和国家意志。

  北魏(386—557),是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中国北方统一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南北朝时期北朝第一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拓跋鲜卑起源于中国北方,在南下征服的过程中逐渐接触佛教。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皇始年间(396—398),以著名高僧法果为道人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僧官制度,这也是史册记载中国最早的僧官名称。身为首任道人统,法果不仅致力于兴隆北魏佛教,更参与国初诸多经营,功勋显着。法果宣扬:“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除亲自礼拜外,更谓:“能弘道者即为人主,我非拜天子,乃礼佛也。”文成帝拓跋浚兴光元年(454)秋,第二任道人统师贤依诏“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是为日后云冈石窟大规模佛教造像之端绪;“复佛法之明年,昙曜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世称“昙曜五窟”。师贤于460年卒后,昙曜继任,并改称道人统为沙门统。昙曜借雕凿佛像以弘扬佛法,主持开凿了郦道元《水经注》所记“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的云冈石窟。这些将皇帝与释迦如来合二为一的造像法为佛教的发展开辟了坦途,至孝文帝拓跋宏太和元年(478),“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魏书·释老志》),继姚秦鸠摩罗什僧团所居长安之后,大同成为中国北方的又一个佛教中心,“京邑帝里,佛法丰盛,神图妙塔,桀峙相望,法轮东转,兹为上矣”(郦道元《水经注》)。

  昙曜又上奏文成帝设置僧祇户、佛图户,即请求将打下青州时所俘百姓及一般百姓中能每年上交60斛谷物给僧曹者,作为“僧祇户”,上交的谷物称为“僧祇粟”,拨归佛教僧团管理使用;奏请将在押囚犯及罪臣之家奴作为“佛图户”,供各寺院洒扫之役,兼为寺院种田交粟。帝均准奏。于是僧祇户和佛图户遍布于北魏各州镇,从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稳固的寺院经济,开创了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庙、以庙养庙、自传自养”发展模式的先河,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北魏平城时期“依国主立法事”的佛教发展模式,与同一时期南朝所奉行庐山慧远大师倡导方外之宾“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的“沙门不敬王者论”,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诚如日本著名佛教学者冢本善隆在《支那佛教史研究·北魏篇》中指出:法果、师贤、昙曜等人所推行的这种“认同专治君权之下的现实国家,顺从国家权力的……怀抱着普度众生的实践热情的佛教”,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首开政治上自觉认同、文化上自觉融合、社会上自觉适应之先例,也成为后来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

  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又体现为大同佛教的民族特色。大同自古是连接北方民族游牧文化同中原汉族农耕文化的一条重要纽带,是北方多民族聚居的一个重要基地。大同春秋时为北狄林胡所居,秦汉受匈奴侵扰,西晋后为鲜卑占领;北魏建都平城后,除汉、鲜卑外,尚有山胡、屠各胡、卢水胡、铁弗匈奴、高车、丁零、乌桓、党、氐、羌等族。从拓跋焘统一北方,50多年的制度建设、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鲜卑拓跋部在完成自身汉化的同时,使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风俗习惯基本融为一体。特别是孝文帝拓跋宏在冯太后具体指导下推行的三长制、均田制、租调制三项制度改革,为拓跋氏全面汉化奠定了基础。拓跋鲜卑在北魏平城时代所代表的包容开放、兼收并蓄的气度和精神,促进了民族大融合,在汉民族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这种精神对大同历史文化的传承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历史积淀的最大成果,就是造就了今天以“改革创新、厚德载物、包容和合”为特征的大同文化和“有容乃大,大而化之,化而存同”的大同精神。

  朝朝代代,一批批少数民族在大同地区定居,相互影响、融合,使大同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圣地”和“民族团结的故乡”。契丹、女真入主中原,既带来他们的风俗习惯,更多地是吸收了许多汉人的先进文化和风俗习惯,使大同民俗文化呈现出交融互补的多彩现象,影响到大同地区整个社会生活和风俗文化的形成与积淀。大同居民的语言、服饰、饮食、起居、风俗等,至今仍保留着北方民族的古老遗风。这一独特的地域文化映照到佛教文化上,无论从寺院建筑、雕塑、绘画等外在的佛教艺术风格,还是法脉传承、信仰传播等内在的佛教文化特质,都明显地体现出大同佛教文化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特色。

  民族融合文化的基因,孕育出了辽代著名的大同籍密宗高僧道[辰殳]祖师,其倡导的“显密圆通”准提法门,就是这种民族特色在佛法传承、信仰传播上的鲜活体现。

  道[辰殳]祖师,字法幢,俗姓杜,云中(今大同)人。通内、外学,兼究禅、律,后专弘密教,为辽代佛教密学代表人物。道[辰殳]祖师幼年习儒,继而入释,十五学律,持戒谨严,精研内典,博达多闻。后驻锡辽代重要的密宗道场燕京永安寺,于此举扬宗风,弘传唐密善无畏尊者之独部准提法流,获赐“显密圆通法师”名号;并于辽道宗寿昌二年(1096)三月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释迦舍利塔,“内有舍利戒珠二十粒”。《至元辨伪录》卷五载:此塔“因罹兵火荒凉芜没”,元至元八年(1271)三月,“每于净夜,屡放神光。近居惊惶,疑为失火;即而仰视,烟焰却无。乃知舍利威灵,人始礼敬”,元世祖忽必烈“闻而信之,欲增巨丽”,“即迎其舍利”,诏请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设计重建,“立斯宝塔”(即今北京妙应寺大白塔);并以此塔为中心向四方各射一箭,划界扩寺,更名大圣寿万安寺(明朝重建时改名妙应寺,俗称白塔寺),以其“精严壮丽”成为元大都首屈一指的皇家佛寺。

  道[辰殳]祖师晚年归隐河北蔚县小五台山金河寺,积累载之勤悴,穷大藏之渊源,圆融显宗华严思想和密教准提法门,撰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一书,开宗汉传显密圆通准提法,彻底完成了唐传密教的中国化,从而开启了“中国化的密教”时代,使准提菩萨信仰绵延千年而历久弥新,并与阿弥陀佛信仰、观音菩萨信仰一道,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佛菩萨信仰的主流。

  大同佛教文化的个性还体现为大同佛教的边塞特点。大同是边塞文化的策源地之一,“山环采凉,水抱桑干,长城界其北,雁塞峙其南,西眺朔漠,东瞻白登”,自殷周以来,即为捍御雄边。内外长城把大同紧紧包围,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形成许多天然关塞,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史载有29个皇帝亲临大同征讨巡边,历代名将李牧、蒙恬、李广、靳尚、卫青、霍去病、李靖、薛仁贵、郭子仪、杨业、常遇春、徐达等都曾在大同守疆戍边。自石敬瑭割地,中原400多年失之防御;女真之亡辽、蒙古之亡金,皆先下大同。作为“北方锁钥”的大同,历代先后修筑有赵长城、汉长城、北魏长城、北齐长城、隋长城和明长城。据大同长城普查统计,境内现存历代长城遗址计523.5公里,其中战国赵长城55公里,东汉长城37公里,北魏长城6公里,明外长城250.5公里、内长城175公里。隋统一中国后,大同仍受突厥侵扰;唐末又成为沙陀人与吐谷浑争锋的战场。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后,大同由契丹、女真、蒙古相继占领长达433年。辽升大同为西京后,视为重地,非亲王不得主之,清宁八年(1062)建华严寺,寺内供奉辽国历代诸帝石像和铜像。金入定中原,大同为其下足之地,天会三年(1125)三月,诏建祖庙于西京。大同明时又常受蒙古瓦剌侵扰,清为满人统治。2300多年来,硝烟弥漫长城内外上千次,使大同人民频遭战火带来的巨大痛苦,但更多的则是和平共处、友好往来。位于大同新荣区的得胜堡是明代通贡互市的发祥地,是“隆庆议和”的签约处。得胜堡又与市场堡、镇羌堡、得胜口连在一起,构成了当年最繁华的边贸交易市场,吸引着半个中国的商人来此进行贸易。佛教文化在大同历史上的传播发展,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正宗的汉传佛教和大同作为边塞地区的塞上文化、长城文化、军旅文化、边贸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多种因素、各种方式造就了大同佛教文化的边塞特点。

  历经战争动乱的大同人民,希冀和平安定,崇信佛教。大同佛教寺院建筑始于汉明帝时的通光寺(北寺),鼎盛于北魏,繁盛于辽、金,延续于元、明、清、民,中兴于当代盛世。辽、金在大同建有许多巨刹名寺,至今熠熠生辉:有被誉为辽金博物馆的华严寺,其大雄宝殿为全国现存最大的古建佛殿;薄伽教藏殿内的合掌露齿胁侍菩萨,被誉为“东方维纳斯”;雕刻精美的“天宫楼阁”,壁藏犹如玉宇琼楼,玲珑之致,被称为“海内孤品”。善化寺古称开元寺,唐韵悠悠的普贤阁造型精美绝伦;大雄宝殿中的二十四护法诸天塑像,神情各异,极富人间韵味,为金塑之佳品;三圣殿中的朱弁碑,文章绝唱、书法绝世、刻工绝妙,堪称“金碑三绝”。《元史·世祖纪十》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四万僧侣法集一寺,在中国佛教史上绝无仅有。明清以来,大同尚有寺院上百所,至今仍有多处佛教文物遗存,其中世界遗产1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处,云冈石窟、华严寺、善化寺、浑源永安寺、灵丘觉山寺、阳高云林寺、天镇慈云寺等佛教寺院,各具特色,名闻遐迩。

  大同佛教文化边塞特点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自金代开始逐步走向像“百货店”般调和包容的三教合一之路,同时也是佛教文化与民间信仰合流的滥觞。当代国学大家南怀瑾先生对传统文化曾有个比喻,他说,道家是药店,整个社会有病了必须找它;儒家是粮店,社会人每天都必须面对;而佛家是百货店,只要你有时间,进去总能找到你需要的东西。大同佛教文化正是如此,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恒山悬空寺,即是弥足珍贵的史证。

  悬空寺,又名玄空寺,悬挂在大同市浑源县北岳恒山金龙峡西侧翠屏峰的半崖峭壁间,面朝恒山、背倚翠屏,上载危岩、下临深谷,楼阁悬空、结构巧奇,建有大小殿堂房屋40间,除鼓楼、钟楼为公共建筑外,有释迦殿、三佛殿、五佛殿、观音殿、地藏殿、伽蓝殿、雷音殿、禅房、佛堂等佛教建筑,有太乙殿、三官殿、纯阳宫等道教建筑,还有关帝庙等民间宗教建筑等,其最具特色的建筑则是三教合一的三教殿。恒山悬空寺始建于始建于北魏太和十五年(491),全寺为木质框架式结构,依照力学原理,半插横梁为基,巧借岩石暗托,梁柱上下一体,廊栏左右紧联,栈道曲折,虚实相生,为中国古代悬空木构建筑的精华,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惊叹其为“天下巨观”。

  悬空寺不仅以它建筑的惊险奇巧着称于世,其独特的“三教合一”多元宗教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在悬空寺千手观音殿下的石壁上嵌有两块800多年前的金代石碑,碑文赞颂三教创始人各自不同的出身和功德。金碑标明,悬空寺从金代开始由佛教寺院变成了三教合一的寺庙。据史料记载,悬空寺明代以前为僧住,明清两代时僧时道、僧道融合,清末以后到20世纪60年代前为道士所居,以后又一直为僧众常住。

  广灵水神堂的建造,则标志着大同佛教文化与民间信仰的合流至明代中期渐趋高潮。水神堂系“大士庵”与“丰水神祠”之合称,位于广灵县城东南0.5公里处的壶山上,明嘉靖五年(1526)古钟铭文记有“广灵县水神堂”,是水神堂名称的最早记录。其建筑主体为观音大士殿和丰水神祠(亦称九江圣母殿),其他建筑主要有山门、钟楼、鼓楼、禅房、老君殿、文昌阁、百工社以及灵应宝塔等,其中钟楼为本寺住持僧于明嘉靖五年诵经募化修筑。水神堂建筑群总体平面呈八角形,典型的外观八合院,寓意八方和合,在建筑史上稀有罕见。除大士殿供奉观音菩萨外,丰水神祠主供祀水神九江圣母(龙母化身),文昌阁祀梓童王母,百工社则塑老子、鲁班、孔子像,道、工、儒三家祖师云集一堂,和衷共济。所有这些,都彰显了大同边塞佛教文化的独特神采。

  一次次的冲撞与交融,却始终保持着鲜活独特的个性,这就是大同佛教千年不衰的文化内蕴,也是大同佛教文化独具特色的内在风骨。如果换一种视角来反观,大同佛教文化的特性,实质上即是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在国家、民族、边塞层面的不同展现。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的东方文化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宗教文化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宗教文化中,佛教文化又有其独特的地位。遗憾的是,时至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仍然认识不到“佛教是文化”。由此可见,赵朴初“佛教是文化”观在当今时代愈发显示出重要的现实意义,亟待教内外携手合作,共同推进,大力加以宣传、弘扬、普及和发展。

  [1]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序言》,《佛教文化》1999年第1期;另见《佛教常识答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华文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2] 赵朴初:《<佛教常识答问>序言》,《佛教文化》1999年第1期;另见《佛教常识答问》,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7月版、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版、华文出版社2011年11月版。

  [3] 释圣凯:《赵朴初“佛教是文化”的再思考》,在“当代宗教媒体的定位与责任”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演讲(2010年12月2日,上海玉佛寺),转引自安徽省佛教协会网。

  [4]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2014年3月27日,巴黎)》,全文载2014年3月28日《人民日报》第3版“要闻”版。

  [5] 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的独特性》,全文载2014年8月26日《光明日报》第16版“国学”版。

  摘自:《赵朴初11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