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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与白居易

作者:田青

  朱长文《琴史》称:“……晋宋之间,缙绅犹多解音律,盖承汉魏嵇蔡之余,风流未远,故能度曲变声,可施后世。自唐以来,学琴者徒仿其节奏,写其按抑,而未见有如三戴者,况嵇蔡乎?”时逮唐宋,文人虽不如魏晋时的名士们能歌善乐,但对佛教的信仰,却有增无减。尤其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广被士林之后,更使中国的文坛洋溢着荡荡禅风。

  慧能门下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荷泽神会、南阳慧忠数脉,其中青原一系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三家;南岳门下形成沩仰、临济两家,所谓“一花五叶”。临济宗在宋代又形成黄龙、杨岐二家,于是又有“五家七宗”之说。中国的许多艺术家与这“五家七宗”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和因缘。被称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同时又是琵琶家、据说曾创作过琵琶名曲《郁轮袍》的王维,便与神会有交往,据敦煌本《神会和尚问答杂征义》载,王维与神会曾在南阳相会,王维受神会之托所撰的《能禅师碑》流传至今,系最早撰写慧能思想的可靠文献。王维在其《送衡岳瑗公南归诗序》中有“滇阳有曹溪学者,为我谢之”的句子。曹溪为慧能传法处,曹溪学者即指南宗禅师。对民间音乐颇有研究的柳宗元虽主要修习天台宗,但也曾与禅宗中人来往密切。柳为慧能撰写过《曹溪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为马祖道一的隔世弟子文畅书写过《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等。白居易更是归礼禅宗,与禅宗和尚来往频繁。他在洛阳时结交的惟宽、在江州时结交的智常,都系马祖道一法脉。他晚年结交的智如、如满,也都是南宗弟子。禅宗“见性成佛”的理论对这些艺术家美学观念的形成,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王维,字摩诘。他虽然不是第一个以佛典中的人名、词汇起名号的中国文人,但却是起了佛家名号的最著名的中国文人。王维的信佛,似与其母有关。他的母亲崔氏曾师事大照普济禅师二十年。王维与其弟王缙在母亲的影响下“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他的习禅与弹琴,在中国文人中,都属上乘。王维著名的《辋川集》中的第十八首《辛夷坞》诗云:“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被胡应麟《诗薮·内编》称其为“入禅”之作,言“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人们都欣赏王维禅意盎然的诗歌和他恬静、自由的生活方式,但人们却常常忘记,当他“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露葵”时,当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时,他或许便抱着他心爱的琵琶呢。据说,琵琶名曲《郁轮袍》就是王维所作,他曾将此曲的演奏作为进身之阶,但官场上的荆棘与丑恶,使“安史之乱”前看似宦途顺利的诗人已看破人生,遂“亦官亦隐”,在终南山广结僧徒,谈禅悟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在“安史之乱”中的遭遇,使他有机会更深刻地体验人生的苦痛与无力。他被叛军所俘并受到安禄山的胁迫担任伪职,这无疑是他生命中的污点。平叛之后他被问罪,这时候,他的才情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就像一首琵琶曲《郁轮袍》让他得到贵主的宠幸一样,他在叛军中偷偷写下的一首七言绝句《凝碧诗》却救了他的命:“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当安禄山在凝碧池边大宴群臣时,王维没能像乐工雷海青那样把手中的琵琶摔到地上,“西向恸哭”,以死报主,被车裂而死,但他毕竟在这首诗里婉转地表露了自己的忠诚。

  官场的倾轧、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无常”的命运,让王维彻底走向了佛教。他“晚年长斋,不衣文采,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惟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他的参禅诵经颇有收获,他对佛教的理解也日渐深刻。他特别强调“忍”字,这应该是他从坎坷生活中得出的经验和结论。“忍者无生,方得无我。”他在《能禅师碑》中说:“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受。莲花承足,杨枝生肘。苟离身心,孰为休咎。”已是正信之言,几近彻悟之境了。

  禅宗主张自性说,认为“自性不染”,“心但无不净”。王维的诗作,充分体现了诗人反观自性,通过禅修及其对大自然的观照,终于达到内外俱澄澈的一种境界。请看两首他著名的绝句:

  《鹿来》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

  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乌呜涧》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眷涧中。

  不少诗评家都把他的这些小诗奉为禅诗的典型。他的这些诗句,表面上写的都是寂静的山林野景,用他独特的、清新淡雅的语言把读者引进一种空寂、宁静,既无尘世之争,也无喧嚣与杂念的清净之地。但是,在这些空旷寂寥的世界里,却充满着大自然的音乐,我们能听到婉转的鸟鸣、春涧的水流,甚至桂花落地的簌簌声。这个似空非无、默而有声、花开花落、自然而然的世界,是大千世界本来就有的真实存在,但却被我们大部分人遗忘了!王维的诗,不仅仅给了我们审美的享受,唤醒了我们对大自然的渴望,更重要的是唤醒了我们对世界本来面目的思考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本性的探究。

  而在《竹里馆》这首平淡到神奇地步的小诗中,诗人“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让我们似乎看到一个清癯孤独的诗人的剪影,这个孤傲的灵魂一会儿用泠泠的琴声抒发内心种种微妙感触,一会儿运用“啸”这种古老的声乐技巧与大自然沟通,在万籁俱静的竹林深处聆听宇宙邈远神秘的回声。读者不知道他是在享受俗人难得享受的清冷孤寂,还是在以乐静心,以啸修行。当“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时,我们却可以和诗人一起分享一种幽深淡远、空灵澄澈的境界,这种境界在自然中只存在于人迹罕见的深山僻谷,在精神世界中只存在于少数冰清玉洁、不染尘垢的心灵,在文学与艺术中只存在于一流艺术家上下求索、百般寻觅之后豁然开朗、返璞归真的最好的作品,这种境界,人们常常称之为“禅意”。

  请再读他另一首著名的诗作《过香积寺》:

  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

  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

  簿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

  在这首诗里,王维用一幅幅充满音声的画面让读者体会到真正的“静”,绝不是死一般的沉寂,无论是古钟低频的轰鸣,还是清泉旋律般的倾诉,都以声示静,更突出了空山之空、幽林之幽。大自然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声音;禅也是有生命的,“安禅制毒龙”的过程应该同样惊心动魄。我们在这位集诗人与禅者于一身的天才的诗作里,常常体会到一种在其他诗人作品中非常罕见的轻松、活泼,一种洋溢着天真、童趣的禅意。但参禅的过程如“制毒龙”,其本质是战斗,是对贪、嗔、痴、疑、恶见的战斗,是战胜“自己”,发现“自性”的战斗。王维弹奏的琵琶曲《郁轮袍》,究竟是何曲调,已无法确断。清代文人姚燮(1805—1864)《今乐考证》在陈牧夫传谱的琵琶曲《霸王卸甲》处,注有“即《郁轮袍》”四字。而清代琵琶家李芳园于1895年出版的《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中,收有《郁轮袍》一曲,曲名下注:“即《霸王卸甲》、角音”、“唐王维作,李其钰南棠正”字样。目前流传的琵琶曲《霸王卸甲》,是琵琶音乐文化的经典,是一首著名的琵琶武曲。它描写了西楚霸王项羽在“垓下之战”中战败,在自刎之前与心爱的虞姬诀别的情景。这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在他生命最后关头所经历的一切,都在琵琶曲或雄浑悲壮,或凄美悲切的旋律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这种大悲大恸、撕心裂肺的音乐感觉与王维在他绝大部分诗作中所抒发的“得道”之后充满“禅悦”与“法喜”的宁静感相差甚远。当然,如果《郁轮袍》真的就是《霸王卸甲》,而王维也的确在岐王的策划下演奏过这首名曲的话,那么,我们更可以从中看到佛教与禅对一个天才诗人的巨大影响:学佛前演奏《郁轮袍》时的王维与写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王维,已判若两人!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亦深受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影响。他早年即习佛,曾向洛阳圣善寺凝公求教,得到八字真传:“曰观、曰觉、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济。”他在《答尸部崔侍郎书》中忆旧时“顷与阁下在禁中日,每视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它,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诱导”。他早年习南宗禅,与其结交的惟宽、智常等,皆出于马祖道一门下。他晚年结交的智如、如满等人,也都是南宗门人。但是,白居易广学博采,禅净双修,曾有诗曰“南祖心应学,西方社可投”,可谓八万四千法门,俱不偏废。白居易熟读《楞伽经》和《华严经》。他曾在《见元九悼亡诗因以此寄》诗中写道:“夜泪暗销明月幌,春肠遥断牡丹庭。人间此病除无药,唯有《楞伽》四卷经。”在《僧院花》中,他又写过这样的句子:“欲悟色空为佛事,故栽芳树在僧家。细看便是《华严偈》,方便风开智慧花。”

  白居易的修禅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尤其是在他晚年“老病相乘时而至”的时候,他在《病中十五首并序》的序中说自己“外形骸而内忘忧恚,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厥疾少间,杜门高枕,澹然安闲”。他的治病方法,就是以修禅的方式先自我调适,用禅定之法先静心息念,“白日持斋夜坐禅”,他做到了“闲目常闲坐,低头每静思。存神机虑息,养气语言迟”。这种禅修的实践几乎贯穿了白居易的后半生。

  除了禅修之外,白居易晚年还笃信净土理论,他曾在长乐寺受戒,并组织同道念佛,一心往生西方净土。他还舍钱三万,画西方净土变图轴,自题诗曰:“极乐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我身老病者,同生无量寿佛所。”

  白居易的《琶琶行》、《长恨歌》以及一系列同情普通民众、关心百姓疾苦的诗作,如《秦中吟》、《新乐府》等诗作,充分体现了诗人的慈悲、体现了诗人“悟道”后的“佛心慧眼”。什么是“佛心”呢?大乘佛教认为,佛心就是觉悟之心、自性之心,而人心本自清明。《观无量寿经》中说:“佛心者,大慈悲是。”因此,用最浅显的方式理解“佛心”,就是同情心,就是对他人、对众生的悲悯之心。慧眼当然是智慧之眼。佛教有“五眼”之说。除了专为凡胎配置的“肉眼”外,还有“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天眼本是色界天人之眼,可以超越空间和物质的限制,看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它是修行中的一个阶段,能通过禅定达到,即民间所谓的“开天眼”。“慧眼”则不同,所谓“若有所见,不名慧眼”,光看到,不是慧眼,还要在“看到”的同时照见真空无相之理。通俗地说,天眼虽然可以隔山隔水,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慧眼则看的是山水皆空,看的是山水的本真。

  “琴心”和“佛心”却是能转化的。古之大德,称通音声为小悟;更有许多“善根”之人,可以通过琴声悟道。白居易能够“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便是他闻乐知空、听琴悟道的夫子自道。在琴声中,他领悟了天地之间的至理真情,参透了生死大事。对他而言,听琴既是修行,琴心就是佛心。

  香山居士对佛教与音乐,都同样心仪神往,正如他在《自咏》诗中所言:

  白衣居士紫芝仙,

  半醉行歌半坐禅。

  禅、音乐与酒,被白居易称为“三友”,是他生命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在《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和知非》中说:

  因君知非问,诠较天下事。

  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

  禅能泯人我,醉可忘荣悴,

  儒教重礼法,道家养神气。

  不如学禅定,中有甚深味。

  旷廓了如空,澄凝胜于睡。

  屏除默默念,销尽悠悠思。

  除禅其次醉,此说非无谓。

  劝君虽老大,逢酒美回避。

  不然即学禅,两途同一致。

  按照佛教正统的观念,“杀、盗、淫、妄、酒”这“五戒”是所有佛教徒都要遵守的根本戒,但白居易居然“明目张胆”地把禅与酒并列,甚至认为“酒肆法堂方丈室,其间岂是两般身”,视禅、酒如一,酒肆、法堂不二,可谓禅者宗风!其时无论禅僧还是学禅之士,不乏呵佛骂祖、狂悖恣肆之士,更把一种潇洒无拘的生活方式当成禅者修行的方法。他们认为“平常心是道”,行、动、坐、卧,俱是修行,只要能够“了生死”,酒肆何异禅堂,青楼无非道场,以致把酒称为“般若汤”。而对白居易来讲,美酒与音乐,都是他开智增慧的丹药。

  在《醉吟先生传》中,诗人为自己活画出了这样一幅自画像:“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干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朗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遇,必为之先拂酒垒,次开诗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

  白居易吟咏音乐的诗作,是唐诗中的奇葩。有人统计《全唐诗分中白居易咏音乐、歌舞的诗作约有八十首左右,在这些诗作中,白居易描写了歌唱、乐舞以及琴、筝、笛、磬、琵琶、五弦、阮咸、芦管、筚篥等多种乐器的演奏。提到了《六幺》《水调》《凉州》《渌水》《幽兰》《白雪》《梅花》《竹枝》《湘妃怨》《桂华曲》《长洲曲》《杨柳曲》《太平乐》《潇湘送神曲》等众多曲名和《柘枝》《骠国乐》《胡旋》《西凉伎》《霓裳羽衣》等大量唐代宫廷盛行的歌舞,从他的诗句中,可以知道白居易是真懂音乐的。比如他在《琵琶行》中对琵琶演奏的描写,从“转轴拨弦”乐器定弦开始,到“轻拢慢捻抹复挑”的细腻指法,再从“初为《霓裳》后《六幺》”的曲目,到“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生动描绘,都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乐评家的素质和才华,他对音色的独特感受,他对琵琶独有的“颗粒状”音线的描写,惟妙惟肖,其传神写照的魅力与高度,至今无人可及。他在《霓裳羽衣舞歌》中对音乐的描写,更成为后人探寻唐大曲结构的不可多得的“现场”的文字记录:

  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恹弹吹声逦迤。

  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

  中序擘骚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坼。

  飘然转旋回雪轻,嫣然纵送游龙惊。

  从这几句诗中,我们大略可以知道《霓裳羽衣舞》使用的乐器以磬、箫、筝、笛等中原文化固有的乐器为主,用了击、恹、弹、吹等演奏手法。乐曲最升始时是“散序”,应该是无拍的散板,“六奏”之后,才是入拍的“中序”。音乐与舞蹈越来越快,在乐曲的后部分,是“繁音急节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铿铮”的快板和急板,而全曲最终却仍然回到和“散序”一样的散板,以一声长长的鹤鸣般的乐句收束了整个乐曲:

  翔鸳舞了却牧翅,唳鹤曲终长引声。

  白居易一直提倡“正始之音”。他心目中的“正始之音”,即他在《五弦弹》诗中所表述的那样:“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疏越清庙歌,一弹一唱再三叹,曲澹节稀声不多,融融曳曳召元气,听之不觉心平和。人情重今多贱古,古琴有弦人不抚……”他对古乐的推崇和对当时的“流行音乐”——“今乐”的喜爱并不矛盾。他喜闻古乐:“闻弹古渌水,使我心和平”

  (《闻弹古渌水》),他也曾不满更换了乐曲的职业乐工,在《华原磬》中抱怨:“乐工虽在耳如壁,不分清浊即为聋。梨园弟子调律吕,知有新声不如古。”但他同样也曾兴高采烈地大呼:“六幺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翻杨柳枝。”(《杨柳枝》)其实,不管古今,白居易要的是好的音乐,是能使人心境平和、自然,能触类旁通的音乐。

  白居易自己也弹琴,并且轻技术而重意境,尤重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夜琴》诗曰:

  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

  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

  入耳淡无味,惬心潜有情。

  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

  他自诩“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近来渐喜无人听,琴格高低心自知”,绝不是琴家的自傲和自嘲,而是他修禅心境的自然流露。琴对于他来讲,已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自娱的乐器,也不仅仅是他心灵的倚托和感情宜泄的方式,而是他修禅的手段甚或是他全部的生命。“本性好丝桐,尘机闻且空。一声来耳里,万事离心中。”他用弹琴的方式悟道,用弹琴的方式净心,用弹琴的方式直觉把握般若智慧的结论——空。也许,在中国文人士大夫当中,白居易与音乐的缘分最深。他吟咏音乐的名作《琵琶行》

  《霓裳羽衣曲》彪炳诗史,光耀千古。他不但使诗与音乐的关系更深了一层,而且也使禅与音乐的关系更加密切。

  没有办法,磨砖不能做镜,但弹琴、听琴却偏偏能悟道!禅与音乐的相似相通在不止一个中国一流文人身上得到了佐证。

  白居易《船夜援琴》诗曰:

  鸟栖鱼不动,月照夜江深。

  身外都无是,舟中只有琴。

  七弦为益友,两耳是知音。

  心静即声淡,其间无古今。

  在白居易的这首诗中,宇宙是一条大舟,而音乐便是舟中全部的存在和唯一可把握的东西。在古琴的吟猱绰注中,人与自然都消融在巨大的虚无之中,就连时间和空间也失去了相对性,凸现出宇宙本体的终极价值。还需要解释禅宗的产生对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意义吗?当清修僧们穷年累月地面壁静坐的时候,当千千万万出身贫苦但信仰虔诚的“老虔婆”们夜以继日地烧香、磕头的时候,中国的文人士大夫却在静夜里泛舟秋水,极闲适、极安逸地抚弄着他们的七弦琴。“根器”的不同的确决定了他们悟道方式的不同,但是,难道他们在了悟究竟之后,不该感谢那度他们到彼岸的音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