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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佛经“杂藏”分类刍议

作者:管仲乐黄云鹤

  佛教文献分类发端于古印度,“杂藏”便是古印度佛教原始分类的重要一目。关于佛经“杂藏”类目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大多是从古印度佛教部派的角度对“杂藏”的源流及内容进行考述,对“杂藏”在中土的演化和发展并未着太多笔墨。本文从“杂藏”源流人手,以文献分类为线索,探讨“杂藏”在中国佛教文献传播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古印度“杂藏”文献及分类

  “杂藏”梵文名称为掘陀迦(khuddaka),其出现最早可追溯于佛灭度三个月后佛教徒的第一次结集。玄奘《大唐西域记》对此次历史事件有载:“阿难证果西行二十余里,有窣堵波,无忧王之所建也,大众部结集之处。诸学无学数百千人,不预大迦叶结集之众而来至此。更相谓曰:如来在世,同一师学,法王寂灭,简易我曹。欲报佛恩,当集法藏。于是凡圣咸会,贤智毕萃,复集素缆藏(经)、毗奈耶藏(律)、阿毗达磨藏(论)、杂集藏、禁咒藏,别为五藏。而此结集,凡圣同会,因而谓之大众部。”¨此时便有与“经、律、论”等文献部类名称并列的“杂藏”出现。而具体“杂藏”的文献范围为何,《四分律》则给出清晰列目:“如是生经、本经、善因缘经、方等经、未曾有经、譬喻经、优婆提舍经、句义经、法句经、波罗延经、杂难经、圣偈经:如是集为杂藏。”上述诸经皆为佛教文献中耳熟能详的经典,其中诸多为佛教初涉佛教者之必修典籍,保存了释迦佛与弟子的宿生事缘。

  其特点一是多为佛陀法句汇编,体例亦多以偈诵体呈现。《摩诃僧祇律》对“杂藏”作出相关解释:“尊者阿难诵如是等一切法藏,文句长者,集为《长阿含》;文句中者,集为《中阿含》;文句杂者,集为《杂阿含》……杂藏者,所谓辟支佛、阿罗汉,《自说》《本行》《因缘》,如是等比诸偈诵,是名《杂藏》。”偈涌与杂藏的关系是圣典集成史上的一项事实。《法句经》,此为第一部以偈颂形式写就的佛教经典,便为辑录佛陀法句而成,“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不难看出此经籍在佛教徒修行过程中的重要性。二是“杂藏”类文献于义理上涉及内容较为广泛,并无相对完整的框架可对其进行清晰的限定。如:《增一阿含经》序品曰:“方等大乘总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增一阿含经》卷一曰:“契经一藏,律二藏,阿毗昙经为三藏,方等大乘义玄邃,及诸契经为杂藏。”所谓“契经”《大毗婆沙论》解释云:“契经云何?谓诸经中,散说文句。如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等。”杂藏类文献不但义理玄邃,而且较为杂散,无法将其完全归属于“经、律、论”等某一部类之中。这也是将其条别为单独部类最重要的缘由。

  正因为杂藏文献的特征,原始佛教众多部派都在各自的分类体系中将其析出而另立部类。如大众部与其他部派在三藏(经、律、论)之外另加杂藏(本生因缘等),大众部之一说部另加杂集藏与禁咒藏,成实论加上杂藏与菩萨藏。“杂藏”类目于佛教初创时期已成为文献分类的关键构成要素。此外大乘佛教亦对“杂藏”分类给予关照。如大乘文献《撰集三藏及杂藏传》曰:“云何四藏,阿难可说,为众生故。阿难答曰:此说各异,随众意行,是名杂藏。佛说宿缘,罗汉亦说,天梵外道,故名杂藏。中多偈颂,问十二缘,此各异人,是名杂藏。”问该文献中的“三藏及杂藏”、“云何四藏”等,清晰地道明“杂藏”为独立部类的事实,而“阿难答曰:此说各异,随众意行”正体现了“杂藏”在义理上的玄邃与广泛,给予信仰者充分的教义纵深与思想空间。这说明大乘佛教对部派时期的佛籍经典分类是予以接受的。

  由此可知,“杂藏”为大小乘佛教普遍承认的,内容主要记载佛、阿罗汉及菩萨等的本行因缘,形式以偈颂为主,与阿含相异且文义广于“经、律、论”三藏的文献,为古印度原始佛教文献分类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杂藏”分类在中土的发展

  如果说古印度佛教文献分类是依从文献特征自然形成的部类划分,那么中土的分类体系则是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发展演变与摸索。佛教初传中国时期分类并不合理,这主要源于如下几点:

  其一,佛教文献传入不系统。当时佛经多零散传入中土,所谓“值残出残,遇全出全”,译者对于佛教文献无法从总体上进行把握。佛教经典的传译活动也尚不正规,多为民间自发行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规划。其二,译家为了提高佛教文献地位,扩大佛教在中土的影响而附会儒家经典。当时佛教典籍多以“XX经”命名。如:东汉安息三藏安世高译《舍利弗悔过经》当为律藏文献,北凉天竺三藏昙无谶于姑臧译《菩萨地持经》当为论藏文献,却皆以经命名,如不了解文献内容的前提下很容易将其归类错误,造成了经律论等文献混杂。其三,当时我国目录学尚处于草创时期,整个文献群体的分类并未形成一个权威的标准与理念,中土佛教中佛教文献部类亦无明确的命名范式,佛经中“大小乘”以及“律藏”、“论藏”等分类概念也尚未形成。这在“杂藏文献”的分类流变中可得到清晰的印证。

  曹魏僧朱士行之《汉录》为我国已知第一部佛经总录,根据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所载名录,《汉录》经典“真伪杂列,颇乏识断”。这说明佛经传译初期对于经典的考辩尚未臻成熟,更毋庸言及合理的分类了。至东晋释道安《综理众经目录》(以下简称《安录》)佛典开始有较为清晰的分类。《安录》分类体系包含五部分:一为古异经录,收录佛经初译时期残缺不全的经典;二为失译经录,收录译者不详之经典;二为凉土异译录,收录北凉地区译者不详之经典;四为关中异经录,收录关中地区译者不详之经典;五为疑经录,收录作者鉴定之中土伪造印度经典。道安通过撰集此部目录将诸佛籍虽进行条别分类,将佛籍从存佚、地域、真伪等角度进行辨章典籍、考镜源流。而该目录名为综理“众经”,其部类名称也皆以“XX经录”命名,并没有从性质上对文献进行条别。《安录》具有佛籍分类的草创之功,体裁的设置亦有诸多可称道之处,而就佛经目录来说,《安录》最主要的功用在于指导佛经阅读上,是站在佛经传译的角度进行编撰,而对于佛籍分类尚未臻完善。《安录》影。向了后来诸多经录的编纂,如梁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名称言及三藏,在分类中亦未贯彻以“经、律、论”的文献性质分类,虽载录经籍数量扩至三倍,实际上仍基本是对《安录》的补充和完善,并未摆脱《安录》分类体系的影响。之后诞生的诸多佛教目录皆面临着此种问题,或过于冗杂,或泥足旧的分类体系并无创见,且并未提及“杂藏”一目。

  南北朝时期佛教,由于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支持,佛籍传译日趋规范化,文献规模日益增加,中国僧侣对佛教教理教义理解亦日渐深入,这在当时的宗教目录中有所反应。刘宋王宗的《众经目录》以及不知撰人的《众经别录》二日便在佛籍分类的规范化上更进一步。王宗的《众经目录》最早引入了大乘、小乘的判别体系。无名氏之《众经别录》不但对大小乘经的概念做出了区分,还判别了律、论、数二类文献,首次从“教义(经、律、论)”和“体制(大、小乘)”两方面进行区分,“其类例之善可为空前所未有”。这说明南北朝期间,佛教的经、律、论概念已经被中土所接受。虽然此时“杂藏”依旧未在我围佛教目录分类体系中占据——席之地,但佛教目录发展却并非停滞不前,我们可以看到印度佛教的原始分类思想开始为我国僧人所关注并加以改进,已经由从佛典的外在形式和传译为特征的分类中走并未超出经藏及律藏-如果《历代三宝记》iZ载准确,那么《法上录》“杂藏”所涵典籍应并非单纯印度原始“杂藏”文献,而是极有可能为附会“杂”字而收录了大量无法归人其他部类的佛籍。法上虽然在部类排序上体现了对“杂藏”的重视,但并未实现古印度原始佛教分类思想的还原。“杂藏”亦在目录体系中未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造成了文献分类的进——步杂糅混乱,U:读者不知要领。《法上录》并未吸纳《众经目录》《众经别录》的分类经验,其分类体系亦未出,开始了以文献内容作为区分标准的分类实践。

  首次将“杂藏”引人中土佛教目录分类者为北齐沙门法上《高齐众经目录》。此录已佚,其部类设置及收录典籍数量等信息为费长房《历代二宝记》载录。前后分为八部分:杂藏录、修多罗录、毗尼录、别录、众经抄录、集录、人作录。“修多罗”、“毗尼”在古印度原始佛教部类大概与“经藏”、“律藏”相类,这是“杂藏”第一次在中土佛教目录中与“经”、“律”并列,《法上录》中“杂藏”部类共收录佛籍二百九十一部,八百七十四卷,为此目录中数量最大之部类。而古印度传统分类体系中,杂藏类文献的体量在我国佛教目录史上引起广泛效仿,这说明佛教文献目录势必在尊重原始佛教教理教义基础上,以中土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构筑部类体系。

  最早系统将“中土撰著”引入“杂藏”类目者为唐代释道宣,《大唐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目录序》:“律师道宣又为录序,殷因夏礼,无格前修,于三例之外附申杂藏,及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是也。颇似毗赞有功,故载之云耳。”文中清晰说明道宣所申杂藏收录者为“法苑、法集、高僧、僧史之流”,皆非翻译佛典。说明此时的杂藏的性质已经在佛教文献分类中悄然发生改变。但道宣之分类过于激进,杂藏所录尽为中土著述,将原属杂藏类的西土文献附人经律论三藏之中。这便无形中对三藏文献的收录标准造成影响。而延至唐代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佛典目录的分类方有所突破:其“有译有本录”最为重要,独创性的下设三录:“菩萨三藏录”、“声闻三藏录”、“圣贤传记录”?前两者分别收录大小乘经论,“圣贤传记录”则下分五类,分别为“赞扬佛德”、“明法真理”、“述僧行轨”、“催邪护法”、“外宗异轨”。《开元录》虽未设置“杂藏”之名,其“圣贤传记录”却具备“杂藏”之实。“圣贤传记录”收录标准智升作出说明:“传记录者,佛圆寂后圣贤弟子之所撰集。虽非二藏正典,然亦助扬玄化。于此之中总为五类……赞佛德者,所行赞传释迦谱等也;明法理者,修行道地经经律异相等也;述僧行者,龙树马呜法显玄奘等传也;摧邪护法者,辩正弘明,破邪辩惑论等也。外宗异计者,数胜二论是也。”智升将其中梵本翻译的佛典放在前面,中土撰述置于后,从而使诸经“东西不杂。览者除疑”。在其分类体系中,“圣贤传记录”所收录的文献是和“经、律、论”典籍有着严格的区分标准的,可以说此时杂藏的内容相较佛教初传时期的文献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一方面智升扩大了收录西土经典的范围,一方面增益了中土后撰集文献的范围、《开元释教录》编就时间为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当时佛教发展已殊为兴盛,其中“催邪护法”等文献的列入更与唐代密宗传入的历史现实相互契合。足证智升《开元释教录》佛籍分目是符合佛教文献的发展趋势的,其类目设置十分合理,为后来的诸多佛教目录所效仿,并且为“杂藏”一目的进一步演变奠定了基础。论”两部,疑伪经两部。对于“杂藏”的定义智旭有较为清晰的说明:“若据《出曜经》说,则于经、律、论外,复有第四杂藏……其或理兼大小,事涉世间,二论既不可收,故应别立杂藏。”智旭认为,杂藏所涉及的义理殊为广泛,并且其分类标准在某种程度是针对论藏而言的,即超出大乘论和小乘论收录范围的经典即为杂藏。

  通过分析《知津》所收录的“杂藏”佛典,可发现其中的经籍整体上分为两类。第一类“西土撰述”为传统意义上的印度佛教杂藏经典,

  《开元释教录》成为历代编造大藏经的分类准绳,但随着本土撰述逐渐增多,大量后撰集的佛教经典无法准确归类。各藏经目录对新译经并未将其列入各部类,而是以“宋代新经”、“宋元续人经”等称谓附于《开元录》后,这便逐步造成了目录系统的失衡。而《阅藏知津》便通过对“杂藏”分类较为完善的设置和利用解决了这一难题,该录撰者为清代智旭,他以南藏、北藏为基础将佛典以经、律、论、杂四藏统分,“杂藏”下面又分西土撰述和此方撰述,最后再附“外道如:《法句譬喻经》《法句经》《法集要诵经》《佛本行经》等,《佛说自十二章经》列在诸文献之首,智旭解题曰:“此西来教典之始也,古今译经图记云:四十二章经,本是外国经抄,腾以大化初传,人未深信,蕴其妙解,不即多翻,且撮经要,以导时俗。”该经主要阐述佛教人士在修行中所应了悟的基本修道纲领,是除伊存向景卢传口授《浮屠经》外我国传统意义上第一部汉译佛经。可见《阅藏知津》西土撰述的文献次第大体是按照文献编撰或传入的时间排列的。第二类“此方撰述”则是智旭根据自己的见解增益了杂藏的收录范围。其收录标准智旭有着详尽的阐述:“此上释大乘经,虽有巧拙浅深不同,然既附经文,不可摄入杂藏,故并人论藏中。若义门各附经论之后,又似经论,太五分别矣。此土述作,唯肇公及南岳天台二师,醇乎其醇,真不愧马鸣、龙树、无著,天亲,故特收人大乘宗论。其余诸师,或未免大醇小疵,仅可人杂藏中!西土撰述,但以义兼大小,或复事涉抄撮,故名为杂。此方撰述,则以诸家不同,体式亦异,故名为杂。”

  《阅藏知津》中的“杂藏”,与印度传统佛教之杂藏已经有了本质性的差异。印度佛教徒结集时期的“杂藏”虽名为杂,但亦具有较高的地位,是“非一人所说,或弟子说,或诸天赞颂。或说夙缘。三阿僧祇菩萨所生。文意非一,多于三藏,故曰杂藏也”,为修多罗(主要是四部阿含经)的补充。此中摄一切菩萨之教行。当时的杂藏是对经律论经典所未能阐述完善理论的补充。而至智旭时,“杂藏”之收录标准发生了一定的衍变,除对传统杂藏文献收录外,其余所人文献或“大醇小疵”或“事涉抄撮”,开始与经律论三藏构成了梯队,成为了尚不足以人藏的一类文献的归宿。《知津》对于“杂藏”收录文献范围的增广,是对前人目录分类实践的总结与改造。虽然史载智旭通览禅宗、天台宗、律宗、净土宗各宗派教义,还是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宗派倾向性,在目录分类理念上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色彩,如“此土撰述”中独重肇公及南岳天台二师,其余皆认为不足以人经藏。但其新的分类理念无异于对传统经籍分类的“挑战”亦是佛教在汉地的本土改造之必然结果。

  此时中土的“杂藏”经过一系列的目录探索与实践,已与古印度“杂藏”有了显著地区别。在文献收录范围上,由单一收录古印度佛教经典,发展为保留古印度传统杂藏典籍的同时,增益中土撰集的佛教著述的文献架构。收录理念则由单纯依原始文献特征分类,向依从中土佛教文献现状,并结合不同目录编纂者教派倾向与佛学旨趣的方向发展。我国古代的佛教文献目录也在伴随着“杂藏”类目的演变而逐步地成熟与健全。

  三、当代中土佛籍分类中的“杂藏”去向

  佛教文献的数量庞大,且在历史演化进程中愈加浩繁,由大藏经卷帙的变化就可见一斑。我国最早的雕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为5048卷,20世纪日本《大正藏》则为11970卷,至建国后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数量竟达23000卷。随着佛教文献数量的增多,佛教目录的分类体系逐渐产生了两种不同类型的调整,以“杂藏”为名称的类目在调整中亦逐渐“销声匿迹”。

  一是在古代分类目录基础上的微调。此类佛教文献分类主要依照《开元释教录》以及《阅藏知津》两个参照体系。前者及其《略出》成为了我国编纂《大藏经》的分类圭臬,从宋代《开宝藏》的编纂到清代《龙藏》的刊修都视其为文献的分类准绳。后者的分类体系亦被日本弘教书院《缩刷大藏经》、民国年间《频伽藏》所直接采用。当代佛经目录通过对二者乃至众多佛教目录的有益借鉴,确立了适应各自分类要求与理念的目录体系。此种境况下的“杂藏”类文献,仍基本参照《开元释教录》中的“圣贤传记录”类与《阅藏知津》之“杂藏”类,收录标准与理念亦基本以“西土撰述”与“中土撰述”为基准,但在文献的取舍上亦根据撰者的宗派倾向与个人喜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

  如吕澂《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全目分经藏、律藏、论藏、密藏、撰述五大类。经藏计有688部,2790卷;律藏210部,879卷;论藏196部,1394卷;密藏388部,639卷;撰述582部,4172卷。但该目录在编次上“关于大乘经的分类,是和以前的各种藏经很有出人的”。它使大乘经的部类区分趋于比较合理,同时也对一些有译、无译的经本加以核实,并对所载的各书,均编号以便检索。对于杂藏文献的条别,目录于“撰述”一部单独录入“中土撰述”,而“西土撰述”的杂藏文献则析分出来散人经律论各部。此种分类虽然聚合了中土后撰集文献,却使得经、律、论三藏融人体例和内容与其殊为不同的“杂藏文献”,这种分配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二是对整个目录分类体系的革新。如20世纪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颠覆了汉文大藏经的传统排目,以新的理念重新分配佛教文献群体。《大正藏》全藏分正编、续编、图像、总目录四部分。正编主要收录汉译经律论和中国佛教著述,下属二十四大类:阿含部、本缘部、般若部、法华部、华严部、宝积部、涅槃部、大集部、经集部、密教部、律部、释经论部,毗昙部、中观部、瑜珈部、论集部、经疏部、律疏论疏部、诸宗部、时传部、事汇部、外教部、目录部。续编主要收录日本佛教撰述,兼及敦煌、日本所传的古逸经、疑似(疑伪)经。下分七类:除了对正编的经律论诸宗各部进行续编,更录悉昙部,古逸部,疑似部等。又附十二册日本各寺院收藏的各种佛教图像。此时“杂藏”类文献的去向分布于《大正藏》“经籍”、“事汇”、“禅宗”、“史传”等各部类,如《法句经》《法句譬喻经》归到事汇部类,《景德传灯录》归人禅宗部类,《弘明集》归人史传部类,做到了突破宗派的拘囿,而以学科基础进行分类,

  此外金克木也对当代佛经目录分类提出构想,他在《关于汉译佛教文献的编目、分类和解题》中提出编纂一个“不照佛教而照宗教学或一般文化知识的观点将全藏重新分类编目”的设想,并拟出一个大略框架,分为“佛陀传说”,“佛陀语录”、“教团组织”、“教派历史”等十类,意在建立一个供“外学”研究者所用,便于据内容检索佛籍的目录体系,而扩大佛教文献的应用范围和社会影响。但是即便金克木意在“不照佛教而照宗教学”,此构想中,传统的文献分类模式被完全打乱,杂藏文献与经、律、论被强行捏合相互掺杂,这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杂藏”及其他部类的宗教学特殊性,极有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混乱。

  通过“杂藏”类佛教文献在历史过程中的变化进行分析,以及对我国由古至今佛教文献类目之演变历程进行简要梳理,可见“杂藏”类文献在我国佛经分类中设置变化是日趋合理的。我国在佛教文献整理过程中的分类实践,无形中正与《撰成三藏及杂藏传》中所谓杂藏“随众意行”相契合,这反映了我国古代佛教文献系统的复杂性,也体现了佛教流略思想的开放与包容性。对此我亦不揣浅陋,提出几条“杂藏”在当代文献分类中的建议。

  首先,“杂藏”类目的设置应符合原始佛教的分类思想。佛教初传时期的佛籍是最接近佛教原始教理教义的,而当时的分类体系也契合最早的佛教文献性质,因而在佛教目录进化过程中,即便经历数次尝试性的调整与变化,依旧应该适当保留着一定的佛教原始分类思想的影子,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土佛教人士对佛教经典文献的尊重,另一方面也由于佛教文献的特殊性,其自身体系具有一定的不可逾越的稳定性。其次,“杂藏”类目最主要的功用是力求保证诸藏文献类别的清晰合理。一方面其设置使得经律论文献群体各得其所互不错乱杂糅,另一方面解决了后出的佛教文献的归类问题。目录编撰者在一定标准下对后撰著文献的归属有了一个清晰地把握,从而将原始佛教文献与后撰著文献能够较为合理的存在于一个系统中,不应依个人想法随意增益或减少文献。再次,“杂藏类”目录体系的设置和归类应与时俱进,在尊重原始佛教思想的前提下在目录编纂中合理体现佛教的中国化进程。我国佛教文献由没组织规划的个人传译,到国家设立相关机构并有计划地组织佛教文献的翻译,再到中土佛教人士结合其自身的哲学思辨与传法实践而著书立说。这一系列的发展流变并非单纯的文献归类问题,而是由于佛教传入中土后在原始佛教教理教义基础上与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相结合,构筑了一个更适用于中国社会,更易于中国民众接受的宗教文献体系,其变化历程皆可在“杂藏”类文献于佛教目录中的变迁得到印证,这或许才是“杂藏”类目存在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