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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大师与闽南佛学院的文教事业(二)

作者:达亮

  二、太虚大师与闽院僧伽教育

  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成为民国福建佛教教育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多是自主性的“寺庙办学”,其关注点也开始转向佛教僧伽本身的全面教育而非单纯应付“庙产兴学”。随着儒学统治的衰微与解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泛滥,近代佛教遇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但它本身也是危机重重,不仅有“内忧”的腐蚀,更有“外患”的冲击,尤其是“庙产兴学”严重动摇了佛教生存的根基。

  太虚大师是近代高僧,以倡导人间佛教而著称,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太虚大师一生为佛教革命奔走呼号,可谓呕心沥血,但由于保守佛教势力阻碍太大,又值国难当头,因此,他的佛教革命事业未获成功,但他在倡导“人间佛教”、人才培养方面取得较大成功。

  近代佛教思潮基本上是晚清的新学家、以杨文会代表的居士集团、与太虚大师为首的寺院僧人这三股力量促成兴起的,其中尤以太虚大师倡导的佛教革新运动最为重要。太虚大师是近代佛教革新的集大成者,他的“人间佛教”思想为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富有现代意义的探索。简单地说,近代佛教思潮对近代僧人文学的重要影响表现在:第一,人世的转向;第二,佛教期刊的大量涌现;第三,学僧群的出现。太虚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在中国佛教界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这是太虚大师及其所领导的佛教革新运动最大贡献。“佛教人间化,人间佛教化”。所谓“佛教人间化”是指时代、环境变了,佛教也随之变化适应,需要对传统佛教加以改造,使之能适应新形势的现代佛教。重在革新、改造、转型。佛教是在人间的,必须关注人间,立足人间,在人间中寻找净土,建设净土。如果说“佛教人间化”偏重于佛教的“自救”,那么“人间佛教化”更多地是指“救世”的强调,主张运用佛教改良社会,用佛法救世,跟《海潮音》创刊宗旨“发扬大乘佛教真义,引导现代人心正思”是一脉相承的。1934年,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出版了“人间佛教号”专辑,将“人间佛教”的宣传活动推向了高潮。可以说是“人间佛教”实施的两个步骤和途径,前者是指佛教必须根据“世运变动”的现实,考虑“人间”的民众们的需要,进行革故鼎新,建设新的佛教;后者是指用新的佛教,面向社会,走向人间,积极佛化人生。换句话说,佛教从“人间”中来,又要回到“人间”中去,都在强调佛教的人世转向,彰显佛教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人间佛教”的提倡与流传,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社会化”与“世俗化”。

  太虚大师为现代中国佛教爱国、爱教的僧伽楷模,他不仅为爱国护教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实践中则从加强僧伽教育,培养新的僧伽人才着手,整顿僧制更不遗馀力。在人才的培养方面。仁山、法尊、持松、法肪”、显荫、常惺、慈舟、福善、震华、印顺、白圣、芝峰、侦虚、宝静、正果、巨赞、观空、明真、净严、星云……与大师佛教教育有间接或直接的学问因缘影响。在他接任闽南佛学院院长,授命他的得意弟子大醒、芝峰去接办,不仅锻炼了他们的干才,也提高了他们在现代僧青年的地位和威望。创办《海潮音》,引导僧青年学佛研佛的兴趣,为他们提供切磋佛学、发表佛教言论提供了重要场所,从1931年起有意识地让他的弟子轮流主编《海潮音》。他的佛教革新思想,以及他开创的佛学院与佛教刊物结合的办学模式,不仅为他的弟子所接受,在佛教界尤其在僧青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感召力。

  太虚大师更是一位佛教改革的实践家,推动现代僧伽教育的普及。如果说杨文会是近代中国僧教育的开创者和尝试者,那么,太虚大师则是现代僧教育最为著名的推进者和实践者。由他亲自倡导并创办或主办的僧教育学院有:“武昌佛学院”“闽南佛学院”“柏林教理院”“汉藏教理院”等佛学院,改革了佛教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在僧教育的现代化转向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影响。而在太虚大师僧教育思想和实践影响下创办的佛学院则为数更多。

  太虚在《三十年来之中国佛教——民国前四年至民国二十六年》载:

  民国十一年太虚大师在武昌以李开优等之援助,设立佛学院,遂於教育开一新局面,不惟影响於青年僧甚大,且于学术文化及政治社会各方面,均有相当影响。迄今演续为世界佛学苑图书馆及研究院,则由法舫等代主持,而直属分设者,尚有法尊代主持之汉藏教理院,其仿设者若常惺于厦门之闽南佛学院,民国十六年后曾由太虚要芝峰、会觉、大醒、寄尘等持续之,他若大醒、心道于福州之鼓山佛学院,大醒、寄尘于潮州之岭东佛学院,寄尘、容虚于九华山之江南佛学院,慈航于安庆之迎江佛学院,常惺、台源、法舫、空也、量源在北平之柏林寺、法源寺、拈花寺学院,净严之河南佛学苑,宽融之普陀佛学苑,妙阔在陕西之慈恩宗学院,昌元、广文之四川佛学院,永昌之贵州佛学院,静严之焦山佛学院,大醒在江北之觉津学院,谈玄在奉化之雪窦学寺,芝峰、亦幻在宁波之白湖讲舍等。或昙花一现,或独在持续,皆出于佛学院直接间接之关系,其它若竹林佛学院、玉山佛学院、法界学院、光孝学院、栖霞学院、北平之弘慈学院、湖南之祝圣学院各僧教育机关,均有以上各学院之学僧参预施教,然各学院迄今未能有一系统之学制,而世界佛学苑亦尚无使佛学世界化之效能,殊可遗憾!

  这些佛学院为中国近代培养了一大批、好几代优秀的佛教弘法和研究人才,流泽且惠及于今,其功德可谓伟矣。

  孔子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佛教教育是一种广义上的教育,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针对僧、俗、居土各色人等。因此,它涉及到众多的教育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界定与处理问题。“佛教是一种教育””,她启发人类的智慧,纯洁人类的信仰。不过,当这种教育失去了其人格与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之后,那么这种教育也就失去了她最可宝贵的新鲜与活力。自救尚且不暇,何来能力觉他?“佛教是一种教育”,这里的教育概念应该是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极其宽泛的定义,甚至可以是对一种“他者”生存方式的无言示范。然而,教什么?学什么?这是困顿中的中国佛教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那么微观的具体操作方式听起来再完美,整个中国佛教教育也是不可避免失败的。1912-1950年间的历史曾经给过佛教机会。期间,在太虚大师等前贤的引领下,也轰轰烈烈创办过众多具有一定现代化特征的佛学院。但迄1950年为止的全中国佛教教育,“可谓是彻底的失败”。

  太虚法师对闽院僧伽教育之贡献

  太虚法师与福建佛教界关系密切,主要表现在积极倡导僧教育。太虚法师曾任闽南佛学院院长(兼南普陀寺方丈),对办好闽院倾注了大量心血。闽南佛学院之所以成为我国著名佛教学府,至今仍在全国各佛学院中名列前茅,与早期主持院务工作的高僧大德打下的基础有着密切关系。”太虚大师作为佛教界领袖,一贯高度重视对僧才的培养。在其担任闽南佛学院院长的6年中,一直将闽院作为他改革、创新中国僧教育的实验园地。“以后数年中,闽院遂为大师教育事业中心。”在大师的努力下,闽南佛学院面貌为之一变,不仅成为僧人首选学府,也成为全例各地僧人向往的学府。

  第一,采取系列措施,对闽院进行调整、充实、改革,进一步提高了办学质量

  为培养能“根据佛学真理,适应现代社会”的僧才,闽院课程设置力求门类多样化,佛学课程有佛学概论、各宗派源流、因明学概要、大乘宗地引论、律学大意、贤首学大意、天台学大意、唯识学大意、密学大意、禅学大意、净土学大意、俱舍学大意、成实学大意及四论学大意等;国文课程有语体文、文言文、文法、文字学、文学史;外文有日文及英文;数学有算术、珠算、代数、几何、三角;历史有本国史及世界史、中国及印度教史、自由史观、僧伽制度沿革史;地理有本国及世界地理、佛教行化地域形势;哲学、宗教方面有中国哲学大要、西洋及印度哲学大要、人生哲学、世界各种宗教大要、心理学、伦理学等;教育方面有教育原理、教授法、佛教研究法、寺院管理法、佛教教育各论;艺术方面,有书法、音乐、图画、梵曲、建筑、雕刻;此外,还开设体育、劳动和行持等课。

  课程品种丰富,门类繁多,但时间安排实在太紧,致使学僧感到困难。1929年,院方接纳弘一大师建议,对课程体系进行改革,此后学僧的学习效果就有了进步。如将原学院附办的小学迁往漳州南山寺,独立建校,之后于南山寺成立“锡兰留学团”,学习英文以备留学。明确规定闽院三年修业的学制和每学年的修学课程,除以佛学经论为主外,还兼修语文、外语、数学、历史、地理、哲学、艺术、体育等科目。1930年夏,闽院在此基础上成立研究部,称闽南佛学院第二院。芝峰、大醒分别任研究长与副研究长。第一届学僧十人,是太虚大师在从业学生中选出的品学兼优的学僧进入研究部深造,并有专门导师负责指导。学院中研究部分为“法相唯识系”“法性般若系”“小乘俱舍系”“中国佛学系”“融通应用系”等五个系,供研究人员选修。

  第二,提出一整套新的僧教育观,极力推动闽南佛学院的教育改革

  太虚大师在闽院作了较为系统地改革主张。如1929年12月太虚大师在闽南佛学院作《中国现时学僧应取之态度》的演讲,指出学僧不但要对佛教本身有深切的认识和信仰,而且还要了解世界潮流,养成“独立不倚”的智力,以便能在佛法的立场上观察社会,适应社会,行人所不能行,做人所不能做的——大无畏的——大事业。这种大事业包括教育事业、宣传事业、教务事业、慈善事业和其他社会公益等等。太虚大师主持院务,强调僧伽教育要建立在律仪之上,主张注重僧伽律仪训练,严格生活管理,1930年春并为此作《僧教育要建筑在僧律仪之上——十九年春在闽南佛学院讲》专题讲学,他说:

  僧本身之构造,全在于律仪,而律之内心,则惠舍、坚忍、勤勇、定慧、敬德、救苦、慈悲、报恩诸德行是也。

  如是种种善行,为律仪内涵之精神要素,故菩萨戒以摄善法为本质,契之于一心,施之于四体,谓之依律仪戒;发之于世间,行之于社会,谓之饶益有情戒。今之为学僧者,起心动念,行止营谋,不可不本于此也!。

  1931年3月讲《学僧修学纲要》,1932年10月讲《现代憎教育的危亡与佛教的前途》,1932年12月训:《佛教的教史教法和今后的建设》。在1933年的闽南佛学院的演讲中,他进一步强调:

  从前各种僧学出来的学僧,不但不能勤苦劳动去工作,甚至习染奢华而不甘淡泊,这可说是模仿社会学校所得的结果,而误于“法师养成所”的,以为别种事不可干;除去讲经、当教员、或作文、办刊物以外,把平常的家常事务都忘记了。假若全中国的僧徒都来受教育,那么寺院中家常的工作都没有人去做了。结果不但不能住持佛教,甚至消灭了佛教,堕落了佛教!。

  1935年11月讲《师生应如何爱护学院》等。在这些演讲中,他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此后实践僧教育的内容和方向大体没有超出这些观点。如对僧教育没有宗旨、目标的办学方法表示了不满和失望:

  中国教育模仿外国,而佛教教育就模仿中国。如“法师养成所”,恰与中国士大夫式的教育一样。这在僧教育的立场来批评,他们所办的佛教教育,不是为整个佛教情形所需要来办的,不是为信、解、行、证全部佛教来办的,不是普及佛教教育的,这都是古代阶级式的教育遗痕。

  什么是理想的僧教育目标呢?太虚法师提出:“我所希望的僧教育,不是去模仿学作讲经法师而已,必须要学习整个的僧伽生活,要勤苦、劳动、淡泊,要能做挑水、扛柴、洒扫、应对,以及处世理事、修禅弘法的工作。”对于在学僧人,太虚法师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一、要守清苦淡泊的原有佛教生活:出家人,尤其是修学的学僧,……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以此为我们出家人的美德。二、要能勤苦劳动:受过教育而有知识的僧徒,要格外的勤苦劳动才好!……各个人的衣食与各种器具,能自己动手去做。”应该有怎样的僧制?太虚法师提出“学僧制、职僧制、德僧制”三种,表现出一种全新的僧教育体制。

  太虚大师的学生谛闻法师说得更具体,他根据在多所佛学院学习或教书的所见所闻,看到了佛门在办教育方面的缺陷。他在报恩佛学院开学演讲时,就说道:

  我们中国佛教僧教育的产生,大约肇始于有清光绪三十年间。日人水野梅晓,在湖南长沙开办僧学校,迄今已有三十馀年的历史了。其间国内继此而办的,前前后后,一齐综计起来,几有百馀处之多。可是办得有点成绩的,却是寥寥无几,所以到现在人才依然感觉希少,佛教依然感觉衰颓。”他总结僧教育所以失败的原因有下列五点:(一)办学宗旨之不正大。(二)办学经济之不充足。(三)住持长老之无公益心、(四)求学者之无真实心。(五)青年学僧之嚣张过甚。

  第三,为闽院学僧讲经说法和文化课及课程的反思

  1927年3月。太虚法师为闽院学生讲《行为学与唯根论及唯身论》;1929年12月,讲《瑜伽真实义品》。弘一法师亦逐日亲临听讲;1930年2月,讲《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佛学之宗旨及目的》《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3月讲《弥勒经》;4月讲《纪念释迦牟尼佛》;1931年2月,讲《大乘宗地图》;1932年2月,讲《大乘本生心地观经》等。其中有的演讲在太虚法师的弘法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如《大乘位与大乘各宗》为法师十年来对大乘务宗以客观态度观察后,进行了融汇贯通的研究,总结发现其遍融共摄的同共律,指出其特点有“平等门”和“特殊门”。影响较大的还有《西洋中国印度哲学的概观》,法师针对梁漱溟、张东荪对佛教的看法,提出了“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行为论——人生观”“西中印度哲学与佛教”等论题。”在闽院的讲经中,有的内容法师自己也颇为看重,如所讲的《大乘本生心地观经》。

  课程在教学活动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学僧之所以对于佛学不感兴趣,课程的设置不合理是重要原因之一。早期佛学院对于佛学与社会科学的设置南辕北辙、各异其趣:有的仍沿用旧制度,以佛学为主,将世俗的典籍一概禁绝。“讲相宗八要便想造出一班玄奘窥基;讲到天台宗的四教仪便想来几个智者章安,这样的教育方针谁敢说不好。”。从不想佛教新事业,有一两人偶然间想到了,也从来不曾开始做过,最多不过是发表几篇简章或宣言而已。与此截然相反,有的僧教育者则受新思潮的波动,一意模仿社会教育的皮毛,对于学科的内容和学僧的思想,一任放纵,甚至将课程世俗化,。这种做法不仅未能传道、授业、解惑,反而使学僧不但对深奥的佛学失去兴趣,而且对佛学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读书的僧青年只知道舞弄文字,读过几篇小说,哼哼时文,将佛经搁到脑后去了”,觉得研究佛学没有什么用处。于是纷纷舍弃佛学院,改上社会学校或补习班。以上两种做法,各走极端,给佛教教育带来了严重的危机。

  太虚法师对闽院存在问题之反思

  (一)僧伽教育没有统一的系统和方针

  对此,太虚大师在《致钱诚善居士书》中指出:

  观察现在佛教教育情形,其较有精神团结力者,其惟武昌佛学院、安徽佛学院、九华佛学院与闽南佛学院耳。然因地势远隔,彼此不相和通声气,联结一致,故使外间谣诼繁兴。如余经江苏,则盛谣闽院发生学潮,全体解散;采闽南,则从上海得釆传闻,谓武昌佛学院关门。诸如此类,按之事实,真所谓无根之谈。

  可见,佛学院的松散,无统一系统的状态,为反对者从中破坏提供了可乘之机,为僧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进而,他提出为了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各半个月,须将每院院况,作彼此简略相互之报告;同时,将此报告投登《海潮音》及佛教各杂志,如此则误传者自不能发生,捣乱分子亦无从使其伎俩矣。

  (二)僧教育人才的缺乏

  在民国初期,僧侣人数众多,文化素质相对偏低,而那些高僧大德少之又少,太虚法师就呼吁创办僧教育机构,他说道:

  僧教育在造就能修学及能宣扬佛法的现代住持僧宝。如国民主普通教育为国民人之所应受的,此僧教育亦为僧中人人所应受的,并不是专学作讲经法师的。须知僧是住持佛法的,故称为僧宝,其价值重在有真实的修学,高尚的道德,无间断的阐扬佛法。其在求学之时,必遵依经律,如法修行以取得本分上的相应;出而应世,能弘法利生,改造社会,方可成为最完全的僧格。至办僧教育者,亦应依此而为目的。如果双方皆能依此讲求,乃不愧为授受僧教育者。至诸君学成之后,当各就因缘所在,随分宏法。即如回至各人本寺,亦可依所学以改善其弊习,对于同住之僧施以教育。一方察其地方情形,择其所宜而教化之。更能兴办社会公益及文化事业,尤与佛法相应。如果一仍旧贯,与未学何殊?须知佛教寺院之所在地,即为一地方之教化机关,盼诸君从此改善其原来之态度,依真的佛法无间进行,方不负诸君所学。更有一言:现在为僧,须要明白时代潮流及社会真相,如再固守陈弊不除,佛教前途何堪设想?幸诸君勉之!

  (三)经费严重不足

  佛学院的经费多由募捐而得,即从经忏香火而来,即使如此,还有无知的顽僧极力地破坏把持经费;还有许多的丛林和名刹,地点既非常宽阔,经济又非常丰裕,却不从事僧教育,而在那里“醉生梦死,高枕无忧地安卧地度着美满的生活”,这就导致许多僧教育机构因经费不足而中途停办,包括一大批办理相当出色,影响相当大的佛学院,如龙池佛学院、潮州岭东佛学院、江南九华佛学院,特别是对佛教界产生深远影响南北遥相呼应的柏林教理院和闽南佛学院。作为太虚大师推广“世界佛教”中心的柏林教理院,因经费不足于1931年停办。

  闽南佛学院的经费,每月仅三百元——十六年(1927)下半年起,增至五百元,后因观音殿被焚,复减为三百五十元。二十三年因不景气又减至二百十元,并忝办小学一部——房舍就旧日禅堂改用,大小约二十馀间,占全寺四分之一而己。这样玻屋数椽,花钱不过数千元的学院,公然引起了全国佛教界人士的注意。

  当时最著名的两大佛学院的经费尚且如此,其它佛学院经费的紧张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经费不足而无法聘请教师。僧教育根本没有建立在佛教的经济基础之上,是阻碍其发展的重要原因。正如法航所说:“什么好的僧教育计划方法,都不过是计划方法而己。……更没有适当的经济基础,所以一切方法都不能实现。”。

  (四)学僧求学者无真实心

  太虚法师许多改革佛教的主张和看法,是在闽院形成并宣讲的。太虚法师亲任院长的闽南佛学院,是众多的佛教院校中最好的一所,他对其创办的闽南佛学院曾经抱着很大的希望,但是,闽南佛学院的现状也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学僧求学者之无真实心,也“失却自己的立场,崇拜社会的潮流,也就胡闹起来了”,学僧们“时而闹风潮,时而起革命;不说打倒这个,就说打倒那个;专门做些骂人的文章,以为自己的能事。对于院里的课程,不肯死心踏地的用功,问他佛学吗,拢侗真如,颟顸佛性,不知说些什么;问他文学吗,这里抄几句,那里抄几句,文言不成,白话不是,就算他们的文章了。他们唯一的功夫,买几本小说读读,订几本杂志看看,甚至一天到晚,打打闹闹,玩玩笑笑,视院规如具文,目职员如木偶,毫无畏忌的心事,任你闹得天翻地覆,谁也不能干涉,弄不好还要出乱子啊,所以七八年来闽院的学风,坏到无以复加的极度”。学僧们已经没有祖师们的那种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日中一食、树下一宿的勤苦淡泊之境界,他们吃不得苦,不甘寂寞地好好学习。

  结语

  民国初年,厦门兴起革新佛教的佛化运动,在运动中,对于加强寺僧的佛学文化教育,提高僧伽的素质,成为佛教界的缁素人士共同关心的要务。闻名遐迩的闽南佛学院是福建省第一座新型的佛教教育学府,民国时期闽院走过两个阶段:一是发展阶段(1925·1937),二是衰微阶段(1941-1945),1936年全国进行抗日战争,闽院就此停办了,学僧避难四方。但它自1925年至1937年,经过12年的时间,培养学僧共二百馀人,在中国佛教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太虚大师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大师在厦门弘法办学及闽院之因缘,在其一生广泛弘法的佛教生涯中仍占重要地位。

  (续完)

  摘自:《人海灯》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