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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近代观音信仰的外在形态

作者:王芳

  观音信仰山是大乘佛教中流传极广、影响深远的一种宗教信仰。观音信仰由印度传入中国后,其自身不断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以及与文学、民俗、艺术、伦理等文化形态相互交融,构成了一种复杂多样的观音文化,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就学术研究而言,观音信仰是一个重要的领域,并且已取得较丰富的研究成果。总体上看来,研究论著主要集中于阐述中国古代观音信仰的有关内容,如观音信仰的源流、演变、影响以及与文学、民俗、艺术、哲学等的关系,而对近代观音信仰则较少涉及。本文主要以观音信仰的外在形态为切人点,探讨近代观音信仰的演变和特点。

  一、近代观音信仰的因缘

  中国近代社会可谓千古之大变局,既有新旧文化的更替,又有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既天灾连连,又人祸不断,不变的则是近代民众困苦的生活和痛苦的心灵。面对如此多灾多难的社会境况,民众需要精神的慰藉和生存的勇气,以便脱离苦海。佛教中的观音菩萨就是这样一个“救世主”,她大慈大悲,能助人从苦难中得以解脱。因此,近代动荡不安的状况是观音信仰流行的社会基础。

  再者,观音信仰作为佛教中最流行的宗教信仰,其与近代佛教的兴衰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鸦片战争以来,佛教一直处于内忧外患的变革时代,既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又受到国内科学化进程的影响。尽管近代佛教面临诸多挑战,但通过依靠自身力量自觉发起一场复兴运动,从而踏上了一条在改革中回应、在厄难中复兴的道路。因此,佛教中的观音信仰亦经历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佛教的复兴更为其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得近代观音信仰得以持续。

  此外,观音信仰历经古代社会的漫长发展,其所世代积淀下来的慈悲精神也就留在了民众的意识中,这种信仰的惯性和大慈大悲的精神正是观音信仰得以在近代存续的内在动力。

  二、近代观音信仰的信众

  观音信仰的信众主要有佛教界、官方及民众。近代以来,各类信众对观音信仰的认知和体悟有所变化,这主要是近代社会大环境与民众心理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观音信仰的流布与高僧大德的弘扬历来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以来主要有印光、慈航、太虚、印顺、圣严法师等撰文弘扬,其中印光法师对近代观音信仰的推崇较为显著,并形成自己的信仰特点。印光法师被尊称为净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师,他由儒人释,故主张佛儒融会,学佛由做人学起。在其宣扬的佛教净土思想中,他十分推崇观音信仰,认为崇信观音菩萨也能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直至晚年,虽然“目力精神均不给”,但仍“兼以日念佛念观音及大悲咒,为祝国祝民荐亡等”。

  官方阶层是推动近代观音信仰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对观音信仰的推崇,不仅有普通人之日常所求,还包括对权力的诉求。如清末的实际掌权者慈禧太后素信佛教,自视为观世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并常常将自己装扮成观世音菩萨的模样让侍从照相。

  近代民众是观音信仰在近代发展中的中坚力量,包含对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诉求。他们对观音的崇拜大都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如遇天早不雨,则祈雨于观音菩萨;如染瘟疫,则祈福于观音菩萨;如值观音圣诞,则酬神兼祈愿于观音菩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如有灵感之事,则被记录下来,如《观音感应录》《观音菩萨本迹感应颂》等皆含有近代观音感应的事迹,并广泛流传。这一方面显现了民众与观音的神通,以印证民众崇拜之虔诚与观音信仰之灵验,另一方面则为近代观音信仰的流布起到了宣传的作用。

  三、近代观音信仰的组织机构

  明清以来观音信仰不断世俗化,其在民间社会的发展多表现为分散性等特点。近代观音信仰又有所发展,如佛教界开始出现一些弘扬观音信仰的团体,这有利于近代观音信仰的组织化发展。

  (一)观音救苦会(1935--1936)

  观音救苦会由上海陈其昌居士于1935年10月16日创办,总会设于当时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霞飞路北口。它的设立可谓近代中国观音信仰之一大盛事。

  1.发起因缘

  众生身处娑婆世界,身受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炽盛此八苦,可谓苦不堪言。“惟我观世音菩萨,无苦不救,生死为众苦之本,生死不了,苦报无穷。若能厌离生死,发愿求生净土,方与菩萨大悲愿力相应,决蒙救度,此观音救苦会之所由发起也。”

  2.创建宗旨

  观音救苦会以弘扬佛化,改善人心,救济世界,普度众生为宗旨,并发六愿,实力奉行。六愿如下:弘扬佛法僧宝;忏悔身口意业;广济众生疾苦;普劝念佛放生;提倡佛化大同;誓求同登极乐。

  3.机构设置

  对于组织机构而言,观音救苦会主要分以下四部职务:

  (慈)宏教部流通经典,发行画报,注重社会宣传,以期普遍佛化。

  (悲)护生部保护动物,设计放生,提倡素食卫生,养成和平道德。

  (喜)修持部弘扬净土,广劝念佛,励行根本戒律,改进家庭教育。

  (舍)救济部赈救灾难,施送医药,务求蠲除痛苦,庶几同登寿城。

  观音救苦会设会长一名(名誉会长无定额),总理全会事务,副会长两人,辅助会长处理会务。会内各部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主持该部各项重要事项。干事若干人,执行各项应办事务。会中各职员由基本会员推选,任期3年,可选举连任。此外,凡赞成观音救苦会宗旨者,不分年龄、性别、国籍,皆可为会友,并分为基本会友、随喜会友、赞助会友三类。

  4.主要活动

  其一是创办《大生报》。观音救苦会鉴于佛化宣传的需要,经陈其昌居士的竭力筹划,始于1936年6月发行《大生报》。当时第一、第二期《大生报》各印5000份,分赠本外各埠寺院团体之各方同志,且远至南洋地区的仰光和槟榔屿等地,可见其宣传的范围甚为广泛。

  其二为发起佛化医院。1936年12月16日,陈其昌居士等在上海创设佛化医院,此等利生事业,于近代中国佛教界尚属创举。上海佛化医院,“以供养僧宝,优待会友,救济贫病,为诊例上之规定;以内服不用动物药品,保全物命,外科不尚刀针割刺,减少痛苦,为医术上之改良;以常时念佛,完全蔬食,注重看护,临终助念,为内容上之特点”。可谓身心并治,福慧双修。其自成立以来,即得到佛教界以及民众的一致好评,称赞其“济世慈航,福利社会”。

  其三是赠送佛像、药品等以福利社会。为弘扬佛法僧宝,观音救苦会经常赠送佛像及佛教书籍。据统计,自1935年创办起至此年终,“计赠去观世音菩萨圣像四千张,观音救苦编一万册,代送各方惠助之劝善书籍一百余部”。此外,该会还长期施惠药品,以供养僧宝,救济贫病,积极参加慈善活动以期广结善缘,同登寿城。

  其四为举办相关佛事活动。主要包括讲经法会、护国息灾法会、放生会和佛诞庆祝会等活动,以此弘扬佛法,护国利民。如1936年值观音大士圣诞时,观音救苦会启建大悲道场一永日,并礼请盘龙尊者传授观音心咒,举行放生仪规。法会中赠送《大生报》庆祝,并赠观音救苦丹、救苦膏、救苦水等各类圣药共一万瓶,以祈祷世界和平,实现人间净土。

  5.社会影响

  观音救苦会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为名,希冀借助观音的慈悲愿力,以救济和普度芸芸众生。其于灾难深重的近代社会以及复兴艰难的近代佛教,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一,观音救苦会促进了近代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此会的救济部专门负责社会救济事项,积极从事于赈救灾难,施送药物等慈善活动。1935年冬,此会“制送新棉袄四十件,计捐助水灾会二十件,直接施送二十件,散发每张二升米票一百张”。1936年,“捐赠各省水灾义赈会,观音救苦丹二千五百包,观音救苦水二千八百瓶”。山观音救苦会的救济活动,对于苦难深重的近代社会及民众而言,虽然是杯水车薪但也绝不容忽视,它壮大了近代慈善事业的队伍。

  其二,观音救苦会为近代观音信仰的发展开辟了一方新天地。近代之前的观音信仰,大多集中在观音信仰的文本阐释(如宣讲和刊行相关观音经典)以及举行观音圣诞等程式化活动,少有专门的佛教机构来弘扬观音信仰。观音救苦会作为一种组织机构,开启了观音信仰的管理从分散无序走向系统有序的进程,促进了其近代化的发展。

  其三,观音救苦会推动了近代佛教的复兴进程。作为一种佛教机构,观音救苦会的核心宗旨在于弘扬佛法,普度众生。其所设立的宏教、护生、修持和救济四部机构,代表了近代佛教复兴的努力方向;其四部机构的配合及运作,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近代佛教复兴的历史进程。

  (二)崇信观音同志会

  崇信观音同志会由寒世子创立,总部设在上海,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当时在国内有着较大的影响。

  1.入会简介

  首先,关于会员:分特等、甲等、乙等、普通(即丙等)四种。

  其次,关于会费。特等会员的标准如下:(1)除定例五元外,独出银五元以上者;(2)介绍甲等会员二名者;(3)介绍乙等会员五名者;(4)介绍普通会员十名者。其中后三种均抵特等会员例。甲等会员缴费五元,只需永久出银一次。乙等会员的标准如下:(1)出银二元;(2)介绍甲等会员一名者;(3)介绍乙等会员二名者;(4)介绍丙等会员五名者。其中后三种均抵乙等会员例,五对年为满期。普通(即丙等)会员的标准如下:(1)出银一元;(2)介绍丙等会员三名者,可抵丙等会员例,二对年为满期。

  再者,可得享十大利益:(1)《护生报》并观音专刊;(2)精裱唐朝遗笔观音圣像;(3)新出五色过海观音圣像;(4)新编观音起信编;(5)五寸七寸十二寸观音照相;(6)观音救苦丹;(7)宣传观音刊物及善书;(8)购货得享特别利益;(9)得在观音专刊中刊登灵感事迹;(10)邮费一律奉送。

  2.广设分会

  自从上海创办崇信观音同志会后,各地纷纷设立分会(如表1),且会员参会一般较为踊跃。有的地方政府对此会表示欢迎和认同,并为此发布护法布告。如甘肃武都县规定,“倘敢阻挠毁谤,罚办决不容情”。(5)由此可见,崇信观音同志会在当时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除以上两个机构外,近代关于观音信仰的组织还有世界观音般若会,、世界观音卍缘会”、卍缘观音会等。囿于资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对此详细论述,但通过名称可推测出近代观音信仰的世界化发展趋向。

  四、近代观音信仰的传布方式

  近代观音信仰的宣传既有对传统传布方式的传承,又兼有近代化的特色。其多样化的传布方式,促进了近代观音信仰的普化及佛法的弘扬。

  (一)文本宣法

  这是观音信仰的传统宣扬方式,也是主要的方式。近代以来,印刷技术进一步提升,以文本为载体的观音信仰得以快速发展。不仅传统的观音经典被大量刊印,而且有关观音信仰的近代报纸也陆续创刊,这为近代观音信仰的传布开辟了崭新的天地。

  1.书刊

  近代以来,佛教一方面积极谋求自身的复兴,另一方面力图救济众生,因此佛教书籍得以大量刊行。民国时期的上海道德书局,其印发的有关观音的书目主要为:《观世音菩萨经咒诵本》《观世音菩萨密行述要》《观音起信编》《观音法要》《观音灵感录》《通史白衣咒灵感录》《报纸白衣咒灵感录》《上天竺观音大士灵签》《全图注解大悲咒》《心经注解》《心经浅说》等。诸如此类观音书籍的发行,是近代观音信仰传布的重要方式之一。

  2.报纸

  近代佛教报刊不遗余力地宣扬观音信仰,兹以如下报纸试做分析:

  一是《大生报》。1936年6月19日由陈其昌创办,是观音救苦会会刊,由上海大生书药局编辑发行。该刊为月刊,其四大宗旨是:“提倡佛儒合一,促进世界大同;普劝念佛放生,实现人间净土;协助监狱教诲,感化犯罪同胞;发扬国医学术,广济疾苦众生。”该刊主要面向一般信众发行,其内容虽然主要是提倡儒佛合一的思想主张,但在具体内容上还是以佛教学说为主,并且主要介绍观音、地藏菩萨感应与慈悲的事迹等,曾经专门出版过观音菩萨的专刊——《大生报庆祝观音圣诞特刊》。该刊从第三期、第四五两期合刊和第六七八三期合刊以后,就不见再出版,至于何时停刊,尚待考。总之,《大生报》的发行,成为近代弘扬观音信仰的一个新据点。

  二是《护生报》。1932年6月创刊,由上海护生报社出版,是观音崇信同志会的会刊。该刊是双周刊,宗旨是普劝念佛和放生,反对杀业,提倡保护生命。该报的《观音专刊》以宣传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思想为主,提倡借助观音之名弘法利生,广播社会,重视生命。1936年9月停办,共出107期。

  三是《慈航画报》。1933年7月在上海创刊,刘仁航任主编,每周出版一刊,由广东佛山慈航会馆出版。该报旨在“应用最新美术卫生文化科学,提倡慈悲救苦事业”,大力宣扬佛教慈悲济世之真义。该报于1934年10月因经费不足停办。此外,近代其他佛教报纸也登载观音灵感事迹等内容,如《佛教日报》《佛化新闻报》等。这些报刊以浅显的图文,宽广的覆盖面,较强的宣传力,不断地传播和强化近代的观音信仰。

  3.画像

  观音画像是承载观音形象的最直观具体的形式之一,民众通过对其的供奉,以求与神沟通,赐福免灾。传统的观音画像,或出自佛教经典,或来自画家创作,可谓神情各异,各具特色。近代以来,被时人称之为“观音大士真影”的画像广为流传,其最大吸引人之处在于其“真”,供奉如此之观音圣像,民众“一见慈容,无不人人欢迎,个个崇拜”,更易体悟观音的慈悲精神和妙理。

  (二)佛事弘法

  近代以来,灾难连连,战祸不断,佛教界认为当此浩劫时代,只有民众痛切忏悔,消除业障,才能度过劫难,转危为安。而观音菩萨向来以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著称,如能至心称念圣号,悲仰既切,感应弗爽。因此,佛教界频繁举行相关观音菩萨的佛事活动,以求慈力加被,劫难速息,民众康乐。民国时期,各种佛教团体纷纷举办观音的佛事活动,如观音圣诞、观音救劫法会及观音圣七等,关于此类活动盛况的报道常常见诸当时的佛教刊物,如《四川佛教月刊》《佛学半月刊》《海潮音》《觉有情》《弘法刊》《威音》等。1935年四川省佛教会为宣传观音救劫法会,“虔诚礼念观音圣号五永日,并印普劝民众念观音圣号传单,万余张分散城乡”。1934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全国祈祷和平会同启举办第二次全国祈祷和平会,此次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以十万声为一愿,凡念满一愿者,敬赠观音圣像一张以表纪念。此外,发放念佛证,以记录念观音圣号的数目,并计划于观音圣诞日焚化。由此可见,近代观音信仰借助各种佛教团体的宣传,其组织性更强,规模更大,社会参与性增强,这与近代社会劫难深重以及佛教复兴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医术扬法

  人秉天地之气而生,外有六淫之相感,内有七情之交侵,因而无人不病,无病不医。医术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其有救济疾苦之功效。佛教认为,疾病不仅由身造,亦由业造。要知业由心造,病由心生,治病莫先治心,治心惟其佛学。故佛教积极致力于医术与佛学的结合,以期更好的救助众生。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大慈大悲,灵验异常,她在佛学与医术结合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1.创办佛化医院

  1936年12月16日,陈其昌居土等在上海创设佛化医院,得到印光、圆瑛、聂云台等人的赞助,这实属近代佛教界之创举。此院以“佛学治人心病,医术疗人身病,身心并治,福慧双修,期能出轮回,生净土”山为宗旨;以供养僧宝,优待会友,救济贫病,为诊例上之规定;以内服不用动物药品,保全物命,外科不尚刀针割刺,减少痛苦,为医术上之改良;以常时念佛,完全蔬食,注重看护,临终助念,为内容上之特点,可谓“其德其慈普济宇宙,昌人昌己利益众生”。此外,该院还设立念佛堂,敬请法师居士长期礼念阿弥陀佛外,每日加念药师、如来、观音圣号各一次,专为祈祷病者消灾延寿。由此可见,此医院不仅仅是治病疗养之地,亦是弘法布教之所,重视礼念弥陀法、观世音圣号,以期身心并治,共登寿宇。

  2.研制多种医药

  医药以其药力治人病苦,值得注意的是有类药物以观音命名,以期借助神力,消除病痛。这类“观音药”自古就有,如观音救苦膏、观音大士救苦神膏、大士膏、观音救苦散、观音救苦锭、观音救苦丹等,可治诸病。近代以来,各种“观音药”仍在民间流行,有的医士改进药方,研发了新一代的“观音药”,如观音救苦丹、观音救苦膏、观音救苦水等。其中以陈其昌居士研制的观音救苦丹为例,解析该药的效果和观音神力。

  观音救苦丹是陈其昌居士蒙观世音菩萨梦赐良方,照方虔制而成,相传能治内外百病。这样的研制背景,已为观音救苦丹所具有的观音神效奠定了神圣的基础。在配制此丹时,供奉观音大士圣像,至诚恭敬,供养香花,并加持大悲神咒和观音圣号。“所用职工,亦一律斋戒沐浴,茹素念佛,以期感应道交,慈航普度。”此外,凡在服用此丹时,定要至诚恭敬,礼拜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数十百千声,唯其如此,其功德不可思议,感应迅速更不可思议。该丹药自发行以来,灵效显著,各方灵感事迹不胜枚举。由此可见,观音救苦丹从创制到起效,须臾不离观音菩萨的神佑,服用此丹,不仅能治疗身体的病痛,更是一种与观音神交的体验,从而随着身体的康复进一步地深化观音信仰。

  近代观音信仰的传布方式丰富多样,既有宏观的救济众生之举,又有微观的护佑民众之法。观音信仰在近代民间社会仍拥有大量的信众,其生活用品中存在诸多“观音化”的现象。如观音大士镜及各种观音菩萨佩章等都被民众视为护身法宝,深受民众的喜爱。这种微观的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中的观音信仰,其所承载的宣传和普及力度是不可小觑的,它是观音信仰持久不衰的历史见证。

  总之,无论是空间较大的佛化医院,还是小至方寸的观音佩章,无论是定期举行的观音圣诞还是不定期举办的观音法会,佛教巧妙地利用空间和时间的维度构建起近代的观音信仰,通过贯穿其中的象征性的仪式活动,不断强化民众对观音信仰的集体记忆。

  五、近代观音信仰的寺庙空间

  寺庙是宗教信仰之载体,其数量和规模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宗教信仰的变迁。中国观音信仰的近代变动,便可从其寺庙文化中管窥一二。

  清末,佛教式微,也是正在此时佛教艰难地走上了近代复兴之路。其中,对近代佛教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两次庙产兴学运动,它肇始于19世纪末,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这一运动对近代佛教的冲击巨大,直接侵占或毁坏了大量的佛教寺庙,使得佛教的信仰场所急剧减少。受此影响,观音寺庙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冲击。但与其他神灵祠庙相比,观音寺庙仍占有优势地位。

  首先,从纵向比较来看,以1928年河北定县东亭乡62村的信仰调查为例,说明近代观音寺庙遭受冲击。该区原有庙宇数目共计435座,到1928年尚有神像的庙宇只有104座。其中年久失修自行毁坏者占少数,有意毁坏的占大多数。“特别是在民国三年孙发绪县长毁庙兴学,一年之内曾将200处庙宇改为学堂,民国四年改为学堂45处。原有庙宇中的寺没有一座不被毁坏”,,其中原有观音庙7座,至1928年只剩2座。可见,当时庙产兴学运动对该区62村内观音寺庙的破坏程度。又如,1941年北京通县的部分观音寺庙被改为校用,如表2:

  其次,从横向比较来看,以1930年河北定县453村内前数十名的寺庙为例,说明观音寺庙与其他女神祠庙相比所具有的优势地位。(见表3)

  就供奉主神的数量而言,南海大士观音菩萨的寺庙数量(182座)要比五道神的寺庙数量(157座)要多。可见,定县453村民众信奉的主神应首推观音菩萨,观音信仰在该地区具有较明显的优势地位。

  又如民国时期的台北地区,其所拥有的观音寺庙也较多。(见表4)

  总之,由于中国古代观音信仰繁盛,寺庙极多,虽于近代遭受冲击,但较之其他神灵,其寺庙数量仍占据优势地位,这种较为巩固的信仰空间为近代观音信仰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物质基础。

  六、小结

  近代观音信仰的外在形态有如下特点:一是崇拜信众和方式的多元性。既有不同阶层的信众,又有组织化的近代团体;既有传统的书刊宣传,又有近代报纸和佛化医院助力宣法。二是外在形态发展的过渡性,一方面表现在其衰落现象与总体兴盛并存,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传统惯性影响与近代化发展同行,进而彰显出近代观音信仰之外在形态的过渡性和复杂性。三是外在形态发展的集成性。不论是观音信仰的宣扬方式,还是观音信仰的空间存在,其多样性和复杂性都是近代以前所难以比拟的。近代观音信仰外在形态之集大成,是其传承性和时代性等综合作用下的必然产物,成为近代观音信仰外在形态变迁的一个独特点。文化发展史表明,并不是任何文化形态都能可持续地发展,只有具备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觉能力或自我表现能力的文化形态,才具有发展的可能。观音信仰经过中国社会长期的历史积淀和锤炼,其所包含的终极关怀的内在精神,所展现的与时俱进的外在形态,均具有强大的拓展能力和超时空性。因此,近代观音信仰的持续性发展值得作更深入的研究。

  摘自: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