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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度僧看隋初佛教复兴的渐进性

作者:杨维中

  南北朝时期,朝廷起先试图以“僧籍”约束僧尼数量的增长。这段时期,出家以“私度”和“敕度”两种形式隐现进行。隋朝立国之时,北方佛教尚未完全从周武帝毁灭佛教的惨状中恢复过来。隋文帝在北朝度僧制度的基础上采取了许多措施扩展佛教僧尼的数量,为佛教在开皇年的复兴打下基础。然而,隋文帝朝际并未完全解决“私度”僧与“敕度”僧的并存现象。这从另一方面说明,隋文帝尽管致力于复兴佛教,但并未放弃对出家人数量的管控。这是非常重要的分析隋文帝复兴佛教的复杂进程的角度,目前的研究对此重视不够,故而撰写此文分析之。

  隋文帝杨坚(541—604)出生于具有浓厚佛教信仰的家庭,生于冯翊(今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且由智仙尼抚养,13岁方才归家。因这一缘故,隋文帝即位后常常说:“我兴由佛法。”山这使得他对于佛教既有一定程度的报恩心理,更重要的是想借佛教统领人心,为隋王朝的政治服务。隋文帝曾经对当时的律学高僧灵藏(519—586)说:“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可见,隋文帝之所以提倡佛教,与其看中了佛教所具有的劝人为善的作用密切相关。早在于北周任大丞相之时,杨坚已经开始推动佛教的复兴工作。开皇元年(581),杨坚即位伊始,立即诏令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佛教。

  北魏末年佛教最兴盛时,僧尼总数约200万”,接续东魏而远接北魏的北齐政权继承了数量巨大的僧尼队伍。《续高僧传,法上传》记载:北齐时期,“昭玄一曹纯掌僧录,令史员置五十许人,所部僧尼二百余万”。周武帝于建德六年(557)正月灭北齐之后,下令在北齐之地沙汰僧尼,毁灭佛寺,大批僧尼逃往山林、民间。周武帝驾崩之后,周宣帝登位,宣政元年(578)九月十三日,长宗伯歧公奏请速准复教。第二年即大成元年(579)正月十五日,宣帝下诏尊重三宝,弘通教法,选旧沙门中德行清高者7人,在正武殿之西行道。这些“旧沙门”仍然未恢复僧形。当年二月二十六日让位静帝,改元大象。宣帝又敕曰:“佛法弘大而千古共崇,岂有沉隐舍而不行?自今已后,王公已下至黎庶,并宜修事,知朕意焉。”。北周大象元年(579)四月二十八日下诏:“令选旧沙门中懿德贞洁、学业冲博、名实灼然声望可嘉者一百二十人,在陟岵寺为国行道,拟欲供给资须,四事无乏。””周宣帝选旧沙门——百二十人,令其在陟岵寺为国行道。尽管周宣帝三次下诏复兴佛教,但其意志尚不坚决,因此,并未允许昔日被迫逃亡或还俗的僧尼回归,而只是挑选很少一部分以“菩萨僧”的身份为国修道。其理由是:“崇奉之徒,依经自检。遵道之人,勿须剪发毁形,以乖大道。宜可存须发严服,以进高趣。”综合这些材料可知,周宣帝从登基恢复佛教至此已经长达7个多月,仍然不准过去的出家人恢复僧人身份。打破这一僵局的重要推动者就是杨坚。如下文所叙述,武帝灭法后第一批恢复僧人身份之事就是在大丞相杨坚执政时发生的。

  《历代三宝纪》记载说:隋文帝“既清廓两仪,即复兴三宝。开皇元年二月,京及诸州城居聚落,并皆创讫”。从开皇元年(581)二月开始,隋文帝首先允许恢复佛寺。从文献记载看,隋文帝恢复佛寺的步伐比周宣帝大一些。《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记载:“开皇元年,高祖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密阁。”尽管《隋书》叙述说,这一诏令,使“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然而,仅就度僧角度言之,《隋书》的叙述明显夸张,或者将长期效果叙述为短期效应。从下文的叙述可知,此诏书中所说的“任听出家”并非有学者所理解的放任出家而不限制。历史事实是,隋文帝在开皇年间(581一600)处理度僧问题是渐进的有所节制的。

  在开皇初年,首要的工作便是让周武帝灭佛时被迫还俗的僧尼恢复昔日身份。推动杨坚恢复度僧的是法藏和昙延。

  释法藏(546--628),姓荀氏,颍川颍阴人。周天和二年(567)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从出俗。天和四年,诞育皇子,诏选名德至醴泉宫,时当此数。武帝躬趋殿下,口号鲜卑问讯,众僧兀然,无人对者。藏在末行,挺出众立,作鲜卑语答。殿庭僚众,咸喜斯酬。勅语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独超群友,报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钱二百一十贯。”建德二年(573)二月,“刷心荡志,挟钵擎函,投于紫盖山。山即终南之一峰也”。”根据道宣记载,法藏在周武帝灭法后独自一人居于深山,保持僧人身份。周武帝灭佛时,强制僧人还俗,而周宣帝上台尽管改变了对待佛教的严厉政策,但并未让这些被迫还俗者重为比丘。法藏下山曾经与周宣帝当面辩论,但未能改变宣帝的态度。“周德云谢,隋祚将兴。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于虎门学。六月,藏又下山,与大丞相对论三宝经宿。即蒙剃落,赐法服一具,杂彩十五段,青州枣一石,寻又还山。”杨坚于大象二年(580)五月,作北周相后的第二月,法藏下山与杨坚谈论佛教,并且承蒙杨坚批准,重新剃度,恢复僧形。后又重归山中。“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详开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竟陵公检校度僧百二十人,并赐法服,各还所止。藏独宿相第,夜论教始。”大象二年七月十五日,杨坚遣法藏与竟陵公一起主持将陟岵寺的120位“旧沙门”重度为僧,并赐法服。北周毁佛后总算有了一批“合法”的僧人。

  大定元年(581)二月十三日,“丞相龙飞,即改为开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兴善寺为国行道,自此渐开,方流海内。”这年二月,杨坚登上帝位,陟岵寺被改为大兴善寺,上述120位僧人于此寺“为国行道”。开皂二年(582),隋文帝下令将陟岵寺与遵善寺合并,迁陟岵寺于新都靖善坊。《辩正论》卷三记载:“京师造大兴善寺,大启灵塔,广置天宫,像设凭虚,梅梁架迪,璧挡曜彩,玉题含晖,画棋承云,丹栌捧日,风和宝铎,雨润珠胳,林开七觉之花,池漾八功之水,召六大德及四海名僧,常有三百许人,四事供养。””大兴善寺成为隋文帝最重视的佛寺。开皇七年(587)隋文帝从全国征召“六大德”,每位大德僧所带徒众10人就安置于此寺。随后,大兴善寺发展为常住三百僧的大寺院。

  杨坚立隋之后的第一次度僧,与昙延有关。

  释昙延(516—588),俗缘王氏,蒲州桑泉人也。“年十六因游寺,听妙法师讲《涅槃》,探悟其旨,遂舍俗服,膺幽讨深,致出言清越,厉然不群。时在弱冠,便就讲说,词辩优赡,弘裕方雅。””及进具之后,“乃更听《华严》《大论》《十地》《地持》《佛性》《宝性》等诸部,皆超略前导,统津准的。”后隐于南部太行山百梯寺,撰著《涅槃大疏》。周太祖为其建云居寺,并授其为僧统。周武帝欲废二教,昙延极力谏阻而不获信从,又隐于太行山。关于昙延与隋文帝的关系,《续高僧传·昙延传》记载:“隋文创业,未展度僧。延初闻改政,即事剃落,法服执锡,来至王庭,面伸弘理。未及勅慰,便先陈曰:‘敬问皇帝四海为务,无乃劳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贫道昔闻尧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闻雅度,欣泰本怀,共论开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广,教法方隆,奏请度僧以应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数,勅遂总度一千余人以副延请。此皇隋释化之开业也。尔后遂多,凡前后别请度者,应有四千余僧。”沙门昙延听到隋朝立国,拜谒文帝,请求度僧,隋文帝同意度僧一千余名。昙延圆寂于开皇八年(588)八月十三日。八年之中,昙延请求隋文帝度僧四千余名。

  此外,《续高僧传·释普安传》记载:周武帝灭佛时,“京邑名德三十余僧,避地终南”。\2/隋文帝“广募遗僧,依旧安置。时枢梓一谷三十余僧,应诏出家,并住官寺”。”这一则材料说,隋文帝招募周武帝灭法时隐藏于枢梓谷中的三十余僧出山,住于“官寺”。另有记载,“开皇初年,勅遣苏威简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这则材料说,开皇初年(应该不是开皇元年,而是随后的一两年),苏威受命选取三千人出家。如《续高僧传》卷十五《释僧辩传》所叙述,这次度僧不限于昔日沙门重归。僧辩(568—642)“十岁,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宪,未蒙剃落,乃听《维摩》《仁王》二经,文义俱收。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称于时”。当时,“辩年幼小,最在末行。轻其行业,召令口诵。言词清啭,章句契断,神明朗正,见者属目。由是大蒙嗟赏,余并不试,同得出家”。”可见,僧辩属于新度的沙弥。

  有记载表明,在隋文帝开皇年间,周武帝灭佛时被迫还俗的僧尼大多未能合法地回归佛寺。据史籍记载,在解决北周毁佛时还俗僧尼重新回归问题时,曾暂时存在“公贯”僧。相对于此前的10年,开皇十年(590),隋王朝度僧数量有了质的飞跃。不过,关于其数尚须辨析。

  根据《续高僧传·昙迁传》记载,开皇十年大规模度僧与释昙迁(542—607)有密切关系:

  十年春,帝幸晋阳,勃迁随驾。既达并部,又诏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迁入内,与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贯,意愿度之,如何?”迁曰:“昔周武御图,殄灭三宝,众僧等或划迹幽岩,或逃窜异境。陛下统临大运,更阐法门,无不歌咏。有归来投圣德,比虽屡蒙招引度脱,而来有先后,致差际会。且自天地覆载,莫匪王民,至尊汲引万方,宁止一郭蒙庆?”帝沉虑少时,方乃允焉。因下勃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诸有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迁之力矣。

  这一段对话有两大要点:一是“公贯”,即官方在册的僧人,这与“私度僧”对应;二是“私度僧”的来源,依照昙迁的说法主要是周武帝毁灭佛教时隐遁民间的僧尼。昙迁的说法是有道理的,晋阳过去属于北魏、东魏、北齐统治之地,僧尼本来就众多。而据记载,开皇初年最多的一年度僧也就四千多人,累计起来也就四万多。这与当时被迫还俗的两百万僧尼相比,差距非常之大。正因为此,在文帝同意将民间的“私度僧”合法化之后,一下子就有数十万人递人“公贯”。关于此年的僧尼数量,《续高僧传》卷十《靖嵩传》记载:“开皇十年,勅僚庶等有乐出家者并听。时,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万。”后文将辨析,此传文所说五十万的数字显属夸张。

  开皇十年的这次大规模度僧的最大背景是先一年,隋王朝南下灭陈。开皇九年(589)正月,隋军攻入金陵。俘获了陈后主等人,陈朝灭亡,南北重新统一。隋朝灭亡陈朝后,收获了“州三十,郡一百,县四百”,“得产五十万,口二百万”。关于南朝的僧尼数量,相关文献记载如下:《辩正论》卷三记载:“右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所,译经四十二人二百三十八部,僧尼八万二千七百余人。”“右后梁二帝治在江陵三十五年,寺有一百八所。……僧尼三千二百人。”“右陈世五主,合三十四年,寺有一千二百三十二所,国家新寺—-十七所,百官造者六十八所,郭内大寺三百余所。……僧尼三万二千人,译经三人十有一部。”如将南陈所度僧尼数归并到隋王朝的总数中,开皇十年,隋朝的合法僧尼(公贯僧)大致在十多万。至于隐藏于山林中的“私度僧”不在少数,数字不好估计。

  开皇十四年(594),昙迁又上表隋文帝请求“诸废山寺并无贯逃僧,请并安堵。帝又许焉。寻勅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听给额,私度附贯”。”这是请求对于北周时期废弃的山中小寺,只要有一僧住锡,就颁给寺额,允许私度僧尼有“私度僧”附人“公贯”,成为隋王朝合法的僧尼。

  搜检《续高僧传》的材料也可发现,在开皇十年之前,人“公贯”的名额限定确实很严。如《续高僧传·道正传》记载:“释道正,沧州渤海人。禀质高亮,言志清远,居无常处,学非师授。……正任性行藏,都无名贯。经论讲会,莫不登践,皆听其深隐,略其繁长;周流两河,言议超邈,偏以《成实》知名幽冀。时有隶公贯者,引正住寺,为上簿书而志骇风云,曾无顾眄。还返林薄,嗣业相寻,综述宪法,流之于世。”道正(?一?)在开皇七年(587)来京城拜谒文帝,后来“又返东川,不悉终所”。从这一叙述可见,道正传法多年,但仍然未列入“公贯”。释道英(560--636),“姓陈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律师引令出家,而二亲重之,便为取妇,五年同床,誓不相触。素在市贩,与人同财。乃使妻执烛,分判文疏,付嘱留累,遂逃而剃落,至并州炬法师下,听《花严》等经。学成返邑,其妻尚在。开皇十年,方预大度。””道英圆寂于唐贞观十年(636),终年77岁。他20岁为沙弥,至31岁方才正式参加“大度”成为“公贯”僧。在隋文帝下诏私度僧人“公贯”的当年,也有一例类似的事例,即释智舜(533—604)。《续高僧传·智舜传》记载: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并派遣“开府卢元寿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别。时,赵州刺史杨达以舜无公贯,素绝名问。依勅散下,方始知之,乃为系名同果寺。用承诏旨,而舜亦不临赴,山民为之起寺”。

  关于隋代的僧尼总数,《辩正论》卷三记载:“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所度僧尼二十三万人,海内诸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平陈之后……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隋朝“杨氏二君三十七年,寺有三千九百八十五所,度僧尼二十三万六干二百人”。其他唐初资料所记载,大致相同。

  综合上述资料可考知,隋文帝度僧的渐进性和可控性。大象二年(580)七月十五日,杨坚推动将陟岵寺的一百二十“旧沙门”重度为僧,并赐法服。北周毁佛后总算有了一批“合法”的僧人。文帝登基之后,应昙延的请求,总度一千余僧尼。另有记载,开皇初年(应该不是开皇元年,而是随后的一两年),苏威受命选取三千人出家。隋代僧尼数量的大规模增加是在开皇十年(590)发生,文献所记载的五十万僧尼,显系夸张之辞。而至此年,隋王朝的合法僧尼人数在十余万则是可靠的。至仁寿末年,隋王朝合法的僧尼人数逐渐达到二十三万余。

  综合考察隋文帝时期关于“度僧”的种种记载,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隋朝始终存在“私度僧”的问题,与“私度僧”对应的是“公贯”系籍僧。第二,隋朝前期“私度僧”问题很大一部分属于北周灭法的遗留问题,尽管隋文帝几次以大规模人“公贯”的方式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至隋末“私度僧”仍然大量存在。这与隋朝在某种程度上默许“私度僧”的存在有关。与这一条密切相关,第三,也有资料表明隋朝的“公贯僧”是指进入官方管理的佛寺的僧尼,而为数不少的“蓝若”或“佛堂”则是“无贯”“无籍”的僧尼存身之所。如《续高僧传·智舜传》在叙述智舜开皇十年(590)之前的行历时说:智舜“不隶公名,不行公寺,而内德潜运,远闻帝阙”。《续高僧传·大志传》叙述说:释大志(567—609),“会稽山阴人,发蒙出家,师事天台智者颤禅师。颤睹其形神洒落,高放物表,因名为大志。开皇十年,来游庐岳,住峰顶寺。不隶公名,不豫僧伍,诵《法华经》。””这一问题,隋炀帝时期仍然未解决。如《续高僧传·世瑜传》记载:释世瑜(5837—645?),“大业十二年,往绵州震响寺伦法师所出家,一食头陀,勤苦相续。又往利州,人籍住寺。后人益州绵竹县响应山,独住多年。””大业十二年(616),世瑜已经30多岁,在绵州出家修行一段时间之后,前往利州“人籍住寺”。这与前例“不隶公名,不行公寺”所昭示的“公名”“公寺”的逻辑是一致的。

  总体言之,隋文帝恢复乃至复兴佛教呈现显著的渐进性和可控性。这点,开皇年间(581—600)尤其明显。仁寿年间(601—604)兴起大规模的舍利崇拜,文帝对于佛教的狂热性更为显著。

  世界宗教文化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