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杂文

当前位置:首页> > 杂文

《大宋僧史略》的基本内容与历史价值

作者:徐惠娟

  《大宋僧史略》是北宋著名律宗高僧、佛教史学家赞宁(919-1001)所著。本书是一部记述佛教事迹以及典章制度的起源、流变的重要佛教史籍。本书作者赞宁,俗姓高,祖籍渤海(今山东阳信西南),隋末移居吴兴郡德清县(今浙江德清县)。赞宁于后唐天成年间(926-929)在杭州祥符寺出家。清泰初年(934-936)入天台山受具足戒,以后专心精研三藏教典。赞宁曾常住杭州灵隐寺,多年致力于修学南山律,著述律学专著。他与人谈论佛法,常辨才宏放,三言两语即挫败他人之论锋,赢得了“律虎”的美誉。赞宁勤奋好学,精通内学之外,兼善儒、老、百家之言。赞宁博闻强记,擅长诗文,声望日增,受到当时东南一带侯王名士的敬仰。他曾与吴越国很多贵族以文义切磋,和浙中很多士大夫以诗文唱和,他的见解和文采都为时人所推崇。《大宋僧史略》收录了从佛陀降生年代的考证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大量的佛教典章制度的史实,以及有关僧史史实与考证。书中主要收录了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直到北宋时期将近一千年的佛教史实,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佛教史书。

  一、《大宋僧史略》的成书过程

  《大宋僧史略》是赞宁撰著的两部佛教史书(另一部为《宋高僧传》)之一。赞宁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奉诏修僧史之后,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开始撰著本书。经过三年多的收集史料,考证史实,谋篇布局,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完成全书的撰述。咸平二年(999),已经八十一岁高龄的赞宁奉诏全面重修《大宋僧史略》一书。

  对于撰著本书的缘由,赞宁在本书序言中说“夫僧本无史,觉乎弘明二集,可非记言耶;高名僧传,可非记事耶。言事既全,俱为载笔。原彼东汉,至于我朝,仅一千年。教法污隆,缁徒出没,富哉事迹,繁矣言诠,蕴结藏中,从何攸济?”赞宁认为中国本来没有僧史,《弘明集》、《广弘明集》不过是记言之作,《高僧传》、《续高僧传》都是记僧事之作。除了这些之外,佛教从东汉传入中国,至宋代不过一千多年时间。在这并不算太长的时间里,由于邪说频出,造成教法污隆,各种僧徒事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见,赞宁并不满足与当时《弘明集》和《高僧传》的史实记载,而是希望有更全面的僧史书面世。

  为了正本清源,赞宁于太平兴国初年,奉诏撰著《宋高僧传》之外,另外,又博采众说,取其正说撰著并修改了三卷本《大宋僧史略》一书。赞宁在《大宋僧史略》序言中说:“以太平兴国初,迭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及进育王塔,乘馹到阙,敕居东寺,披览多暇,遂树立门题,搜求事类。始乎佛生教法流衍,至于三宝住持诸务事始,一皆隐括,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赞宁在这段序言中讲述了自己得到宋太宗的诏令撰写《宋高僧传》和《大宋僧史略》的经历和过程。他不仅要广泛收集各种佛教史料,还要仔细阅览,加以考证。然后分门别类谋篇布局,最后成书。赞宁从护持佛教的立场出发,撰著了这部有关佛教教团制度、佛教教法的流变,三宝住持诸种事务,以及佛教仪礼、戒律、忏法等内容的史书《大宋僧史略》。

  赞宁在撰著《大宋僧史略》时,对收集到的内外典籍中的史实,加以筛选甄别,得出切实可信的结论,然后再将这些可靠的史料录入书中。书中虽然也收录了附会的传说,但为了让读者有所参考,赞宁还特别注明“难凭准”字样,以引起阅读者的注意。对与某些史料中记载的错误之处,赞宁也都逐一加以纠正,以使后来阅读者有所凭据。

  二、本书的基本内容

  《大宋僧史略》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主要讲述了从佛陀降生到佛教东传的有关史实,以及经、律、论三藏教典的翻译,古代寺院的创建,汉地僧人的出家,服章法式、立坛受戒、斋忏之法、礼仪沿革、讲经说法、注释经典、传禅观法,以及西行求法的起源等等。

  比如在考证佛教传入中国的史实时,赞宁查阅了多种史料,记录了佛教传入中国的不同史实。他在《僧入震旦》篇中考证说,秦始皇时,有沙门释利房等十八位贤者,携带佛经来中土弘扬佛法。秦始皇并不相信佛法,遂将他们因禁起来。夜晚突然有神人破狱救出他们。又在汉成帝时,著名文学家、目录学家刘向在天禄阁校书,见到书中有很多关于佛经的记载。他后来著述《列仙传》中所收录的一百三十六个人中,有七十四人已经见到过佛经。刘向详加探究,证实在周秦时代就有沙门活动的记载,只不过当时佛教并没有兴盛而己。直到后汉明帝永平七年,因汉明帝夜梦丈六金人,项有日月光,飞行于殿庭中。第二天,汉明帝咨询群臣,众人都不能回答。太史傅毅进奏说:“臣听说周昭王之时,西方有圣人出世,名字叫‘佛’”。汉明帝于是派遣中郎将秦景、蔡情、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前往天竺访求佛道。永平十年,蔡情等人在中天竺大月氏,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得到佛像和梵文佛经六十万言,用白马驮经,抵达洛阳。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受到汉明帝的热情接待,并安排他们住在接待外宾的鸿胪寺。永平十一年,敕令于洛阳雍门外建白马寺供养二僧。迦叶摩腾在白马寺翻译中国第一部经典《四十二章经》。赞宁认为,汉明帝夜梦金人是佛教有正史记载正式传入中国的开始。不过这个时期,佛法虽然传到中原,但并没有广泛流传于江表,信佛的人也并不普遍,佛教传播的范围也并不广泛。直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为帝,康居国僧人康僧会到东吴弘法,佛法才大行于江南。

  本书中对戒律的东传和中国的传戒制度也有论说。在《立坛得戒》篇中,赞宁论说传戒的历史汉魏之际的僧人,虽然也剃发染衣,但戒法并不具备,当时的僧尼二众,只授三皈。此后,汉永平至魏黄初以来,大僧、沙弥并没有区别。后来有昙摩迦罗三藏及竺律炎、维只难等人,都弘传律法。昙摩迦罗在嘉平、正元年间,与昙帝法师在洛阳翻译出《僧祇戒心》,立大僧羯磨法,在东土立坛,这是东土开设戒坛之始。东土正式开始受戒,则从朱士行开始。南朝永明年间,三吴初造戒坛,这是吴中传戒的开始。唐代初年,灵感寺南山道宣律师,按法立坛,感得宾头卢随喜赞叹。道宣撰写有《戒坛经》一卷行世。北宋右街副僧录广化大师在东京太平兴国寺造石戒坛,宏壮严丽,冠绝天下。

  中卷主要讲述道俗立制、行香唱导、赞呗之由、僧寺纲科、僧官制度、国师封号、僧官俸禄、僧尼管理机构,以及僧官在朝中班位和内道场的起源等佛教仪轨和僧人管理制度。如《道俗立制》篇讲述了中国僧人戒规的制定和形成。文中说,佛法流行之后,佛陀制定了各种戒规来规范僧人的言行举止,令僧人的一切言行都符合戒规和威仪要求。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尼无论是住在大丛林或小的僧院,“皆和众立条,约束行止,俾不罹于愆失也。”东晋高僧道安法师慨叹戒律之未全,痛感僧人威仪的缺失,订立三条规章制度,使大众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讲;二六时礼忏;三布萨悔过等法。赞宁通过对史料考证后得出结论:中土僧制的最初建立,是从东晋道安法师正式开始的。

  道安的高足弟子法遇法师在荆州弘法时,有学徒违规饮酒,法遇知道后只是加以责罚并没有迁单。道安在襄阳听说此事后,寄给法遇一条木棍。法遇收到木棍后,深知师父的用意,遂即召集大众,命僧值用木棍打自己二十下以警示自己戒规不严。

  本篇中还介绍了支遁法师立众僧集仪度,慧远建立法社节度,乃至道宣律师建立鸣钟制度、分五众物仪、章服仪、归敬仪等。

  对于僧官制度,本卷中也有详细的介绍。如《立僧正》篇中说:“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盖以比丘无法,如马无辔勒,牛无贯绳,渐染俗风,将乖雅则。故设有德望者,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赞宁经考证后认为,最早的僧正是从姚秦时期僧契开始。到南朝刘宋之后建立沙门都管理僧人事务,当时还曾以宝贤比丘尼为僧正。宋文帝、宋武帝都尊崇她。次于僧正的僧官称为“法主”。比如生公的弟子道猷即为法主。宋文帝曾问慧观:“顿悟义谁习之?”慧观回答:“道猷。”宋文帝遂将道猷召入宫中。孝武帝即位后,敕住新安寺,任镇寺法主。刘宋升明年间,以法持为僧正:大明年间,以道温为都邑僧正;永明年间,敕令长干寺玄畅与法献为僧主,分任长江南北两岸。齐末以法悦为僧主,常住正觉寺。梁代开国皇帝梁武帝归心佛教,选高僧法超为都邑僧正。普通六年,.敕令法云为大僧正。

  僧正之外,僧主也是南朝重要僧官。南朝慧基法师,浙江杭州人,在蔡州依求那三藏受戒,后来到越地弘法。不久,敕令慧基任僧主,掌管十座城市的僧人事务。慧基法师也因此称为我国最早的“僧主”。

  本书下卷主要讲述帝王诞辰、僧人讲论经义、赐僧紫衣、赐僧谥号、封授官秩、筑戒坛、结社法集、赐夏腊、临坛法位、度僧规利、得道证果、上元放灯等历史内容和仪轨。如《赐师号》篇中讲述了赐予师号的历史与演变。文中说,赐师号就是赐予某僧人“大师”之号,最早起源于梁武帝赐予娄约法师师号,其次是隋炀帝赐予智颠禅师“智者”师号,不过并没有称为“大师”。唐中宗赐与万回为“法云公”。唐玄宗开元年间,有慧日法师,于中宗朝度义净西行求法,回国后进奉真容梵夹,中宗十分喜悦赐予“慈敏”之号。

  唐穆宗朝,太平军节度使刘总上奏请求给德行俱佳的高僧赐予“紫衣”,号“大觉师”。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延庆节,因左街云颢法师善于讲经说法,赐予“三慧大师”之号。赐予右街僧彻法师“净光大师”之号;赐予可浮法师“法智大师”之号赐予重谦法师“青莲大师”之号。从这些史料可知,真正赐予“大师”称号是从唐懿宗朝开始的。唐僖宗朝赐予僧录云皓法师封号“云皓大师”,唐昭宗朝赐予圆明法师号“圆明大师”。后梁时期,赐予灵武道寅尤法师号“证慧大师”;赐予吴越国径山洪谨为“法济大师”。至龙德元年,诏令禁止赐予僧人师号和紫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如此。宋代承袭前朝,也不再赐予僧人师号和紫衣,而允许赐予“大德”之号。先是开宝至太平兴国四年之前,令四海僧人入殿庭比试三学,之后开封府功德使差僧证经律论意义,十条全通过的僧人赐予紫衣,号为“手表僧”。之所以称为“手表僧”,是因为他们以面手进表。不久因功德使上奏,天下一家不须手表。从此,每遇到皇帝圣诞日,由亲王、宰辅、节度使、刺史上表推荐。僧道、紫衣、师号只有两街僧录、道录所推荐的才得以入内,是日授予门下牒文,称为“帘前”师号。赐予的紫衣号“帘前紫衣”,此是最为荣崇之号。其他王侯所推荐之人,隔日方才降低等级赐予师号。

  在僧史上,还有关于结社修道的记载。《大宋僧史略》下卷《结社法集》中记载了东晋高僧慧远大师结莲社共修净土之事。文中说,东晋庐山东林慧远大师行化浔阳(今江西九江)一带,高师、逸人辐辏于东林寺,都愿意结香火。当时有很多居士如雷次宗、宗炳、张诠、刘遗民、周续之等人,共结白莲华社,塑立弥陀像,求愿往生安养国,称为“莲社”。中国佛教最早的莲社之名就是从此开始的。齐竟陵文宣王招募僧俗行净住法,称为“净住社”。梁代僧祐曾撰法社,建功德邑会文,历代以来,有很多寺院用作大众集体修学的“法会社”。结社修行可以使大众集合一起,令修行容易成功。结社时,所有信众共作福因,条约严明,修行人之间相互激励,勤于修证。更重要的是,社团有生善之功效。经过社团的熏修,人人都去恶向善,相互关爱,相互帮助。

  三、《大宋僧史略》的历史价值

  《大宋僧史略》作为中国佛教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佛教史书,为后世保存了佛教三藏教典翻译注疏史实,佛教传戒制度的形成与仪轨,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变迁,中土高僧西行求法的艰辛历程等。本书中的这些佛教史实,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首先,本书阐释了中国佛教三藏教典的翻译与注疏历史过程。书中详细介绍了梵文佛教经律论三藏教典翻译与注疏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中国历代高僧西行求法所带回的都是梵文经典。这些梵文三藏教典带回国内之后,只有翻译成汉语佛典才能被信众看懂和学修。为了将梵文佛典翻译成汉语佛典,先是由很多通达汉语的外国高僧来中土从事佛教三藏教典的翻译,后来,一些我国的一些西行求法高僧回国后也组织译场从事佛典翻译。由于佛教分为经、律、论等三藏教典,翻译经典的高僧从专业角度又分为译经师、译律师和译论师三种,分别简称为经师、律师和论师。

  在本书《译经》篇中,赞宁介绍了中国最早从事佛经翻译的高僧和最早翻译的佛经。文云:“若论翻译,则摩腾初出四十二章经,及法兰同译十地、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等经,为其始也。次则安清、支谶、支谦等相继翻述。汉末魏初,传译渐盛,或翻佛为众佑,或翻辟支为古佛。支谶出首楞严经云:佛在王舍城灵鹫顶山中。存没不同,用舍各异,斯乃译经之推轮者焉”《译律》篇介绍了佛教律典的翻译历史。文云:“案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岁,安世高首出义决律一卷。次有比丘诸禁律一卷。至曹魏世,天竺三藏昙摩迦罗到许洛,慨魏境僧无律范,遂于嘉平年中,与昙谛译四分羯磨及僧祇戒心图记云,此方戒律之始也。”《译论》篇介绍了佛教论典的翻译历史和论师。文云:“晋孝武之世,有罽宾国沙门僧伽跋澄,译杂毗昙婆沙十四卷。次则姚秦罗什译大智度、成实,此为译论之始。道安录及僧祐出三藏记同斯楷述也。又单名鞟婆沙,是者迦旃延子撮其要义引经训释,为毗昙四十四品,斯亦论也。”

  在《注经》、《造疏科经》、《解律》等篇中,分别介绍了梵文佛典被翻译成中文后,为了方便我国佛教信徒学修,又有高僧对这些翻译佛典加以注疏和讲解。

  其次,阐述了佛教传戒制度与仪轨的形成。佛教戒定慧三学,戒为根本和基础。佛陀住世时就十分注重戒律的弘扬与持守。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历代高僧大德都十分重视僧尼的学戒、受戒与持戒。经过历代高僧的总结与弘扬,佛教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传戒制度与仪轨。如本书上卷《立坛得戒》、《尼得戒由》和下卷《僧寺纲斜》分别介绍了中土建立戒坛缘由及过程,以及最早受戒的比丘尼和比丘尼受戒的历史。这些宝贵的史料,对后世研究佛教传戒制度提供了可靠在参考资料。

  再次,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变迁。本书中运用大量篇幅介绍了中国僧官制度的形成与废止,僧官的不同名称,僧官的俸禄等内容。

  本书中卷中的《立僧正》、《僧统》、《沙门都统》、《左右街僧录》、《僧主副员》、《杂任职员》、《僧主秩俸》、《管属僧尼》等篇,分别介绍了僧正、僧统、沙门都统、左右街僧录、僧主副员、杂任职员、僧主秩俸、管属僧尼等僧官的由来、职责和俸禄的详细史料。下卷的《封授官秩》则介绍了僧官与朝官的相比较的不同品级。这些关于僧官制度的历史资料对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僧官制度的形成和作用具有重要价值。

  第四,历代高僧西行求法的史实。中土高僧西行求法是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内容。在本书中,有很多篇目介绍了高僧西行求法的缘由,最早的西行求法高僧,以及高僧西行求法所取得的经典和求法的意义等内容。比如上卷《此土僧游西域》篇,介绍了朱士行、僧祐、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西行求法的历史事实。这些史料对后世研究高僧西行求法的意义具有重要借鉴参考价值。

  《大宋僧史略》一书是赞宁为弥补古代高僧传的记事不全,史料欠缺而作。书中运用大量翔实的史料,全面论述了佛教的各方面史实和制度。本书不仅内容丰富全面,而且还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而,本书不仅是学佛者的指南,也是佛教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可靠的参考资料。

  摘自:《觉群》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