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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历史位移与都市佛教刍议

作者:周齐

  “都市佛教”,这个如今司空见惯的名词,其实蕴涵很多值得审视的问题。在此次会议“都市佛教与和谐社会”的论题下,本文拟尝试由历史发展的视角,对已经定义了“都市”位置的“都市佛教”的相关“位置”问题聊作刍议。

  一、问题之提出

  显然,之所以冠以“都市”佛教,虽然含义很多,但最基础的主要含义,是由于这是一个标的位置空间的定语,即,佛教寺院和相关的人员位居于都市之中的佛教。既然如此,与“都市佛教”相应的,应该是“乡间”或“山林”佛教,这不仅是逻辑上的对应,也是古往今来的实际的存在,而且还是佛教一直以来所在的一个重要方位。但是,如今却比较少讲“山林”或“丛林”佛教,明显的直接的现实原因,应该是现今的中国社会城乡差距逐渐缩小,尤其是位于都市中的佛教寺院相对而言有较大发展。而位于乡间丛林的佛教相对式微,或者是山林佛教的所能标榜的含义逐渐淡弱。这其中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即使是位于乡间和山林中的寺院,发展较大的也主要是名寺名山,其相关名色及事宜,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也都密切地关联于都市。因而,“都市”不仅标的了佛教发展重心所在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它还蕴涵着时代趋势和现代意义。因为当今社会体现现代意义的一大特征即城镇化程度加大,大小城市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尤其是标示和引导发展趋向的主要表现区域。所以,“现代”和“都市”,既是所谓都市佛教的时空位置,也是其所应蕴涵的时代趋势和现代意义的标示。

  因而,这样的时空坐标也就同时指示出,与所谓都市佛教相关的问题,大致也应与现代社会相关的问题紧密关联。事实上,对于从古代一路走来的古老宗教而言,步入现代社会都会面对现代性反思和调试的时代课题。如果比较经过了宗教改革的基督教,或者与社会变化更加密切的一些宗教等,这个问题的意义可能就会更加突显。而且,在这方面也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具体问题值得讨论。但需要提及的是,如同现代社会的诸多问题纠缠不清,相关现代性的话题也是比较复杂乃至含混的话题,不仅因其起于西方学术讨论语境,而且甚至还被相关后现代的讨论逐浪为老话题。尤其其话题本身即存在很多的歧义。但这样的状况也显示,这类话题其实仍然是需要讨论的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确切地说,也应是对于当下的佛教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和问题。事实上,撇去关于现代性问题的诸多歧义解释,相关的一些基本问题实是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这里所涉及的现代性问题是一般意义的现代性问题,诸如,在传统的确定性逐渐淡出的现代都市社会,佛教的现代表现形态与其传统模式间的紧张问题,都市佛教和山林佛教的位置关系,佛教发展与现代社会诸多现实时代问题的关系等等。

  不过,在此只是在一般性理论层面做一初步的推理,尝试由佛教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检视佛教的历史位移,看看被定义在“都市”的佛教,会有怎样的义理及逻辑的含义和位置。

  二、佛教的历史位移之概观

  首先显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说的佛教的历史位移。之所以说是历史位移,是立足历史发展观的立场,以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为基准位,由佛教历史的视角来看佛教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一种表述。由历史角度看,佛教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相对于释迦牟尼及其佛教创立的时期,在义理和样貌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也正是因为是由历史地逻辑地角度,则可以看到,其发生的变化则主要是历史的位移。因为,作为一种宗教,佛教的根本基础奠定在其早期创教的时期,确立在其于当时印度各种宗教中脱颖而出成其为佛教的过程中。佛教的一些基础的教义、戒律和理论模式,也就构成了其所谓根源性的部分,也即是佛教在千百年发展中确保其仍然是佛教的基础基因和形态及内在生命力之所在。因而,在佛教保持其根本宗教性的意义上,佛教不应有根源本质意义上的改变,不然就失去了之所以是佛教的根基。由此逻辑地推断,其发展变化即应是历史发展意义上的位移。

  因而,同样在这个角度看,都市佛教也是佛教发展的一种历史位移。比较观之,早期佛教的重要特征就是出离世俗,修止居处要远离聚落。沙门的修行场所要在村镇外的空闲处,或坟场,即“阿兰若”。而选择阿兰若的环境条件,“随顺寂寞最为第一”。即使在聚落边,也是要选在大牛之吼声不能听闻之处,即所谓一俱卢舍之远的所在。这样的阿兰若法,是佛教以脱离人生世间诸苦为其基本宗教解脱取向的教理所决定的。事实上,释迦牟尼从释迦族太子到觉悟成佛的修行过程,也已说明和榜样了佛教修行的基本取向,即,是为肇始的就是出离世俗,进而是修行,最终是觉悟。其出离世俗的动机是因为世间有诸苦,修行指向和目的是要从世间诸苦中解脱出来。所以,早期佛教强调少欲知足,戒行清净。僧人基本的修行生活原则是依止于乞食,树下坐,粪扫衣,陈弃药的四依法,或者修头陀行法,总之是修行生活最大可能地克勤克俭,通过最大可能地减少造作世俗诸苦的可能性,来增加和达成脱离诸苦的可能性。所以,佛教在早期所确立的是以出离世俗来摆脱现实诸苦的修行取向。

  不过,佛教在强调个体修行以出离世俗和清净戒行为解脱修行的原则的同时,还有入世教导和拯救众生脱离诸苦的宗教任务。早期佛教突出释迦牟尼作为导师的意义,所谓“佛在世间,为比丘作师”,“此法在世间”。由佛教史籍经典可以看到释迦牟尼及其弟子们不仅于树下坐或冢间坐,也走乡入城,既于民间也于权贵商贾间的传播教法和接受布施。

  而佛教到大乘佛教,则更加强调释迦牟尼乃是诸佛系列中的现世佛,配合以提倡菩萨道,以济度众生为任,出世与入世的界线越来越被圆融不二的义理逻辑所消解,这种理论尤其在传入中国的佛教中被发扬光大,世间出世间不再二元分立。将这样的义理解释得最直接的是六祖惠能,虽然其弟子编辑《坛经》的经文略有出入,但所谓“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勿离世间上,外求出世间”,所指示的意思则显然是十分明白的。

  的确,世间的任何宗教都是此世间的宗教,出世修行和终极解脱不过是修行的目标,而修行则实实在在地是在现实世间的。其实,从教理的逻辑看,如佛教这样标榜普世的宗教,不仅不存在世间出世间的二元分立,也不存在地域分别。一如古代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若依佛教的宇宙观言,娑婆世界又何处在佛教因缘法之外。因而,佛教的义理,是既讲求出世的修行戒德,又强调入世的普世济度。事实上,这样不仅是为其立足现世而求出世的理论和实践找到了一种平衡调节尺度,也表明佛教是具有成熟的义理结构和逻辑的宗教。

  在中国古代的佛教发展历史上,一方面不乏伴随青灯古佛的山林清修一路,一方面也有游弋于世出世间的修行济世的一脉。由佛教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历代的高僧大德也多是平衡世出世间尺度的高手。而且佛教的分布也并无刻意分别都市与山林的差异。其实,即如释迦牟尼接受了王舍城大檀越布施的那些精舍,佛教发展的脚步从一开始就已经由都市迈步了,而传入中国的佛教的第一寺也是落脚在都市的洛阳,并由此出发,绵延两千多年而发展至今。其间,引领佛教发展的中心也是不断地发生位移的,是既山林也都市的,事实上也是佛教平衡发展的一种调节和保障。

  佛教自身发展虽然如此,但历史地看,都市佛教与山林佛教,在世人看来还是有所分别的,而且往往被认为是世出世间的一种表征和解释。都市的佛教即标签为入世和世俗的表征,而山林的佛教则标签为出世和清修的标示,虽然事实上未必尽然如此。之所以会有类似的认识,是因为佛教被世人认同和确立于世的是其根本宗教性的方面,表现在与世俗关系上,就是指向出离世俗和寻求解脱。出世是佛教的宗教特征。佛教的出发点和目的地都是出世,即使入世拯救的理念和行为,所为的还是为了出世。因而,形成世人以离俗出世作为评判佛教的一个基准,而且不惟是世人的一般认识,即是中国历代的佛教政策对于佛教检束要求,也都是认同远离世俗的清净戒行的佛教。例如,早在北魏时,朝廷就有对于“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好猾”,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违者加罪”的严厉政策。而历经千百年后,到了明清时期,类似的政策条例仍然很详细,世人依然认为,僧人应“或居山泽,或守常住,或游诸方,不干于民,不妄入市村,官民欲求僧听经,则善者慕之,诣所在焚香礼请。”。并认为如此久而行之,才可保证法轮常转和佛教大昌。世人推崇处于世间而净行高远如处出世间的僧人为高僧,而将游走于京城都市周旋于权贵、或营办衣食为务者蔑称为走京僧。所谓“效佛宣扬者智人也,”“官民趋向者历代如此。”。检视佛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对于佛教的类似认识始终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应该说,佛教根源性的宗教模式的保持,是其在历史位移中不发生根本性变异的根由所在。经过历史选择和沉淀,佛教确立于世的根本宗教性,也即是世人所需要和认同的佛教的基础。作为宗教,佛教所为是追求超验的终极关怀意义,终究是以解脱为目的和向度的,其基本的和最终的指向终究都是出世间的,这不仅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因由和遗教,也是千百年来佛教流行于世的基本原因,因为宗教所追求的终极超验的目标,是世人的一种精神需要,至少到目前,仍然是哲学和相关理性的思想观念所不能替代的领域。

  由这样概略地历史检视和义理逻辑看,佛教正是在绵延的历史位移和保持宗教性根源性的平衡中不断发展的。因而,传统和现代的紧张,是这种古老宗教一路走来总要面对的时代问题,一定程度上,也是发展的促动力,而关键在于是否对于这样的历史性问题有积极的反思,是否在积极的反思中不断地调适整合,是否对提升和促进佛教的发展水平有所助益。

  三、都市佛教的义理逻辑位置刍议

  确实,也正如六祖惠能言简意赅地揭示的那样,佛教指示给世人的解脱之路,就是觉悟和出世间,但这条路就在现实世间,在世人的脚下。不离世间的觉悟和出世,是佛教的基本宗教指向,也是中道不二的基本义理逻辑。所要解脱和出离的是这个现世世间,但所要求得的出世间也即在这个世间,这其中的关键只是觉悟与否。或许可以说,这也就是佛教义理所提供的积极的富有生机的一面,从而一定程度地中和了其强调出世的消极倾斜。佛教的这种世出世间的义理逻辑,不仅是其义理逻辑中的一种稳定结构,也是一种平衡调节尺度。从而保障了一种特别标榜出世的宗教,不至于失却现实现世的立足处和发展空间,尤其是不至于失去宗教终极关怀的基本意义。

  由此角度论之,佛教发展即是在其历史位移和保持根源宗教性的动态调节及平衡中的发展。佛教在都市中发展,但都市佛教并不是另外的一种佛教,因而,其所面对的传统与现代的紧张,也即是保持佛教根源性与历史位移的调试和平衡的问题。符合现代社会形态的发展与位移的同时保持佛教的根本宗教性,是当今佛教的课题,也是佛教千百年来所展现的历史。因而,即如历史上的都市与山林,世间与出世间的相即不二的发展逻辑,当今的都市佛教的位置也不在地域定义的意义上,而在现代社会形态中如何调适历史的位移与体现和发扬佛教的根本宗教性的位置意义上,

  或许正可以循着佛教觉悟即解脱、世间即出世间的义理逻辑,结合世人对于宗教超验的终极关怀的精神需求,和社会倾向的平衡关系起见,试论当今的都市佛教,似乎恰恰应位置于:都市中的山林,世间的出世间。既可以消解与传统根源性的不必要的紧张,也协调了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平衡与和谐。至少,这是都市佛教的一个义理逻辑上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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