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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刻经处对中国近现代佛教和佛教研究的贡献

作者:杨曾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中国在进入清代后期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相继入侵和西方文化的迅速侵袭扩张,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民族文化面临空前的严重挑战。在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运动中,以儒释道三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惨遭极大摧残和破坏,佛教显得更加衰落颓败。在民族民主革命酝酿和即将兴起的社会背景下,文化界乃至宗教界的先知先觉也在积极探寻摆脱危机和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出路。

  在这种形势下,佛教界有识之士竞相起来探索振兴佛教的方案并致力于佛教革新的活动。在这当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先有杨文会发起刻印佛典、创立学堂和研究会,继有太虚大师倡导以改善现实人生为基本宗旨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推动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皆为推动中国佛教走出低谷,适应时代转型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安徽省石埭县(今安徽石台县)人。自幼学习儒学经书,在太平天国(1851-1864)兴起和转战各地过程中运动中,携家辗转避难于安徽、江西、浙江、江苏诸省之间。清廷仓促之间命各地官员举办团练以抗击太平天国。清咸丰四年(1854),督办皖南军务的中丞张芾(字小浦,后为湘军先锋官)、军门周白禄经办团练,杨文会应请参与协助。此后,杨文会后应请参加先后以兵部侍郎、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的曾国藩(1811-1872)湘军的幕府,得到重用,于同治二年(1863)受任主管谷米局,在平定太平天国收复南京后受命负责江宁工程,此后经办江宁筹防局、汉口盐局工程等差事。

  杨文会不仅得到曾国藩的信任,也得到其子与他年龄相近的曾纪泽(字惠敏)的信任。光绪二年(1878)曾纪泽出任英法公使期间,荐请杨文会同往担任书记生。在光绪十一年(1885)刘瑞芬(字芝田)出使英俄大臣期间,杨文会也应请随从前往。杨文会在游历欧洲期间,特别留心考察英法诸国政治、工业和文化教育、宗教等。

  杨文会平生好读奇书,博通音韵、天文、历算、地理以及黄老庄列之说,对佛教也早已留心。清同治三年(1864)二十八岁时,在病中读《大乘起信论》,深受启悟,从此虔信佛教。鉴于当时社会上可供流通的佛书奇缺,他在公务之暇留心搜求各种佛典。同治五年(1866)与同志十余人经过筹划,发起重刻方册佛经,于同治十二年(1874)在南京正式设立金陵刻经处。

  在他随曾纪泽出使欧洲期间,于伦敦结识日本佛教学者、真宗大谷派的南条文雄(1849-1927),回国后在从事刻印佛典过程中,多次委托南条文雄等日本学者寻查和代购中国佚失经典。南条文雄等人向他赠送或寄送受托代购的佛书,期间得到日本弘教书院所刊《缩刷藏经》(1909-1913年上海依之编印为《频伽藏》)。他在晚年将从日本搜集来的唐宋佛典中选择一部分书目编入《大藏辑要目录》,生前约刻2000余卷。杨文会还为日本出版《续藏经》提供佛教经典数百种。

  杨文会居士于1911年八月十七日去世,年七十五岁。一生刻印和流通佛典近百余万卷,印刷佛像十余万张,主要著作有《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观无量寿经略论》《等不等观杂录》等。现有《杨仁山居士遗著》及新编《杨仁山全集》行世。[1]

  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及其事业,对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和社会转型发展,对佛教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产生很大的促进作用,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值此纪念金陵刻经处创立150周年之际,仅择要讲以下三点:

  一、在佛教颓废佛典奇缺之际雕刻佛典,致力振兴佛教

  进入清代之后,在佛教经典编纂方面最大的事业莫过于乾隆皇帝降敕编印《乾隆大藏经》(《龙藏》),然而此藏主要用来作各地大寺的镇山之宝,难于在社会广泛流通。明末清初民间先后雕印方册本《径山藏》(即《嘉兴藏》)及《续藏》《又续藏》,虽数量较少,然而便于流通,可惜经过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在江南一带已荡然无存。因为太平天国视儒释道三教为“妖邪”,所到之处毁坏庙宇和造像,焚毁图书,在寺院保存乃至民间流传的经典也惨遭毁坏、焚烧殆尽。杨文会联络同志好友发起刻经事业,创办金陵刻经处,出版散落各地和从日本搜求来的佛教经典,如流传最广的《净土四经》《净土十书》《释氏十三经》及大量其他常用佛经,并将中国久佚华严宗重要文献贤首法藏著作汇集为《贤首法集》刻印,着手编纂对佛教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大藏辑要》等。在他主持刻印的佛教文献中,关于三论宗、净土宗的著作及其他在中国失佚的唐宋诸宗文献,学术价值很高,至今仍受到教内外学者的欢迎。此外,他还绘制和雕印佛画,以供寺院和信众流通供养。

  在他的影响下,江北刻经处于扬州创立。此后还有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成立,皆为刻印和流通佛典做出很大贡献。

  二、从日本引进久已佚失唐宋佛典,推进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

  杨文会在欧洲期间,结识了日本学者南条文雄等人,彼此建立了深厚友谊。他在回国之后,通过南条文雄等日本朋友从日本搜求大量中国久已佚失的佛教经典特别是唐宋诸宗的经典。他经过仔细考量和校对,编制目录,陆续出版,晚年编入《大藏辑要》。在这当中,隋唐三论宗吉藏的“三论”注疏、从北魏昙鸾至唐代道绰、善导的净土宗著作、法相宗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华严宗智俨的《华严的搜玄记》和法藏的《华严探玄记》等,特别珍贵。到底杨文会从日本朋友那里得赠或托购多少佛教典籍呢?或云235部、或云283部,实际是超过300余部的。[2]

  由此,中国教内外学者对唐宋以来中国佛教诸宗可以做比较全面的研究和介绍,从而推进了对佛教中国化的研究,极大充实了中国佛教史的内容。

  三、建立佛教学堂和研究会,培养人才,培育佛学研究风气

  杨文会在搜求和雕印佛典过程中,不仅自己读经、研究,撰写著作,还讲授佛学,培养弟子。在当时,金陵刻经处既是刻印佛典的重镇,也是闻名四方的佛教教育和研究的中心,慕名前来请教佛法、登门受教的僧俗学人很多。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杨文会在上海会晤印度人摩诃波罗,彼此就复兴印度佛教达成共识。为此,他产生先振兴中国佛教,进而复兴印度佛教的想法,并付诸行动。他在明代临济宗聚云吹万禅师所编,后又经印光法师修订的《释教三字经》基础上,编注《佛教初学课本》。在所写《支那佛教振兴策一》中提出设立学堂的计划,主张既向一般民众普及佛教知识,又设立“以学佛为主”的“内班”培养弘法人才。在《支那佛教振兴策二》中表示,中国要取法外国“振兴之法”,既发展工商业,也发展“传教”事业,亦即发展佛教,“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并设想先向印度传法,再进而向各国传播佛教。他对设立佛教学堂培养人才十分重视,特地撰写《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释氏学堂内班课程》,主张设置层次递进的“普通学”与“专门学”,学制仿照社会教育分大、中、小三级课程,培养初等、中等和高等三级佛教人才,然后分级予以任用。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他不顾已进入七十一岁的高龄,在刻经处正式设立佛教学堂——祇洹精舍,聘请诗僧苏曼殊前来教授梵语、英语,李晓暾讲授中文,并请学僧谛闲担任学监。他亲自讲授佛学。按照他的设想,今后从培养的通晓中英文的学生中选拔能够赴印度振兴佛法的人才,进而向世界普及佛法。学堂对学生的要求十分严格。学生有20多人,既有门下弟子梅光羲(字撷芸)、李翊灼(字证刚)、欧阳渐、邱檗(字晞明)等人,还有特地前来就学的僧人太虚、仁山、智光、开悟、惠敏等人。[3]然而由于缺乏经费等原因,学堂仅办不到两年便停办了。

  翌年,杨文会又与他人联合在刻经处创立佛学研究会,自任会长,每月开会一次,七日读经一次,致力培育和推广佛教研究的风气,受到僧俗学人的欢迎。

  据欧阳渐所著《杨仁山居士事略》和《杨仁山居士传》等介绍,在前后从杨文会问学或受教者中出了不少杰出人才,著名的有后来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捐躯的善华严学的谭嗣同、善密宗的杜柏华、善三论学的黎端甫、善法相唯识学的章太炎、孙少侯、梅光羲、李翊灼、蒯若木、欧阳渐等人。

  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受托继承金陵刻经处和祇洹精舍的事业,将杨文会毕生著作汇编为《杨仁山居士遗著》十二卷,并遵循杨文会的遗志1914年在金陵刻经处成立佛学研究部,进而经过筹备并得到社会贤达和知名学者的支持1922年成立支那内学院,虽经历战乱、迁徙和艰难曲折遭遇,仍坚持刻经、佛学研究和培育人才,特别在整理校刊和刻印法相唯识经典,在对大乘瑜伽唯识学的研究方面取得突出成绩。支那内学院出版年刊《内学》,所编印《藏要》三辑校勘细致,校注周详,具有很高学术价值。欧阳渐晚年将自著26种编为《竟无先生内外学》。在他去世后,由其弟子吕澂(字秋逸)继任院长。从欧阳渐受学并在支那内学院任教的人中,除吕澂外,尚有王恩洋、景昌极(字幼南)、聂耦耕和邱檗等人。1922年从美国归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的汤用彤教授曾在支那内学院讲巴利文并任研究部导师。[4]他们后来在不同岗位通过教学和著述,对中国佛教适应时代发展,培养佛教研究和教育人才,推进对佛教历史和思想的研究发挥了巨大作用。

  至于太虚法师(1890—1947),则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界著名领袖和代表人物之一,为推动中国佛教适应时代革新,倡导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积极办学,创报刊,培养僧才,对中国近现代佛教的转型和发展贡献极大。

  在今天纪念杨文会居士创办金陵刻经处15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继承杨文会居士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衷搜求和刻印佛典,致力振兴中国佛教文化的精神和事业,遵循时代的精神,将当代佛教事业推向前进,做好佛教自我建设,并且将创新的精神注入金陵刻经处继续经营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业而贡献力量。

  注释:

  [1]主要参考周继旨校点,黄山书社2000年出版《杨仁山全集》及其附录欧阳渐《杨仁山居士事略》《杨仁山居士传》及沈彭龄《杨仁山先生年谱》,并参考清黎庶昌编撰《曾文正公年谱》等。

  [2]在日本任教的陈继东教授所著《有关在日本举行的杨文会居士追悼会之资料》《清末日本传来佛教典籍考》,对杨文会与南条文雄等日本友人的交往和佛典赠购情况、佛书目录等有较详介绍,可以参考。文章载前引《杨仁山全集》附录。

  [3]参考印顺:《太虚大师年谱》。

  [4]参考于凌波著:《中国近代佛教人物志》中的欧阳渐、吕澂、汤用彤等人条目,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