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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柏山佛教源流考

作者:张倩

  桐柏山主峰太白顶,又叫白云山,因“大复横云”的壮丽景观,又称为云台山。桐柏山地理坐标在东经113度和北纬32度左右。因其地处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及山脊的分水岭作用,形成了江淮两个水系及流域,千里淮河发源于此,盘古开天地之处也在此。特殊的地理构造和险峻挺拔的雄踞之势,造就了这里多元性的文化类型。

  一桐柏山作为道教福地的早期历史

  桐柏山道教源远流长,太白顶汉时曾建“保安观”“金亭翠阙”,历为桐柏旧八景之一。“金观台”为汉代开国君王刘邦所亲题,武当派鼻祖张三丰曾在此修真,境内的祖师岭道家的香火仍旺。由此桐柏山被中国道教尊崇为“洞天福地”中第四十四福地,“金观台”也被列为当时全国五大道观之一。旧县志记载,传说道教鬼谷子曾在桐柏山修道,苏秦、张良曾在此辟谷养性。桐柏最早的道观,有史可证并具有规模的是淮渎庙和金庭馆。金庭馆建于南北朝,当时全国设五馆,即庐山招真馆、南岳衡山九真馆、桐柏山金庭馆、茅山曲林馆、太平山日间馆,金庭馆是桐柏县古八大景之一。位于太白顶西北麓的桃花洞,相传当年鬼谷子王禅在这里修炼课徒,孙膑在此事道学艺,潜心研究兵法,著书立说,并在山上种满了桃树。据《汉书·张良传》载,张良辅佐汉高祖统一天下,积劳成疾,体弱抱病,为求长寿清净,便隐逸山水。他说:“(我)今以三寸舌……封万户侯,位列侯……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于是学道术。他云游四海,足遍天下。寻至太白顶主峰一天然洞内隐居修身,故此洞名曰张良洞。

  桐柏山道教现存的道教活动场所以祖师顶道观为主。祖师顶道观始建于唐,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几经兴衰。国家落实宗教政策以后,信仰宽松,道人徐泰顶上山建庙修道,现已初具规模。

  二桐柏山佛教的滥觞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以来,在和各类文化冲击的调适中,历经两千余年而不衰,和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直至扎根发芽,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其历程跌宕起伏,有复兴也有磨难,发展至清末,已经危机环伺,弊端丛生。独禅宗一宗,以其构居深山大壑,标榜教外别传,稍盛。

  根据《桐柏县志》记载,佛教传入县境,约始自唐代,止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派系为禅宗的临济宗和曹洞宗;真临济宗先后有七世、三十一世、四十一世。临济宗第七世传入为智空禅师,嗣演16字:智慧清净,道德圆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其活动中心在鸿仪河乡后棚村建于唐代的清泉寺。清雍正十一年(1733),临济宗二十五世僧湛口主持重修此寺,在“通”字下接演48字:湛然法界,方广严宏,弥满本觉,了悟心宗,惟灵廓彻,体用周隆,闻思修学,止观常融,传此妙理,继古贤公,信解行正,月朗天中。该世现已衰落不存。曹洞宗传入情况不详,其活动中心在程湾乡石头庄村建于明代的黑明寺。该寺存有明成化十二年(1476)岁明禅师圆寂碑记。清道光三十年(1850),住持僧提禅等,将此寺茅舍换瓦。碑刻《曹洞源流》载嗣号32字:洪圣佛法、教演宗承、菩提善果、喜化真空、永远利生、贤达克功、修性朗照、意金万平。该宗现已衰落不存。临济宗三十一世传入情况不详。其活动中心在程湾乡境内的白竹园寺(今属湖北省随县)。该寺碑刻载嗣号28字:道本元成佛祖先,明如果日丽中天,灵源广阔慈风溥,照世真灯万古悬。该寺现已衰落不存。

  三白云禅系的法脉源流

  (一)华光祖师在太白顶的法脉介绍

  根据《南阳民族宗教志》记载,临济宗四十一世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由四川省西昌县紫微山宗林寺大和尚端德(号华光)传入。该年,端德朝五台山,归途中路过桐柏山,见此峰峦秀丽、白云磅礴,遂策杖至道教胜地桃花洞,宣扬佛法。桃花洞为道教之地,有道士住持。天色渐晚,道士对祖师却没有半点热情,拒不留宿。祖师见道士们如此态度,并没有生气,只是找个蒲团就地露天跏趺而坐。深夜时分,狂风骤起,风雪交加,雪落数尺,寒冷异常,道士们以为祖师必定被冻僵。第二天早上,风雪皆止,空气寒凉而清新,道士们走出桃花洞,骇然吃惊,祖师依然端然而坐,且四周无雪,乃知此僧是高人,心生惭愧,遂盛情邀请至桃花洞内,大宴饮食,执弟子礼。后来逐渐被祖师的威德所感化,遂舍道为僧,分别被赐名、号为:圆明慧照、圆真慧净、圆智慧通、圆法慧空。端德由自己名号起始,嗣演名、号派各32字。名派:端圆常寂,了极融通,直传海印,妙演心空,性观普照,道显祖风,真智本觉,达法明宗;号派:华慧海云,德法普浩,真如性体,清净妙道,心含宝月,朗然洁皎,灵山一脉,古今光耀。不久,端德带圆智、圆法回四川,留圆明、圆真在桐柏山传灯弘法。圆明(出家前曾任湖北省当阳县县令)在太白顶建云台禅寺,圆真(出家前为举人)于桃花洞立普化寺。自此,端德派系在桐柏山迅速发展,并渐成独据之势,发展为以太白顶(亦称白云山)为主体的临济宗白云系,奉端德为开山祖师。

  根据县志记载的“四川省西昌县紫微山宗林寺大和尚端德”,笔者前往西昌县,多处调研,并未找到宗林寺的任何遗迹,后来在四川辞书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得知在四川省德昌县有所宗林寺。并且根据《禅门日诵》临济源流诀的记载,“四十一世善光端德禅师乾隆四十九年弘法于湖北太白顶保安寺续演派名号各三十二字”。但是笔者到了德昌后发现,端德祖师在德昌是曹洞宗法脉。其禅法思想的转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华光祖师在德昌的法脉追踪

  德昌曹洞宗开创于清乾隆年间,自创始人觉达(号慈怡)起算,已传14代。觉达长徒海德(号华光),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被剃于解结寺,率弟子广修佛寺。问法传教,“宁远五属僧人大半系其后裔”,被誉为曹洞开山祖师,对弘扬传统佛教起过重要作用。曹洞宗以紫遗山(螺鬘山)寺院为本院,“开山工程浩大”,先后建有两阁十三寺。经麻栗乡鹿广沟人山至铜厂乡大象坪,有宗林寺残址。寺东为古佛坪,存和尚坟塔20多座,觉达墓在此。寺西南里余,有华光墓塔,碑文历历可辨。

  僧海德,号华光,俗姓龚,清雍正八年(1730)正月十九日出生。籍湖北黄冈县,祖迁河南汝宁府光州光山县。乾隆二十七年(1762),海德出游至德昌解结寺,当年六月十九日披剃,皈依佛门,为觉达长徒,后受具于绵州万佛寺。为苦练修真,海德越名山大川,到过广东丹霞山、宁波天童寺、浙江普陀山、山西五台山等地。返四川后又在瓦屋山得到指点,示以螺髻仙境,遂回到德昌,取道鹿厂沟人山,置业山厂。乾隆三十六年(1771),海德结庐栖止于大象坪,斩树破林,创宗林寺。之后,又在米易、雅安和湖北太白顶等地开建丛林,授徒传法,分宗立派。

  《德昌所志略》记:“今宁远五属僧人大半系其后裔,被尊为曹洞开山祖师。”乾隆五十一年(1786)海德已年过半百,始静心在宗林寺传戒,阐扬佛法,远近道俗得受净戒者众。及至晚年,嗣续有人,自己则隐居于祖师洞。海德静修四十余载,蓄发数尺,又号长发和尚。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月十二日海德了道归西,肉身不腐,留庙世代奉祀。延至光绪乙巳年(1905),因云游道人点火窃见法容,烘燃金身。次年,宗林寺僧人为之砌墓塔于大象坪,遗痕犹存。

  四桐柏山佛道势力的消长

  北宋时期,水帘洞成为桐柏道教圣地。金大定年间,道教分为全真道和正一道,桐柏两大教派并存,后来以全真道为主,属龙门派全真道。清代,道教在全国趋于衰落,但在桐柏却颇为昌盛。清康熙、乾隆年间,全县道教活动场所数十处,其中仅县城内就20多处。乾隆四十九年,端德和尚到桃花洞,以佛法感化道人弃道归佛,圆明人山修道前是湖北当阳县令,因病弃官人山修养生之术而为道,时居太白顶道观内石室;圆真曾为举人。二人弃道事佛之举,凭借其在俗家的官位学识,颇具影响。此后山中道观以太白顶为楷模,多弃道事佛,尊太白顶为祖庭,桐柏道教渐衰。民国时期,由于时局动荡,庙宇倒塌,道人四散。1952年尚有道士14人,1972年仅有1人。20世纪80年代以来,时有外地道士来桐柏传道,并在月河镇徐寨村的祖师顶和城郊乡下刘湾村的八道河双龙观自立道观。相对于道教的衰落,佛教日渐兴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为临济宗白云系的鼎盛时期,僧众达600余人。中华民国时期,虽受扒庙建学运动冲击和遭兵匪之患,势力仍然颇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僧人权益和正当的佛事活动得到国家宗教政策和法律的保护。但20世纪50年代初,不少僧尼还俗回乡。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使佛教深受其害,僧尼被驱赶下乡,强制还俗,人数锐减。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佛教出现新的生机,元气渐复,人数回升,且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为使其尽快修学佛业,县民族宗教事务局会同有关寺院,自1981年开始,先后选派部分僧人去北京中国佛学院、南京栖霞寺等地学习、培训。也有一些僧人自主去厦门佛学院、成都尼众学院等地深造。200年来,桐柏山和尚潜心佛业,名高天下,遍居海内外。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五台、九华、普佗、天台、峨眉等佛教名山,白马、少林等名寺,乃至我国港澳台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斯里兰卡、美国等地区和国家,都有临济宗白云系的和尚或再传弟子弘法。

  结论

  河南深处中原腹地,在孕育和催发中国佛教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般认为“永平求法”和白马寺的创建是汉传佛教的发端,永平八年(65),蔡情、秦景等人告别帝都,踏上“西天取经”的万里征途。在大月氏国,遇到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佛白毡像,恳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国弘法布教,永平十年(67),二位印度高僧应邀和东汉使者一道,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次年移居洛阳雍门外敕建白马寺,这是白马寺作为“祖庭”和“释源”的由来。桐柏山白云禅系的德浩禅师和海法禅师先后住锡白马寺,重兴梵刹,让在兵荒马乱中荒凉的古寺再现生机。海法禅师在白马寺的东端建成齐云塔院,成为中原第一比丘尼道场。河南佛教在中印文化交流的撞击与融合中跨越了1900多年的历程,白云禅系的近三百年的发展,汇人河南佛教的长河,有着自身的辉煌历史和优良传统,桐柏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有重要地位。

  《中国佛学》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