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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间佛教”到“公民佛教”

作者:李向平

  ——何子文《佛教僧人的社会身份及其近代转变》序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李向平

  2013年3月1日,时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长老在全国“两会”期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传印长老在此次政协会议中,给两会提交了《关于解决佛教寺院的法人地位的提案》。他表示,因为没有设立法人,佛教寺院迄今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独立民事主体资格,所以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证。而根据国家相关法规、办法,佛教寺院已具备了设立法人的所需条件。但正是因为寺院有方丈、无法人的尴尬境况,佛教寺院无任何法理依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才会被各种利益集团侵犯导致商业化。希望有关部门能予以解决,希望引起全社会重视,健全法治。

  老和尚的提案,反映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就是目前中国佛教寺院是社会公有制,也就是国有资产。佛教界提出的法人设置,主要是针对寺产管理与权利争夺问题。实际上,对此类问题,道教与其他宗教也皆有同感。唯有实现产权法人制,中国宗教才算走上“信仰”与“信教”双重自由的第一步。把佛教道教的产权定为社会所有,佛道教界一直很有意见。因为,《宪法》没有“社会所有”这种所有制形式;

  因此,宗教法人所有权,一方面系指寺庵、教堂、道观等宗教组织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对于所有物为全面的支配的物权。换言之,宗教组织对其继承、受赠,以及经营增值的财产拥有所有权,并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如能建立宗教法人制度,既能明确宗教组织的法律地位,也能消除宗教财产所有权主体不确定、社会特性不鲜明的弊端。另一方面,宗教场所及其管理方式设立法人制度,这个方案如果能够普遍实现,如果能够在宗教管理制度上实现宗教团体法人制,同时也就能够实现宗教产权法人制,为此,这才是中国宗教管理制度改革的新起点!

  一般而言,宗教场所本身是不可能设立法人制度的,法人制度设立的基础是宗教信仰人群,而非宗教活动空间。因为宗教活动空间难以具备法人条件。所以,目前中国宗教的管理制度及其运作机制最主要的问题,即是宗教信仰群体如何建立法人制度的问题,而老和尚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却是一个财团法人能否设立,似乎不是社团法人如何设立的问题。

  中国现在有四种法人资格: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这四种法人中的前三类完全不适用宗教,只有第四类社会团体法人可以考虑。宗教团体要登记为法人,首先需要确定它适合哪类法人。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法人类别,可以考虑增设一个宗教法人,宗教法人不是机关法人,不是企业法人,不是事业单位法人,也不完全同于社会团体法人。社团法人适合于宗教团体,其他的法人适用于非宗教的组织、团体。为此,在宗教“场所”设立法人的目的,目的之一当然是为了更好地理顺政府与宗教团体之间的关系,让宗教团体在登记时不再需要去寻找一个政府部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当“婆婆”。诚然,如果真正要增设宗教法人这样一个新的法人类型,无疑就必须修改《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宗教事务条列》,撤销社团登记时必须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先期批准的规定。否则,宗教场所或宗教组织要直接登记为法人,很难操作。

  长期以来,中国宗教界一直存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即宗教活动场所与宗教社团组织在社会中的法律定义、社会定位等问题一直悬而不决,即便是宗教信仰者本人,其与社会一般公民之间,尽管皆为国家公民,但似乎在其公民身份如何建构、公民权利表达层面存在着天然的隔绝。一旦身为宗教信徒,身份也就发生了改变,仿佛成为另类,很容易被其他不信仰宗教者所误解、甚至曲解。

  这一问题,发生或表现在佛教或佛教徒身上,这就是古往今来形成的一种成见,一旦信仰了佛教,或者是出家为僧,似乎就应当不入世间,作为方外之人,因为佛教僧人曾经把自己定义为“方外清净之人”,意即已经脱离尘世各种俗务羁绊、身心清净不再受污染的出家修行者。在社会事实层面即似乎就会被视为另外一种人,似乎佛教徒、宗教徒与公民异类。这一问题,实际上就构成了前述老和尚提出佛教寺院要设立法人制度,人们颇觉这一提案很突然,佛教寺院为什么要设立法人?!出家人要做法人?!

  如果出家人连公民的身份都被遗忘、淡忘,甚至是故意被社会忽略的话,那么,佛教寺院突然要设立法人制度,就会成为一个重大问题。而公民身份及其权利与法人制度之设立,实际上是相辅相成、双重互构的。公民身份被忽略,佛教寺院如何设立法人?法人是不可能由“方外之人”、出家僧人、不入世间的人来组成的。

  然而,2000多年的中国佛教发展到了近代社会,契理契机地发生了极大的转型与改革,佛教界就提出了“菩萨与公民”的重大问题,仿佛是在80多年之前就预示了80多年之后的传印老和尚有关“寺院与法人”的提案,两大问题遥相呼应,契应着时代与社会的使命。

  中国佛教这一重大社会意识的发轫,源自于著名的佛教改革家太虚和尚。1930年11月太虚和尚在重庆大学的演讲,便以《菩萨的人生观与公民道德》为题,极具时代视野与历史远见地提出了“菩萨与公民”的重大命题。

  太虛和尚指出:“中国国民最需要者即为公民道德”,若无公民道德,不论军事、政治、经济如何变化。国家社会“终无安定之日”。欲建立民主、民治的国家,达到平等自由之目的,必须以“先养成公民道德为根本”。太虚把公民道德的培养形成看作是菩萨行的实践,所以,公民道德的第一点,就是要发菩提心,即了解“全国民众是同体平等的”,都如自己的“同胞兄弟”。一举一动皆当以国家社会之公民利益为前提。如此“即成具体而微之菩萨行为,亦即成为公民之道德了。”在此基础上而生同情心博爱心,进求种种学问知识,以养成各种实际能力,向国家社会去实行各种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之事业,如此,乃完成公民道德,也即完成菩萨普度众生之大悲大愿。所以,太虚认为,“我们今日最需要的,在从菩萨的人生观去修养公民道德。”

  太虚和尚比较了菩萨精神和公民道德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内在统一和互补的。特别是太虚和尚所强调的“具体而微之菩萨行为,亦即成为公民之道德”,实际上即强调并且论述了僧人应为国家公民身份,不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成员资格相矛盾,同时要求公民身份所建构的国家认同。如同太虚的弟子大醒所言:“我们学佛是非要一个‘人身’不可的,我们做中国的僧尼也非得是要一个中国的‘公民资格’不可。”显示了近代僧人权利意识的增强和身份认同意识的增强。

  正是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与人间佛教最为关键的核心概念,乃是六年前何子文博士学位论文所研究与讨论的基本内容。当时,何子文在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与我一道以宗教社会学理论的维度,对近代菩萨与公民、出家僧人的身份建构与国家认同诸关系进行了认真而深入的讨论,可谓缘份重大而今日方才得以关注者也。

  如今读来,子文在博士论文中的论述确实很有深意的。“在近代中国,佛教僧人的公民身份构建充分表达出僧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公民身份和宗教信仰身份的结合进一步推动了僧人所拥有的两种身份认同的整合——菩萨公民身份认同的形成,佛教僧人既是宗教信徒,同时也是国家公民,僧人成佛不是脱离现实世间,而是在世间践行大乘菩萨行的过程中成为现世菩萨。菩萨公民不仅成为一种新的僧人身份象征,也成为僧人社会参与的一种新的路径。”

  尤其是从宗教社会学的维度看来,近代中国佛教的这些转变,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既是一种“教义学”的演进和社会适应,是佛教的沟通符码重新普泛化的过程,或者说佛教重新构建或定位其象征性角色的过程,其实质是佛教僧伽象征性身份的转变和重构。

  这些讨论及其观点,实可为当下中国人间佛教的建设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可资借鉴的。而当下政、教、学各个方面都在讨论、考虑施行的宗教法人制度,正可说明80年前菩萨公民、80年后寺院法人等问题的提出,实是历史的重大命题,亦为时代之必须。

  尽管子文的博士论文写就六年之后方才得以问世,而且是被收录为一套佛教研究丛书之中,实为可喜可贺。

  佛教界在太虚和尚提出菩萨公民概念后的80年,似已在重新思考这一佛教与公民、与法人制度等重大命题。如果说,菩萨信仰能够建构当代公民素养,而公民权利也能与菩萨觉悟双重建构,那么,“人间佛教”似可从中演进、转型、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社会亟需之“公民佛教”。这不仅仅是佛教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改进、宗教之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具体见证、中华文明价值理念普适性的最好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