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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元大师与黄檗文化刍议

作者:林观潮

  内容提要:黄檗文化发源于唐代福建福清黄檗山,以佛教文化为内核,涵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丰富内容,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着新鲜的当代活力。以唐代断际希运禅师、明代隐元隆琦禅师为杰出代表,黄檗文化是一种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尤其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深刻影响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直至今日。2015年5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的讲话中,特别提到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传播文化的功绩,体现了对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视。可以认为,在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中,佛教文化于推动与近邻诸国的友好交流,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隐元大师黄檗文化断际希运黄檗山黄檗宗

  作者简介:林观潮,厦门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一、隐元大师的人格魅力

  2015年5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主席特别提到隐元禅师的功绩,说:“我在福建省工作时,就知道十七世纪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的故事。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2009年,我访问日本时,到访了北九州等地,直接体会到了两国人民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1]

  习主席谈话中的中国名僧隐元大师,指的是出身于福建福清的隐元隆琦(1592-1673)。从谈话中,可以体会到,三百多年前的这位禅师,有着超越时空的人格魅力。也可以体会到,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在我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规划中,隐元大师与其所代表的佛教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也可以感受到,我们在回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体现出来的充分自信。

  单提楖栗上扶桑,惹得满头尽雪霜。

  两眼圆明净法界,半身独露愈风光。

  阐扬先圣拈花旨,点醒后昆大梦场。

  永挂松堂伴梅竹,从教地久与天长。

  辛亥孟春望日。八十翁隐元老僧自题。

  (隐元大师顶相,喜多元规作于1671年,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存)

  二、隐元大师的文化功绩

  隐元禅师是明朝晚期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一位文化伟人。因其卓越的贡献,至今备受日本人民敬仰,享有崇高声誉。[2]

  1673年(日本宽文十三年,清代康熙十二年)4月2日,当隐元禅师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圆寂前一日,后水尾法皇赠予封号大光普照国师。此后,每隔五十年,日本皇室都加以追谥,成为惯例。一七二二年,灵元上皇谥号佛慈广鉴国师。一七七二年,后樱町上皇谥号径山首出国师。一八二二年,光格上皇谥号觉性圆明国师。一九一七年,大正天皇谥号真空大师。最近一次为一九七二年,昭和天皇谥号华光大师。这样持续的封号追谥在日本僧人中并不多见,而在其它历代渡日弘法僧人中,则别无他例。

  以大光普照国師而闻名的隐元禅师,在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四日,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今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林家,名曾昺,号子房。于万历四十八年 (1620)二月十九日,在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礼鉴源兴寿(?-1625)出家,法号隐元,法名(内字)隆琦。崇祯七年(1634)一月,在黄檗山嗣法于高僧费隐通容(1593-1661),为临济宗的第三十二代传人。

  崇祯十年(1637)十月,隐元应请住持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倾力复兴。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的初次住持,再从南明隆武二年(1646)正月,到永历八年(1654)五月的第二次住持,前后十七年,以不懈的努力重兴福清黄檗山,终于把它建设成为东南地区的一大禅林。在这里,隐元结成了黄檗山教团,形成了以继承他的法脉的禅僧为中坚力量的临济宗黄檗派。这个黄檗山教团与临济宗黄檗派,后来随着隐元禅师的东渡,传入日本,开花结果,形成了日本黄檗宗。

  因为长崎唐人的多次恳请,南明永历八年(1654,日本承应三年)五月十日,隐元率领僧俗徒众三十多人,离开黄檗山,南下泉州府同安县中左所(厦门),以准备东渡。六月二十一日,于中左所乘坐郑成功海商集团的船只,起航东东渡,七月五日到达长崎港,六日进住长崎唐人寺院兴福寺。

  日本明历元年(1655)五月,于住持兴福寺的同时,隐元受请住持长崎崇福寺,至八月。九月,应请住持摄州慈云山普门福元禅寺(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町普门寺),直至宽文元年(1661)七月。

  日本宽文元年(1661)五月八日,接受德川幕府支持,隐元在京都府宇治郡太和山开辟新寺,命名黄檗山万福禅寺,以示不忘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祖庭根源。当年八月二十九日,入住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的开创,标志着隐元开出的临济宗黄檗派在日本落地生根,日本禅宗新兴宗派黄檗宗因此成立。

  严守戒律,充满新鮮活力的黄檗宗给日本佛教吹入了新風,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得到巨大发展。从创立到延享二年(1745)的不足百年期間,在总本山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以外,黄檗宗在日本各地的寺院发展到了1043个。[3]与之同时,隐元的十位法子以及法孙高泉性潡,各为开祖,创立了黄檗宗派下的十一个流派,传承至今。[4]

  宽文十三年(1673)四月三日,隐元禅师在京都黄檗山安详示寂,享年八十二岁。时当国内清代康熙十二年。综其一生,隐元禅师住持中日两国七所道场,开堂说法近三十年,传授三坛大戒十六次,培养法嗣二十三位,法孙五十多名,其禅风在中日两国佛教中具有深广的影响。

  同样以中国禅宗为源流,黄檗宗崛起于日本临济宗、曹洞宗之后,与之鼎足并立,深刻影响日本社会文化思想。随着黄檗宗的发展,大陆传来的思想与文化的影响超越了佛教层面,波及江户时代(1603-1868)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化形态,可称为黄檗文化。[5]

  在佛教内部,做为黄檗文化内核的黄檗宗,从禅风思想、戒律清规、法式仪轨、教团组织、丛林制度等方面给日本佛教界带来深刻影响。在佛教以外,黄檗文化在思想、文学、语言,在建筑、雕塑、印刷、音乐,在医学、茶道、饮食,在绘画、书法、篆刻等方面,表现出明清文化融入江户文化,并创造出新文化的特征。其影响持续久远,直至今日。

  根据日本黄檗宗僧人山本悦心《黄檗东渡僧宝传》记载,如果以真圆觉(1579-1648)在1620年(明代泰昌元年,日本元和六年)的长崎登岸为上限,以竺庵净印(1696-1756)在1723年(清代雍正元年,日本享保八年)七月的长崎登岸为下限,我国明清僧人东渡日本持续一百多年,仅见诸记录的就有七十八名。[6]而在实际上,东渡僧侣人数当不止于此。

  这些东渡僧人是佛法的弘扬者,也是华夏文化的弘扬者,他们的德行和业绩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认可。除了隐元大师,他们中还有两位被日本皇室尊为国师,追谥封号。

  福清东阁村林氏出身的高泉性潡(1633-1695),于1705年(宝永二年),受灵元上皇赠予谥号大圆广慧国师,接着于1727年(享保十二年),灵元上皇再次赠予谥号佛智常照国师。[7]泉州晋江吴氏出身的木庵性瑫(1611-1684),于1882年(日本明治十四年),受明治天皇谥号慧明国师。[8]

  以隐元大师为代表的我国明清文化对日本的输出影响这一事件,持续一百多年,参与人员除了近百位僧人之外,还有护持这些僧人的庞大的居士团体。这样壮观的文化洪流,这样深刻的交流互动,在历史上可谓罕见他例,盛况空前。

  1992年,在纪念隐元禅师誕辰四百周年时,京都大学教授柳田圣山先生(1922-2006)说道:“近世日本的社会发展,不论从哪一方面看,如果离开黄檗文化的影响,都无从解释。”[9]并且,他还立足复兴亚洲文化的大局,呼吁:“因明治以后的急剧西欧化,而不断衰退的灵性亚洲,应该开始本质的反省了。我们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隐元禅师誕辰四百周年这个时点的意义。”[10]

  柳田先生对于隐元禅师的高度评价,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崇祯黄檗山图,崇祯八年陈玄衮画。《黄檗寺志》卷首影印页)[11]

  (崇祯黄檗山图页三:主脉绛节峰下的伽蓝布局)

  三、黄檗宗在日本的流传

  从日本宽文元年(1661年)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创建,到延享二年(1745)的不足百年间,黄檗宗除了总本山的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以外,在日本各地所属寺院发展到了1043个。[12]庆应三年(1867),曾经登记在册的黄檗宗僧侣总数为4648人。明治元年(1868)以后,黄檗宗在明治政府主导的排佛运动中受到重创,势力骤然缩小,末寺数量逐步递减。到了大正十二年(1923),黄檗宗末寺仅剩下483个。

  所幸的是,作为一个宗派,黄檗宗在近代日本社会的急剧变化中还能够得以存续。根据统计,在2000年,登记在册的黄檗宗末寺(派下寺院)还有461个。[13]在2003年,日本全国登记在册的黄檗宗信徒还有约35万人。[14]近年来,信徒人数应该变化不大。而黄檗文化的影响,仍然可见于日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在开创以后的百多年间,由继承隐元法脉的东渡僧人担任住持。最后一位唐僧住持是第二十一代住持大成照汉(1709-1784),出身于福建省尤溪县林氏。[15]长期的唐僧住持,使得京都黄檗山很好地保持了开创以来的明朝特色。

  大成照汉之后,由于大陆佛教整体的衰落,僧人不再东渡,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才完全改由日本僧人担任住持,直至今日。2015年10月27日,京都黄檗山第六十二代住持近藤博道和尚举行了升座仪式。近藤和尚在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修行三十多年,曾经多次参拜祖庭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

  (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总门外景,2015年7月31日摄)

  四、福清黄檗山的历史发展

  在华夏文化中,福清黄檗山是当之无愧的一座名山,具有千年以上的深厚积淀,因此能够培育出唐代希运禅师、明代隐元禅师这样的划时代高僧。

  唐代中期的八世纪,六祖慧能的弟子正幹禅师来到福清黄檗山修行弘法,创建寺院,使得佛教文化逐渐扎根于黄檗山。此后,黄檗山的佛教文化延续不断,发展于宋元时期,鼎盛于明朝晚期的十七世纪。[16]

  明朝万历四十二年(1614),应黄檗山僧人中天正圆等人的持续恳请,又因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1559-1627)的周旋,明神宗赐予黄檗山大藏经,并赐寺名万福禅寺。[17]翌年,叶向高退居回乡,主导重建万福禅寺。神宗赐藏使得黄檗山具有了受人尊重的政治地位。

  崇祯三年(1630)三月至八月间,密云圆悟禅师(1566-1642)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使得黄檗山从此归入临济宗传法法派,促成黄檗山发展的一大飞跃。

  崇祯十年(1637)十月,退居侍御林汝翥(1569-1647)主导邀请隐元禅师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名山得主,经过近二十年的辛苦建设,隐元禅师振兴了黄檗山。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黄檗山万福禅寺建设得到党和政府的关心重视。尤其是在1990年至于2002年间,在当时福建省与福州市党政领导支持下,得印尼华侨陈子煌、日本友人滋贺县山冈容治等贤达捐资,黄檗山重建伽蓝,面貌焕然一新。

  值得注意的是,出家于福清黄檗山的唐代希运禅师(?-855)是在隐元禅师之前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另一高僧。他出身于福清西溪林氏,因唐宣宗李忱谥号断际,世称断际希运,也称黄檗希运。[18]

  希运在福清黄檗山出家,后来游学江西,嗣法于福建长乐出身的百丈怀海禅师(720-814),弘法江西,于洪州高安县鹫峰,建广唐寺。静修自得,酷爱山水。因思念福清家乡的黄檗山,还以黄檗命名鹫峰。此为江西黄檗山黄檗寺,位于今日江西宜丰县黄冈乡黄檗村内。寺内尚存希运墓塔,碑上刻字:“断际运祖塔。”

  大中二年(848),裴休出守宛陵郡,迎请希运禅师至郡内弘法,创建禅寺,此为今日安徽宣城区泾县宝胜禅寺,寺内建立牌坊,刻字曰“黄檗道场”。希运禅师禅风广被,后人称为黄檗宗风。山以人名,人以山重,人们逐渐以黄檗尊称希运。以后各地有称谓黄檗者,皆与其弘法教化有关。

  唐宣宗李忱(810-859)登基之前隐身民间时期,曾拜希运为师,深入禅学。可能因为这种师徒关系,希运禅师逝世之后,宣宗追赠谥号断际。希运禅师的法子义玄禅师(?-867)弘法于河北镇州临济院(今河北正定县临济寺),创立了临济宗,在后世发展成为最大的禅宗流派,也广泛传播于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义玄禅师的临济宗风,是希运禅师的黄檗宗风的继承发扬。伴随著临济宗在后世的繁荣昌盛,作为义玄本师的希运也一直备受后人敬仰。河北临济寺,是世界临济宗的祖庭。1983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而希运禅师出家的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是在1982年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汉传佛教重点寺院。

  做为佛教道场的福清黄檗山,因它的影响而开辟发展的江西黄檗山,以及日本京都黄檗山,堪称天下三黄檗。每座山都有着自己的传统与现实。沧海桑田,寒暑迭迁,在历史的长河中,每座山都有一部厚重的悲欢史,都具有国际性,都是一座文化的宝库。在未来社会中,这三座黄檗山应该可以在挖掘各自传统、发挥自身特色的同时,因应国际化、人间化的潮流,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广阔的黄檗文化圈,以促进交流与和平,发展与和谐。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大雄宝殿,主脉绛节峰。1929年1月18日常盘大定摄。)[19]

  (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大雄宝殿,“祝圣道场”匾。1929年1月18日常盘大定摄。《中国文化史迹VI 浙江·福建》VI116,标记:“黄檗山万福寺新建大雄殿”)

  五、黄檗文化与日本九州

  接下来,可从考察黄檗宗寺院在日本各地的分布情况中,了解黄檗文化对日本各地,尤其是九州地区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我国福建沿海文化除了通过海路直接传入九州地区之外,还经由琉球群岛,再传播到九州地区。

  由本州岛、四国、九州岛地区组成的古代日本,从7世纪后期开始,模仿我国隋唐,实施了律令制度。依据律令制度,日本在7世纪至8世纪逐渐确定了畿内、道、国(又称州)相结合的地方行政上的区域划分。天子所在地京都附近的畿内,呈放射状连接四方,分出七道,即山阴道、山阳道、南海道、西海道、北陆道、东山道、东海道。

  延亨二年(1745),黄檗宗拥有寺院总计1043个。这是黄檗宗历史上记录寺院数目最多的一次。[20]这些寺院分布较多的四个地区依次是畿内(235座)、东山道(172座)、东海道(165座)、西海道(164座)。

  其中,西海道指的九州地区,包括今天的福冈县、大分县、长崎县、佐贺县、熊本县、宫崎县、鹿儿岛县。九州地区是日本与中国大陆交流的窗口,最先接受大陆文化影响,数量众多的大陆先民移居此地,带来了先进文化,流传至今。

  (长崎兴福寺大雄宝殿,2013年9月11日摄)

  九州地区中的长崎是十五世纪以后大陆移民的聚居地,隐元禅师受到移民们的邀请,最初在此登陆并开始弘法,因此长崎也是黄檗文化在日本的发祥地。

  我国从十五世纪中期,即明宣德年间(1426-1435)开始,东南沿海商人的私人海上贸易日益兴盛。他们以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和连接江浙闽粤的东南沿海为商品集散地,满载生丝、丝织品、棉织品、书籍等物品,驶向茫茫海洋,北到朝鲜半岛,东到日本、琉球列岛,南到南洋诸岛,西到安南(今越南北部)等地,在当地换取白银、陶瓷、海产或其他物品。沿海商人的贸易活动,使得江南地区在明朝政府的朝贡贸易体制之外,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地带。以这个江南贸易地带为中心,一个充满活力的亚洲经济贸易圈构筑而成。在这样一个亚洲经济贸易圈内,以经济贸易交流为基础,江南的居民与外界展开了多彩多样的文化的、宗教的交流。这些交流虽然在清朝取代明朝的历史转换期间有所变化,但到了清朝仍然一直在持续。在这样一个交流的过程中,许多江南居民迁移进入贸易所在国,从而长住,安居乐业,世代绵延。

  在这其中,江南居民大量移入日本长崎。而在长崎的江南居民中,又以福建人居多。这些移民们在异国互相帮助,相濡以沫,同时又根据各自的出身地结成团体,传承着各自的地域性文化传统。作为在宗教信仰上的突出表现,来自长江下游的移民于1623年在长崎建成兴福寺(俗称南京寺),来自福建南部泉州漳州的移民于1628年建成福济寺(俗称漳州寺),而来自福建福州府的移民则于1629年建成崇福寺(俗称福州寺),来自漳州的移民二代,又于1677年建成圣福寺。[21]同时,移民们招请大陆出身地的僧侣东渡弘法。大陆僧人的东渡,一直持续到清朝雍正年间(1723-1735),在悠久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描绘了绚烂篇章。对于移住长崎的大陆居民,日本社会称之为唐人。与唐人一词相应,渡日的大陆僧人被称为唐僧。

  如今,长崎的这四座唐人寺院做为黄檗宗派下寺院还保存至今。其中,兴福寺的伽蓝建筑物,多数被列为日本国家重点文物而得以保护。现任住持松尾法道和尚满怀感激地提到,兴福寺的保存发展一直得到华人华侨与我国驻日本大使馆与长崎领事馆的支持。[22]

  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北区的广寿山福聚禅寺,是黄檗宗在九州地区的重要寺院。福聚禅寺于1664年9月,由隐元禅师的法子,福清林氏出身的即非如一禅师(1616-1671)创建,传承至今。现任住持黑田文丰和尚多次来到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福州雪峰山崇圣禅寺参拜祖庭,并期待能够与大陆寺院有更多的交流。[23]

  这样看来,正如习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仅从黄檗文化在九州地区的传播状况来看,也可以感受到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割舍不断的文化渊源和历史联系。

  六、黄檗文化的当代价值

  黄檗文化发源于福清黄檗山。它是在八世纪的唐代中期,由正幹禅师开山肇始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它扎根于华夏文明的深厚大地之中,以唐代断际希运禅师、明代隐元禅师为杰出代表,以佛教文化为内核,涵盖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等丰富内容。

  比如,儒家文化的人物有北宋蔡襄(1012-1067),南宋林希逸(1193-1271),明代叶向高(1559-1627)、林汝翥(1569-1647)等。[24]又如,道家文化的人物有明代石竹山道士陈博。[25]

  这是广义的黄檗文化。而狭义的黄檗文化,则可以指的是,如前文所述,因为隐元禅师东渡弘法,伴随临济宗黄檗派和黄檗宗的流传,而在日本形成的文化现象。

  黄檗文化具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传播至于今日。在空间分布上,黄檗文化主要分布于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广东、台湾等东南地区,进而传播于日本、韩国,越南与新加坡等东南亚诸国,澳大利亚、欧美等国,迄今发挥着不衰的悠远影响。

  以历代高僧为代表,黄檗文化的杰出人物,在历史上层出不穷,媲美先后,照耀古今。[26]举其要者,有唐代正幹禅师、断际希运禅师、鸿庥禅师、大安禅师、月轮禅师,宋代密庵咸杰禅师、元代荆岩禅师等。明代有中天正圆、大休禅师、密云圆悟、费隐通容、隐元隆琦、亘信行弥、木庵性瑫、即非如一、慧门如沛等。清代有虚白超愿、广超性宣、清斯明净,民国有广钦照敬。

  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天正圆(1542-1610)重兴了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又开出闽南佛教中的虎溪岩派。[27]

  中天和尚出生于福建惠安县陈氏家庭。自幼失去双亲,十多岁就行船出海谋生。因航海来到福清万安所城,城中善信构建福善堂供他居住修行。嘉靖四十年(1561)二十岁,往福州高盖寺礼大庵和尚为师,剃度出家,不久接受三坛大戒,又继承大庵和尚的临济宗法脉,为临济宗第三十四代。大庵又称高庵,是当时福州高僧瑞天灿和尚的法子。

  隆庆年间(1567-1572),中天前往福清黄檗山,见寺院破败,几成废址,坚志发愿恢复重兴。数年努力,赎回部分寺院产业,重建大雄宝殿。万历三十八年(1610),不顾年已六十,毅然前往北京,奏请朝廷御赐龙藏。多方求告,历苦万状,未遂其志,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五月十六日,圆寂于长荣茶庵。

  中天逝世后,其两位徒孙鉴源和尚与镜源和尚,继承祖志,入京请藏不已。到了万历四十二年(1614)秋,因福清籍内阁首辅叶向高从中斡旋,明神宗为了超荐逝去的母亲,选择福清黄檗山为祈福道场之一,赐给大藏经,并赐名黄檗山原有寺院为万福禅寺。明神宗赐藏使得福清黄檗山由普通的地方寺院升格为皇室保护的寺院,奠定了此后复兴发展的基础。中天的请藏功绩,也一直受到后人景仰。隐元禅师在剃度宗派上是中天正圆以下第四代,即“中天正圆→觉田法钦→鉴源兴寿→隐元隆琦。”隐元禅师始终缅怀中天祖师,因此使得中天祖师的功绩在黄檗宗内广为人知,备受重视。

  另一方面,以中天正圆为始祖,清朝初期以来,厦门虎溪岩寺形成了一个剃度宗派,称作虎溪派系,在闽南佛教中颇具影响。

  明清以来,出家的僧侣,特别是禅僧,往往身兼两种师承,一为承接居于某个寺院的剃度师传承的法脉,一为承接属于某个宗派的传法师传承的法脉。这里,可以把前者叫做剃度宗派,简称剃派,后者叫做传法法派,简称法派。剃度宗派与传法法派的用法,可见于明清时期的一些寺志中。例如,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于清朝道光年间编纂的《黄檗山志》,在卷首即标示“黄檗传法法派”与“黄檗剃度宗派”两种传承派系。[28]

  中天在福清黄檗山继承了自高峰祖师以来的一个剃度宗派,其字号为“祖法志怀,德行圆融。福慧善果,正觉兴隆。性道元净,衍如真通。弘仁广智,明本绍宗”。虎溪派系沿用了这些字号。

  根据《虎溪派系祖字薄》的记载,虎溪派系的实际创始人是石龙元飞(1672-1742),在剃度宗派上尊中天为始祖。由中天到石龙为七代传承,具体是:“中天正圆→法钦觉因→鉴源兴寿→时恒隆瑞→良守性观→惟量道建→石龙元飞。”[29]

  石龙元飞出身于泉州府晋江县童氏,十四岁出家于泉州崇福寺。清朝康熙四十年(1701)开辟厦门虎溪岩,是为开山第一代。[30]石龙以虎溪岩为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剃度宗派,即虎溪岩派,法脉绵延,至于今日。虎溪岩派僧人活跃于闽南各地。其中第六代达中通庸,于清嘉庆十二年(1807)在仙岩创建天界寺,被尊为天界第一代之祖。而虎溪岩派与亘信行弥开创的临济宗南山寺法派合流,更使得它在闽南佛教中持续发挥影响。比如,近代高僧,闽南佛学院创始人会泉明性是虎溪岩派十一代,因嗣法于南山派喜敏和尚,亦为临济宗四十代。[31]虎溪派系至今传承不断,在闽南佛教中持续发挥影响,并流传于东南亚。

  在福清黄檗山,明代又有高僧费隐通容(1592-1660)。

  费隐出身于明朝福清江阴里松岗村何氏,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福清三宝寺从慧山和尚出家。崇祯三年(1630)七月,在黄檗山万福禅寺接受密云圆悟付法,为临济宗第三十一代。[32]

  崇祯六年(1633)十月,费隐应请住持黄檗山万福禅寺。崇祯九年(1636)七月,住持福建建宁府建安县莲峰院。崇祯九年(1636)八月,住持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法通寺。崇祯十一年(1638)七月,住持嘉兴府海盐县金粟山广慧禅寺。

  入清之后,顺治三年(1646)十月,费隐住持宁波府鄞县天童山景德禅寺。顺治五年(1648)十月,住持江苏省松江府华亭县超果寺。顺治七年(1650)四月,住持嘉兴府崇徳县福严禅寺。从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至顺治十一年(1654)四月之间,住持杭州府余杭县径山兴圣万寿禅寺。经过苦心经营,肃整清规,兴复古制,建设伽蓝,接引四方禅僧,使得径山寺貌焕然改观,重新复兴成为一大禅宗丛林,人们多尊称他为径山费隐。因此可以把费隐开出的法派称为临济宗径山派。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费隐住持苏州府常熟县虞山维摩院。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应请再度住持嘉兴府崇徳县福严禅寺。顺治十八年(1660)三月二十九日,示寂于福严禅寺。八月,门人自福严禅寺奉其灵骨舍利,恭送至福清黄檗山进塔安置。塔在黄檗山天柱峰之麓,至今尚存。费隐弘法教化近三十年,培养了六十四位法子,开出临济宗径山派,有语录传世。其法子中,著名的有隐元隆琦与亘信行弥,分别开出了临济宗黄檗派与临济宗南山派,法脉传播于日本与东南亚,传承至今。

  费隐弟子亘信行弥(1603-1659)也曾住持福清黄檗山,后来开出了临济宗南山寺派。

  亘信出身于泉州府同安县蔡氏。崇祯八年(1635)腊月八日,在黄檗山万福禅寺嗣法于费隐通容。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应请住持万福禅寺。南明隆武二年(1646)至永历三年(1649)之间,住持漳州南山报劬禅寺(南山寺)。亘信在闽南地区弘法二十多年,培育众多优秀法子孙,以南山寺为中心,开出了闽南佛教中的崭新流派,可称之为临济宗南山派。临济宗南山派与亘信法兄隐元开出的临济宗黄檗派媲美并立,引导闽南佛教主流,更能传播东南亚等海外地区,法脉传承至今,影响深远。[33]

  现代高僧广钦照敬(1892-1986)是隐元禅师的黄檗派下法孙。广钦出身于泉州惠安县黄氏。民国十六年(1927)出家于泉州承天寺,后来嗣法于临济宗黄檗派宏仁禅师,为隐元禅师第十三代法孙。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由厦门渡海到台北。从此弘化台湾南北,先后建立台北市新店广明寺、广照寺,台北县土城镇日月洞、承天寺、广承岩,台中广龙寺、高雄妙通寺等道场,开创了台湾佛教中的承天寺派,被认为是百年罕见的一代宗师。1986年示寂于台北承天寺。[34]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认为,发源于福建福清黄檗山的黄檗文化,既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又有着新鲜的当代活力。这是一种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综合性文化形态,在推动与日本,与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国的民间友好交流中,具有历久弥新的重要价值,值得重视挖掘。

  注释:

  [1]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客户端,2015-05-23 21:10:25。

  [2]《新纂校订隐元全集》,十一卷。平久保章编,据江户时代诸刊本而重辑影印,东京开明书院,1979年10月;林观潮《隐元隆琦禅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林观潮《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年3月。

  [3]大鹏正鲲《济家黄檗山万福禅寺派下寺院牒》,京都黄檗山存。黄檗宗海福寺藏本,巻末题记“延享二乙丑年十二月万福禅寺现住大鹏”。延享二年,一七四五年。

  [4]《黄檗宗鉴录》,江户时代原本,元禄五年(1692)高泉序。大正六年(1917)三月再版。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存。

  [5]《黄檗文化人名辞典》序:“今日,その影响は优れた文化遗产として,また文化的伝统として种种の分野に遗されており,わが国近世の文化を语るとき,黄檗禅や黄檗文化を抜きにして论ずることは不可能となっている。”《黄檗文化人名辞典》,大槻干郎、加藤正俊、林雪光编著,京都思文阁,1988年12月。

  [6]山本悦心《黄檗东渡僧宝传》,日本爱知县常滑市龙云寺黄檗堂文库,1940年12月。

  [7]①《大圆广慧国师广录》,十五卷,高泉性潡著。日本享保十五年(1730)灵元天皇序,江户时代刊本,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文华殿存。②《高泉全集》,四卷,1768页,高泉全集编纂委员会编集,京都黄檗山万福寺文华殿发行,2014年2月。江户时代木刻语录影印版。

  [8]平久保章编《新纂校订木庵全集》,八卷,3794页,京都思文阁,1992年12月。江户时代刊本刻语录影印版。

  [9]柳田圣山:“近世日本的动きは,ど的一面を取ってみても,黄檗文化的影响なしには解釈できない。”《近世日本仏教の改革―隠元》,《禅と日本文化》186页,东京讲谈社,1992年6月。

  [10]柳田聖山:“明治以後的急激な西欧化によって,與かく見逃されていた霊性アジア的,本質的な反省的時與して,隱元生誕四百年を位置づけてよい的でないか。”《隠元誕生四百年 霊性アジアの本質的な反省の時》,《禅画报》第二十号,45页,京都千真工芸株式会社,1992年夏。

  [11]明代崇祯《黄檗寺志》,三巻。林伯春、释行玑、释行元等编修,明崇祯十一年(1638)王志道序。原日本内阁文库蔵本,番号:汉14872。

  [12]大鹏正鲲《济家黄檗山万福禅寺派下寺院牒》,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文华殿存。黄檗宗海福寺藏本,巻末题记“延享二乙丑年十二月万福禅寺现住大鹏”。延享二年,1745年。

  [13]《黄檗宗寺院名簿》,日本黄檗宗宗务本部编,2000年。

  [14]日本《宗教年鉴》,日本文化厅编,2003年12月。

  [15]大成照汉(1709-1784),福建省延平府尤溪县林氏,清代康熙六十年(1721年)东渡日本。山本悦心《黄檗东渡僧宝传》巻上“大成照汉禅师”。

  [16]一、明代崇祯《黄檗寺志》,三巻,林伯春释行玑、释行元等编修,明崇祯十一年(1638)王志道序。原日本内阁文库蔵本,番号:汉14872。二、南明永历《黄檗山寺志》,八巻,隐元隆琦独往性幽编修。明代刊本,南明永历六年(1652)隐元序。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文华殿存。三、清代道光《黄檗山志》,八巻,兰圃清馥等续修,清道光四年(1824)达光道暹序,民国十一年(1922)重刊本,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文华殿存。

  [17]崇祯《黄檗寺志》卷一:“藏经阁。站台之前,高三丈五尺,广七丈,深六丈左右,列大树四,珍崇御藏。有神庙赐藏敕书,额于上。云:敕谕福建福州府福清县黄檗山万福禅寺住持僧人正圆及僧众人等,朕发诚心,印造佛大藏经,颁施在京及天下名山寺院供奉。经首护敕,已谕其由。尔住持及僧众人等,务要虔洁供安,朝夕礼诵,保安眇躬康乐,宫壶肃清,忏已往愆尤,祈无疆寿福,民安国泰,天下太平。俾四海八方,同归仁慈善教,朕成恭己无为之治道焉。今特差御马监王举,赍请前去彼处供安,各宜仰体知悉。钦哉故谕。广运之宝。大明万历四十二年月日。”

  [18]一、《黄檗断际禅师传心法要·宛陵录》,唐代断际希运著。慧律法师审定,高雄文殊讲堂刊行,1996年10月初版,2004年4月再版。据日本后宇多天皇弘安六年癸未(1283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年)大休正念禅师后序本。二、《宋高僧传》卷二十《唐洪州黄檗山希运传》。《宋高僧传》,三十卷,[北宋]赞宁著。大正藏50册。三、《天圣广灯录》卷第八《筠州黄檗鹫峯山断际禅师》。《天圣广灯录》, 三十卷。北宋李遵勖编,北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成书,南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刊行。新纂卍续藏经78册。四、即非如一《题断际运和尚度母图并序》,《新纂校订即非全集》650页。《新纂校订即非全集》,四册,1502页,平久保章编。京都思文阁,1993年12月。五、即非如一《唐黄檗希运禅师》,《福清县志续略》卷十二《人物类·僧宝》。《福清县志续略》,十八卷,[明]即非如一纂,日本国会图书馆藏1667年(日本宽文七年,清代康熙六年)刻本,1667年即非如一自序,于日本小仓藩广寿山福聚禅寺(福冈县北九州岛岛岛市小仓北区),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11月影印。

  [19]常盤大定、关野贞《中国文化史迹VI 浙江·福建》,京都法藏馆,1975年10月。图VI107-120。

  [20]一、大鹏正鲲《济家黄檗山万福禅寺派下寺院牒》,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文华殿存。黄檗宗海福寺藏本,巻末题记“延享二乙丑年十二月万福禅寺现住大鹏”。延享二年,1745年。二、竹贯元胜《近世黄檗宗末寺帐集成》,东京雄山阁,1990年6月,第17页“末寺帳に見る黄檗宗教団”,第27页“表2 延享二年現在黄檗宗寺院国別所在数”。

  [21]文斋信春《長崎土產》廿六页:“唐寺は興福寺(東明山と號して、元和九癸亥年建、開山唐僧真圓として、南京寺なり)、崇福寺(聖壽山と號して、寬永六己巳年建つ、開山唐僧超然として、福州寺なり)、福濟寺(分紫山と號して、寬永五戊辰年建つ、開山唐僧覺悔として、漳州寺なり)之三個寺。”日本弘化四年(1847年)刊本。日本爱知县黄檗堂文库存。

  [22]2015年9月11日于长崎兴福寺实地考查。

  [23]2015年7月28日于北九州市广寿山福聚禅寺实地考查。

  [24]清代道光《黄檗山志》卷六《外护》。

  [25]清代道光《黄檗山志》卷八《仙诗》。

  [26]清代道光《黄檗山志》卷三《僧》。

  [27]一、隐元《福善堂上堂》,《纂校订隐元全集》162页。二、隐元《中天祖福善堂香灯碑记》,《新纂校订隐元全集》1371页。三、隐元《重修瑞天祖塔序》,《新纂校订隐元全集》1463页。四、隐元《祭赐紫中天圆和尚塔文》,《新纂校订隐元全集》3485页。五、永历《黄檗山寺志》,卷二《万福禅寺》。六、永历《黄檗山寺志》,卷二《藏阁》。七、永历《黄檗山寺志》,卷三《重兴中天师》。八、叶向高《重兴黄檗山募缘序》,永历《黄檗山寺志》卷六《外护》。九、《虎溪派系祖字薄》,卷首《始祖讳正圆字中天公》。厦门虎溪岩寺编,民国年间写本,1984年重印。

  [28]清代道光《黄檗山志》卷首:“●黄檗传法法派○明第一代黄檗开法圆悟密云祖师源流法派:祖道戒定宗,方广正圆通。行超明实际,了达悟真空。○清第四十代住持开法达光道暹禅师续立法派:三昧原无相,一秉妙厥中。现前机用大,豁露本来衷。●黄檗剃度宗派○明第一代黄檗开山赐紫正圆中天祖师剃度宗派:祖法志怀,德行圆融。福慧善果,正觉兴隆。性道元净,衍如真通。宏仁广智,明本绍宗。○明第三代重兴主持开法隆琦隐元祖师续派:一心自达,超悟玄中。永彻上乘,大显主翁。○清四十代住持宏光道暹禅师又续:闻思直证,理事该充。圣凡俱泯,照用弗同。支那演范,兜率垂功。绵延奕祀,济度群蒙。”

  [29]《虎溪派系祖字薄》,厦门虎溪岩寺编,民国年间写本,一九八四年重印。

  [30]《虎溪派系祖字薄》:“(中天祖师下)七代。讳元飞字石龙公。量公第四徒,泉州府晋江县童氏子。年十四岁薙髪,嗣泉州府崇福寺正哲老和尚,露字法。康熙辛巳四十年春,蒙威略将军吴公英参礼请,住同安县厦门虎溪岩。公大兴愿力,旋成巨刹。迨丁未年春,……。是为虎溪岩开山第一代始祖云。”厦门虎溪岩寺编,民国年间写本,1984年重印。

  [31]《虎溪派系祖字薄》:“第十一代。明性字会泉师。虎溪岩善温公五徒。泉州同安县张氏子。十九岁,传临济正宗四十世。度徒数多,四众皈依,都难计其数。首席南普陀寺,创办闽南佛学院。公生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甲戌年,圆寂于一九四三年癸未岁正月十六日。世寿七十,僧腊五十一。塔建南普陀寺后山右侧。”厦门虎溪岩寺编,民国年间写本,1984年重印。

  [32]一、《费隐禅师语录》,十五卷,附《福严费隐容禅师纪年录》。[明]隐元隆琦等编,崇祯十六年(1643)唐世济序。明版嘉兴大藏经26册,103页-193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7年4月。二、林观潮《费隠通容の径山万寿禅寺住持について》,京都《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论丛》第八号(2013年),京都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二〇一三年三月。

  [33]林观潮《明末以来闽南仏教の诸流派について》,京都《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论丛》第四号(2009年),京都花园大学国际禅学研究所,2009年3月。

  [34]《广钦老和尚开示录》,卷首《正法眼藏诸祖源流》:“南岳让—马祖一—百丈海—黄檗运—临济玄—兴化奖—南院颙—风穴 沼—首山念—汾阳昭—石霜圆—杨岐会—白云端—五祖演—圆悟勤—虎丘隆—应庵华—密庵杰—破庵先—无准范—雪岩钦—高峰妙—中峰本—千岩长—万峰蔚—宝藏持—东明旵—海舟慈—宝峰瑄—天奇瑞—绝学聪—月心宝—禹门传—密云悟—费隐容—隐元琦—广超宣—良准标—无暇珏—乘泰祥—协和衷—坚意来—庆童贺—清戒修—绍原清—宁宗竹—悟静果—宏仁德—广钦敬。”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