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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音洞

作者:[德]雷德侯著 张总译

  内容提要:北京房山云居寺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经所在地,而雷音洞是其中最早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与浓厚特色。本文从历史、形制、建筑特色、一反偶像传统与经文内容布列五个方面对此洞窟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健词:静琬佛塔佛殿偶像经文修行

  雷音洞是房山云居寺最早与最重要的建筑,位于北京东南75公里处。历时五百多年,这里造出了约一万五千块镌佛经的石板。共中最早的全嵌在雷音洞的壁面上了,其后的则封存于山洞,或埋藏于地下,希冀用以幸免法难而留存。

  由此,雷音洞在东亚佛教洞窟中独一无二,其壁面没有饰以偶像。进一步说,最不寻常的是其地,其地面的中心瘗藏圣物,舍利函上之题记镌于公元616年(隋大业十三年)。

  本文将讨论五个方面。一、形制,二、建筑,三、历史,四、不设偶像,五、经文。

  一、形制

  雷音洞凿入于石经山峭壁中,海拔约392米,是此处九个洞窟中最早者。

  图1雷音洞地平面图,616年

  其地平面形成一个不规则的矩形(图1)。进深大于宽度、愈向里愈窄。前壁与后壁宽为1077厘米与766厘米,与此相接,南壁与北壁分别长830厘米与1182厘米。四根八棱形石柱围成了此室的内部圣域。覆莲柱础上立柱身、下为边宽92至105厘米的方形石板。方石与墙壁的最近距离从184至366厘米不等,围出的圣域也不是方形,显然对应了洞窟梯形平面的不规则。

  窟内地面全以方形大石板覆盖,其内域中心之下的窖坑曾瘗藏三颗佛舍利。1981年1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罗炤教授于此发掘出了舍利函[1]。窖藏处已用石板覆盖得平滑无迹。

  图2雷音洞外观

  东壁台阶窗此洞窟面朝东,正立面对称均衡构成(图2)。中门两侧、窗户一垂到底。外墙以规整凿出的横方石砌成。门两边和南窗的南边,各加竖长石条用以巩固。窗之上七排横砌之石块平均长约一米,其余间处则用不太规则的较小石板。这些石块或是修理遭渗水破坏的顶上或外侧墙面时补入的。

  窗户有内外两框。接石墙的外框以四条向内斜的石条组成,内框也是四石条组成,窗格由七条菱角朝外的直棂方柱穿接上下构成。门框同样由内外两层组成,内缘且为圆柱形。门槛台阶因久踏磨成了光滑弧面。1990年代新置了对开的双铁门,门榫置于了墙内原来的枢窝内。日人关野贞与常盘大定摄于1924年的一幅照片,显示了洞窟前原有砖建门廊的状况[2]。

  现在窟前有宽约四五米的长方形月台。平台前有一道围护石栏、其两缘接一条蜿蜒小径,可通向相邻的几个洞窟。石栏的大部都已新换,一些石构旧件在关野与常盘的老照片上仍然可见[3]。观者目光可由此巡眺栏杆以外,由山下深坡而达于北京南部的广褒平原。

  雷音洞内的高度不等,平均约270厘米。其四壁则全由近方形的平石板所覆,竖立石面绝大部分刻满经文(图3)。除北墙较低设为两排以外,都是安放三横排石板。石板下接墙脚,洞顶之下与横排联石之上空间为原石壁。横石的水平上沿都加有倾斜度的小檐顶,竖叠层的仿木小檐都以石刻成,以防护依随半穹顶形状的顶层之水流下滴到刻有经文的石板,起到保护作用。

  图3雷音洞,内部

  铭文石板大致相同,高为86至88厘米,宽度则随处不等,特别是依西墙之上层。镌出的字径经测约在一吋见方(32厘米),大部分的石板仍然良好,除了一部分接于原壁、特别是最上层经板表面的边縁,因为渗漏透墙的水滴而部分蚀化[4]。

  部分南墙某些时段有所改变。《妙法莲华经》结束处的题记石板中,插入了一条宽不足10厘米的石条,其上具两则公元810年(唐元和五年)的题记。1956年首次打拓片时石条仍存,但后来消失了[5]。南壁东边加换了整整四块石板是元代所为,可由其旁第五条小石板上公元1341(至正元年)题记所证明[6]。

  清末著名的金石学家叶昌炽(1849——1917),在北京古玩市场上已接触到了云居寺隋唐刻石之形貌——多是一些残碎件[7]。至1955年开始修复此洞窟时,落在壁前下方的共有18块经板。其实,搜集到的碎石总有80片以上,有些只是作为瓦片、用来加固一个窗外壁上的坑点。

  围出洞内圣域的四根柱子各顶一块八角形石板,板上续有榫头直触窟顶。近年,这里已用水泥加固了。因窟顶是一整块岩石构成,所以石柱实际上可能并不承重。棱柱的八个边都宽17厘米,平饰两排小龛。北边两柱从顶到底有17排龛,南边两柱只有16排。所有的龛都浮雕一身标有名号的坐佛,总共有1056身,佛名分由3至9个汉字组成,竖直镌刻于像龛外,绕过棱柱转角而连续(图4)。

  图4雷音洞内棱柱柱身转角细部

  窟中原先有一坛神像。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1546-1623),1592年曾参访此处,他提及了“像设”[8]与“拜石”[9]。到了20世纪初,法国学者瓦德萨卡(Vaudescal)到访,大弥勒之造像外,已是现代换上的”[10]。他怨叹早期中国学者提及的台案、座椅、供瓶、香炉等之消失。在关野与常盘好像从北窗前外、栅格之间所摄的一张老照片上,人们可见两层木案上平行放置着两排佛像,朝向北墙、每排四五个。另一个排朝向内墙的像,只能看见一小部分[11]。

  今天,洞窟几乎全空了。1980年代,窟中四柱之间仍有个方坛。其上坐着一身明代的金铜佛,也许就是瓦德萨卡所提到的。

  二、历史

  洞窟内具有三则明确纪年题记。最古的一则书写于公元616年(隋大业十二年,图5)[12]、铭刻在舍利函上,是此遗迹内最早的考古学证据。仅以36字简述于佛诞日瘗藏三粒佛舍利。

  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已朔八日,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

  图5舍利函铭,公元616年

  此洞门外右上方的第二则题记、铭于公元628年(贞观二年、图6)[13]。原石残损,现陈列于云居寺的展览室中,原位置放着一件现代复制品。铭中说及末法时代,依其所计始于75年之前——即公元553年。进而确述创立此寺之僧静琬(公元639——贞观十三年寂灭),此年率众镌刻了《华严经》等。铭文如下:

  至今[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已入末法七十五载。佛日既没,暗夜方深,瞽盲群生,从兹失导。

  为护正法,静琬领其门徒知识、好施擅越,就此山岭刊刻《华严经》等一十二部。

  《华严经》中有一段确实刊刻在了此雷音洞中,一些学者以此为据,认为雷音洞经就刻于此628年(贞观二年),从而断定雷音洞之经刻于“初唐”。

  图6公元628年石刻题记

  而我——无论如何——不能信其正确。雷音洞内《华严经》之文,只是从此浩翰经典中选出的一节,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之“净行品”中菩萨140愿部分。这些愿文镌刊在东壁之北端,紧随着《维摩诘经》全文。这是该窟经文布局中的一个特例。因为,除此与另一例外[14],其东壁、南壁、北壁三面余经全都是全文刻出的。刻于此处的140愿文仿如后来设计,为了填补留下的空白。窟外题记若强调此短文段为华严整经,显然不能自圆其说。

  更有甚者,我怀疑窟外那公元628年(贞观二年)题记位置是在原处。因为其他八个窟并无任何一个题记处在窟外——甚至安插在近门角处。所以,宁可相信那个题记原来并非为雷音洞所镌,其中所说的《华严经》应指另一石经本——藏纳于更北边的 8号窟中、据 60卷《华严经》镌雕于60块经板的全本[15]。

  而第8号窟也有题记,残石发现于1956年。含此题记的全石、原或安放于该窟门上方、即门楣中间一个横长方形坑槽之内,可比定为公元634年(贞观八年,图7)。记文说窟中《华严经》已大功告成[16]。可以相信,现在雷音洞上方公元626年题记与断定为公元634年题记中所说《华严经》、是同一个《华严经》——即第8号窟中纳藏的那一完整经本。

  图7贞观634年题记

  雷音洞的第三则题记,可比定为公元669年(唐总章二年)。继静琬为寺主的高僧玄导,讲述了刻经进度及其续刊的经典之名。此石现嵌插于该窟门楣之上的外墙中间[17]。矩形石板已残,沿着上边与右边缘有圆纽与斜条纹路装饰,题记下边几排平行文字下落不明。(参见图2)。由此可知,该处并不是题记原来初在的位置,它与此窟的历史并无关连。

  在整个石经山,晚于公元616年隋代舍利函之后的最早题记,可断为公元625年(武德八年),原或立在第七窟之前,纪录了藏存于此窟中全本《涅槃经》之雕镌经板的安放方式[18]。此《涅槃经》此时既已完工,其刊刻必在武德八年(公元625年)之前数年进行。由此,就可推定雷音洞的完工、在隋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之前。瘗藏舍利就等同于供奉洞窟,刻经石板应已嵌满壁面。在任何情例之中,舍利瘗藏之后举办重要事项,不合乎于仪式。

  关于雷音洞及其创建者静琬,在金石资料之外,还有一些文献。但无论如何,就静琬来说、其资料极为稀少——这颇徝注重。不像早期的一些名僧、如开窟镌经的僧稠(公元480—570年)、灵裕(公元518—605年),还有一些北齐与隋代僧侣。最显著的是,静琬未曾进入佛教僧传之汇编,即道宣(公元596—667年)于公元645年(贞观十九年)编纂成的《续高僧传》没有提及[19]。

  云居寺有一则[20],证实了僧静琬所主持之寺、即是幽州的智泉寺,由一当地官员创建于公元536年(东魏天平三年)。智泉寺创立于此地区、并且必定得享与政治中心之联系,虽然仁寿初(公元601-604)未被选作接受皇家供奉的佛教舍利寺院[21]。至公元604年六粒舍利埋入此寺,且有五层木塔建竖其上[22]。静琬或许抓住了这个机会。

  因既无静琬师承亦无寺院状况,一些学者以天台三祖——著名佛教末法思虑者——慧思大师为之[23]。慧思逝于公元577年(南朝陈太建九年),静琬则在639年(贞观十三年),后者确有可能成为前者之门徒,虽然年青很多。无论如何,没有获得早期题铭或文献资源,限止了仅指向静琬与慧思的师徒关系之说。仅在千年之后的1635年(明崇祯八年),称静琬为慧思的门徒之说、才首次由刘侗于《帝京景物略》中提出[24]。

  进一步的研究显出,静琬或曾追随灵裕,即宝山灵泉寺的创建者[25]。公元564年(河清三年)卢氏家族曾请灵裕到房山,当时称房山为范阳。在那儿他说法布道于上千之众,并复兴公元577年(北周武成六年)北周敕灭的佛法。隋文帝后来很推崇灵裕,曾在公元591年(隋开皇十一年)请他至京城(大兴)。好几百年之后,公元1093年(辽道宗大安八年),灵裕的门徒后人崇信者们在灵泉寺为他竖塔纪念。同年,云居寺为静琬竖立了灵塔石[26]。这已示出,辽代末年,灵裕与静琬被人们认为是有关的人物。

  有一处镌于公元593年(隋开皇十三年)刻经窟石就在灵裕的出生地,河北省定县的曲阳,现在房山地区的南边[27]。其好几种经文再现于雷音洞中。曲阳经石于是被认为云居寺之雷音洞的先导。

  最富资讯的历史资料是《冥报记》的前面所述。这一幽冥之旅的故事集,确为唐临(600—659年)编成于公元653至655年间(唐永徽四至六年)[28]。此文进一步坐实了雷音洞早期金石铭资料所示出的断代。

  静琬寂后六年,唐临时任吏部尚书,作为唐太宗(626——649)征高丽军随行使者来到了云居寺地区[29]。在关于此寺传说的末段,唐临述及他如何采集故事,并仔细地写下了讲故事人的姓名:

  殿中丞相里玄奖、太理丞采宣明等皆为临说云尔。临以十九年(贞观、645年)从车驾幽州,问乡人,亦同云尔,而以军事不得之。

  虽然唐临不能亲访寺院,仍然很关心为传世而写之内容的可靠性。其评说因可信赖。他写道:

  幽州沙门智苑(即静琬)[30],精练有学识。隋大业(605—616年)中,发心造石经藏之,以备法来灭。即而于幽州北山,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

  唐临继续描述了静琬如何筹资以完成其项目。在公元611年(大业七年)隋炀帝来到涿郡并驻跸行宫。他带来了文武高官与过百万的军队、辎重、随从[31],巨量武器、食品物资屯积在此,为征讨高丽作好后勤基地。

  公元612、613、还有614年(大业九、十、十一年)发动的三次皇朝战役基本上都失败了,它们实际上积淀成了帝国的崩溃。这些军事冒险带给本来处在国家外缘的僧静琬与其项目,成为皇族的注意。静琬从此额外的机会中获益,一时间,隋代皇帝精英与数量巨大的普通人众,成为了他的邻居。

  像通常那样,尽心的萧皇后伴帝随行[32],她的弟弟、虔诚的佛教徒萧瑀时任内史侍郎也来了[33]。萧瑀的官方传记并没有提到静琬的石经事业。但是,唐临叙说正是萧瑀将此僧人说给了他的皇后姐姐。正是他们俩人掀起了不同寻常的筹措资金事务。

  时随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之同母弟也,性笃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余钱物,以助成之。瑀亦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其功。

  静琬已不能希冀望更多赞助与影响了,不仅皇室家族成员、而且高官等人都赞助于他。“野、宫外”意指其他赞助人,超过的百万军队来到此地,比例纵然虽少,然而也可望有不少赞助人。

  在预备入征高丽几年过程之间,意外之财也许没有期望到地全来了。或许静琬始施抱负之初,就预见到了大力赞助者。如公元611至614年(隋大业七年至十一年)高丽战役期间来到时,静琬项目得到重量的资金基础,赞助人必给他足够的时间与财力,使他在616年(大业十三年)之间前完成了雷音洞。

  三、建筑

  从外观正立面立刻就能证明,雷音洞仿若木构建筑寺院之模型。中国存世最早的木构寺院殿堂,可追溯到山西的南禅寺建于公元782年(唐建中二年),较雷音洞已晚了近两个世纪。(图8)其中间门、两侧窗的三开正立面与此洞相近,主要的区别只是洞窟两侧之窗下接地面。无论如何,它们都有竖条栅格、菱角朝外的直棂窗式。

  图8南禅寺大殿正面

  图9法隆寺塔底层内部,公元670年以后

  与静琬之窟最接近的早期木构建筑,存遗于日本,特别是造于公元602年(推古女皇十一年,当仁寿二年)的法隆寺金堂。法隆寺塔则是公元670年(天智天皇三年,当唐咸亨元年)火灾后再修建的,据信保持了七世纪初原本的结构面貌。其底层四边增加了过道,用以保护外墙并支撑屋顶,但过道内原初的正立面仍然可见(图9)[34],其结构颇类似于雷音洞。雷音洞大门门框内缘的圆形石柱就是模仿此类寺塔中的圆形木柱,而且,同样显示相似处的还有两者的窗棂。

  由此可知,雷音洞追随了当时的木构类型建筑作为风格范本。同时,其建筑类别的辩识更为复杂。与敦煌[35]、龙门、云冈及余址等其他的佛教石窟全然不同。在先于雷音洞的好几百个石窟洞室之中,没有一个如此这般地设定——在长方形平面上、布列了四柱围成了圣域。这个洞窟独特无二地阐释了:两种最重要的佛寺建筑类型之结合——殿堂与佛塔融为了一体。

  建立于方形地基平面之上的多层佛塔,代表的是佛陀坟墓。依一般规则,佛陀舍利就瘗藏在塔刹中心柱之下方。佛塔是中轴式的,高耸升起在墓上的是世界之极,是没有方向的建筑类型,其力量从中心向宇宙各个方向扩散。雷音洞内的四柱围出了一个方形护圣之所,就像在一些日本木构塔设中那样,例如法隆寺塔,公元683年始建法起寺塔(弘文天皇白凤十一年,当唐永隆三年),公元919年(醍醐天皇延喜十九年,当辽神册三年)建的醍醐寺(图10),虽然雷音洞内没有一个中心柱,舍利仍然如同塔式瘗藏在中心之下。

  图10醍醐寺塔平面,公元919年

  公元740年(唐开元二十八年),金仙公主供奉的塔立于雷音洞更上方的山上,此塔可以读作此洞窟的升级版。

  另一种佛寺建筑的主要类型,是仿于帝室皇宫的方形、单层大殿堂。如建造于公元857年(唐大中十一年)早期佛光寺大殿就是一例(图11)。佛像面向入口、坐在殿堂中心,有如帝王临朝,接受治下沿中轴线入门敬拜。公元634年(唐贞观八年)始造的大明宫之含元殿,即是定向建筑的典范殿堂。雷音洞之构成为单层、矩形平面、且在中心附有佛坛,也可比定为定向建筑。从中轴线延伸、观者接观原壁中选刻的经文,如同我们后来所见。

  图11佛光寺大殿剖面,公元857年。

  由此,我将力辩,雷音洞是一个由寺庙大雄宝殿与佛塔的合成体。

  此外,必须记住,雷音洞不是一个木构建筑,而是一个石造洞窟。最初,岩崖下或已存自然洞穴了,静琬也许是在崖下发现了天然之洞,而后将其开挖扩大了。随着在此空间储存圣经,静琬将其溯回到中国将圣典藏诸名山之传统。在道教中这尤其出名,有许多消失的神仙秘籍又在峰峦洞穴奇迹般发现的传说故事。由此而观,雷音洞证实着佛教中国化之轨迹。

  四、不设偶像

  不设偶像是雷音洞更大的独特性。与此明显相反,几百个中国悬崖峭壁上陆续凿出的其他佛教石窟,一般都设雕像与绘画于壁面,雷音洞却没有这样做。一些早期洞窟,如小南海与响堂山,虽然在壁面上镌刻出了一部分经文,但多与壁面上其他像设对应或相关[36]。在曲阳刻经龛,雕造佛像甚至仍安排在了镌出经文之中间或周围。雷音洞的壁面,不设任何偶像之构思,想必是出自于静琬的勇敢决定。

  对静琬此点,或能联系于佛教初始就尊崇象征的传统[37]。印度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因无论如何都不能看见最高神理的信念,佛陀本身从未得到表现。如大英博物馆一件原出阿玛拉瓦提的公元2世纪浮雕,弟子信众们围绕着佛座,但鲜花簇拥的座上空无一人(图12),佛陀是看不见的。

  图12大英博物馆藏阿玛拉瓦提大塔浮雕。

  不设偶像之踪迹,如长线般穿过佛教艺术史各个时期,直至20世纪仍然如此。意识最自觉是日本禅宗,无数例子之一,即西田几多郎(1870——1945)画一圆于手卷、此即所谓“圆相”,用来表达佛性(图13)。从此上两例,即早期印度与晚近日本,艺术家以同样方式来表达佛陀。

  图13西田几多郎绘圆示佛性。

  文字可以代替偶像。有一类金刚界曼陀罗,用一组佛像来组构佛教宇宙方位。早期名作之一画于9世纪京都东寺。同类作品中,用梵字替换原先的形像之例,为公元1273年(元至元十年)绘于奈良的西大寺。(图14)

  图14西大寺梵文种子曼陀罗

  佛教中此规制完全符合于中国自身艺术传统之中之品级——书法较绘画与雕刻更高。文字是中国艺术文化的核心,是文人阶层最有特色的独一印迹。用笔的能力,打开了社会地位、财富、政治权力之门。中国佛教艺术於是几无困难地倾向于抽象的字而非雕塑与绘画,对真实图像形成思维方面的排序,通过以字替画,静琬及其门人显然企划于将更充足的宗教性注入中国之价值体系中。他们愿已适应于此的教义,承担起在社会中伟大的角色。雷音洞中以文字代替偶像,也可从中国佛教之融移方面来理解。

  五、经文

  雷音洞的建筑结合了两类佛教建筑形式,刊刻其壁的经文则综集佛教信仰之大成。

  雷音洞经文之情况目录、学者们多次统计录出。19世纪《八琼室金石补正》就数经板,量尺寸、计行数[38]。1914年,汉语圈外首个学者瓦德萨卡计数了经文[39]。1938年,塜本善隆辩读了17种佛经,他依据拓本而做,数得最为细致,尽管1934年参访此寺时只住了两个晚上[40]。路易斯兰卡斯特(Lewis RLancaseter)也刊布了英文简表,是基于塜本而自制出的[41]。1987年桐谷征一出版了改进之表。他依据的拓本早在清代已传至日本,由此多识出了两种,总数达于19种[42]。房山所有石经的集成,见于2000年出版的《房山石经》,包含了1956年与1958年调查之所有拓本组合的全部石经[43]。

  没有一位作者能编录出大家都同意的石经排列顺序。清代金石学家只据经文长度之所作、或可改进。塜本善隆与《房山石经》之作者倒是列出排序,但没有说出其原则。桐谷征一严格依据实际经文位置而列表,但他却没有解释布局中的例外。

  我认为,最好同时考察经文内容的不同、并结合布局的特定,才能最好的理解编录此窟经文。对此,我计划未来一一讨论窟中的所有经文。至于经文的整体规划,现在作一综合介绍,以供大家参考。窟中经文全局设定已摆在此,这件事实际上也相当简明。

  雷音洞中经文可分两大类:佛教经典文字与修行文字。经典文字占据了可用壁面的90%,即东、南、北壁的全部,还有西壁下面的两处[44]。第二类即佛教修行文。即正对入口,西壁上层的注文。其中又含三种,愿文、戒或律、佛名礼忏文。这三种在两方面不同于经典文:首先,窟中所有的经典都是全文刻出的,而好几种实践修行文都是长文中的摘录。其次,其中一些不是佛陀所说,而是著名高僧所撰,出自“论藏”。如《八关斋法》之戒,专明俗人日常的宗教生活规制,即出于龙树所制《大智度论》。还可注意的一部分即“偈”,铭刻在正壁最高层[45]。当时僧人或是俗人多熟记于心,人们可以想像其站或跪于尊像之前,讽诵唱念着刻于上方之偈。

  最后,中央四个棱柱刊载着两种佛名经,其拓本从未出版。而且,其诵读顺序是首次在此辨出(图15)[46]。这两种佛名经文在此窟中两次刻出。其一是《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可全部再见于西壁上层;其二是《五十三佛名》,又刊于南壁。柱龛内小雕像旁的题名,总是从顶到底而读,依次从每柱的八个棱面上平行两像的右边开始。图15即追溯着信众们讽诵诸佛名号、而礼忏绕行窟内之路。继续前行的线路也已指明,当他们读出镌刊的诸佛名时如何绕行柱子,虚线则显出了柱间的路线。

  图15雷音洞四佛柱右旋礼拜路线图。

  千佛之顺序始于东北柱的东边,这是朝向着门墙之棱边。下一个佛名棱边向左、即是东南面。顺时针依次环行其书架般的八个棱边。

  经文于是跳到了立于东南的第二柱,始于其最接近第一柱的北边。继续依时针绕行八个架面、而后跳到了西南处、第三柱的南边。至西北处最后的第四柱,经文始于其西北边。由此成了很好的感觉,允依全部顺序,到柱之西边结束——正对着窟内重要的正壁。

  千佛之名结束于此柱。最后之佛名刊于第八龛旁(从上向下数,此柱西南边的第八平排龛右边计)。在这个汇合点也刻有一条小注,“以上千佛,以下五十三佛。”其下确实雕镌了五十三佛及其名。但是,最后还有令人吃惊之处。

  上文已及,八棱架的两平龛于北侧两柱上下共16排,而南侧两柱上下共17排。如此所加总共1056龛。于是,在千佛系列加上五十三佛结束以后,仍有三个空、留在最后一柱的西边。这儿的三个龛中所雕刻仍同余处的佛像,但是其旁,却刊了三个菩萨名: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

  上述种种表示,四柱上的千佛名号组成了一对右旋环绕模式。虔信者们面对着、或合仪轨地以右肩对着柱子,边诵着佛名边绕小圈环柱右旋而行。当他们从一柱到下一柱行进时,以身体的右边或面对中央主像以及瘗藏其地下之舍利完成了大圈。到最后,他们离开所有诸佛神秘的护圈,三个菩萨引导他们、走向佛法修行之路或界域,就是最邻近的西壁界所读出者。

  于是,静琬为预备世界末日,在雷音洞中综集了佛说的精髓,精选出了包含大乘佛典传统基要的经典,同时亦给信仰者们留下来关于佛教实修之经文,以供他们在余下时间内走向拯救之路。

  更有甚者,无限时空中的所有佛陀,在雷音洞中增其乐善好施。如果在此痛心忏悔,他们全都倾听;如果在此发愿,他们全都见证。佛陀的力量浓缩聚集此洞——像宇宙节点一般。他们保证此项目的成功,且将指导与保护在雷音洞中开始的伟大刻经事业。

  (雷德侯,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张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客座教授。Lothar Ledderose,Thunder Sound Cave,原刊巫鸿编《汉唐之间的视觉与物质文化》,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

  注释说明:为避文烦,凡是已注过作者刊著与出版年地及页码的条目,再次出现时会有省略。主要保留作者、年代与页码。)

  注释:

  [1]关于雷音洞及其舍利的深论见罗炤《雷音洞舍利与〈房山石经〉》,《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4期139—141页。再刊于吕铁钢编《房山石经研究》3卷,331-5页,香港中国佛教文化公司,1999。在此,我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罗炤教授,多年来从不懈怠地支持我的研究,更特别感谢他所提供所有关于云居寺和雷音洞的研究资料。

  [2]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六卷文字与六卷图版。东京,佛教史迹研究会(1925-31年),卷三,图116,2。

  [3]同上,图116,1。

  [4]雷音洞拓本所有的内容(除了四个柱子上列出的佛名以外),全都出版于集成的《房山石经》卷一。中国佛教协会与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编,《房山石经》30卷本,华夏出版社,2000年。

  [5]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之研究》,法音文库4,北京法源寺,1987年,88-107页。题记内容及插图见图4,5

  [6]贾志道撰并书。存石尺寸高90宽57厘米,是不规则矩形板石板的下半部。现仍展出于云居寺的展室中。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的大藏经》,《中国近世佛教史的诸问题·塜本善隆著作集卷五》,大东出版社,1975年,291-611页。此处所引出559-560页(有些错误),606-607页。杨璐修订,溥儒《白带山志》,刊侯仁之主编《中国名胜志丛书》,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47、97-98页。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3-34页。陈燕珠《新编补正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台北,觉苑文教基金会,1995年,20页。

  [7]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同注5中国佛协《房山石经之研究》,1987年,91页。

  [8]舍利函上面铭刻的题记,迻录于黄炳章:《石经山雷音洞佛舍利》,《燕都》1988年6期,第8页。参见前注中所列塜本善隆、溥儒、关野贞等文,北京文物局,《北京文物》,燕山出版社。

  [9]题“复溕郡石经山琬公塔院记”之碑,是明代万历十九年(1592)由德清所撰写。碑高461宽159厚64厘米,位于云居寺内静琬墓塔之北、新石经板瘗藏处台后上方。碑文迻录可参见上列溥儒《白带山志》的103至105页。陈燕珠:《新补记房山石经题记汇编》22至23页,以及塜本善隆著作569页。

  [10]瓦德萨卡(Vaudescal):《石经山·雷音洞》,《亚州古物志》11卷3号,法国,1914年。375至415页,此见410页。

  [11]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1925-31年),卷三,图117。图像重要局部为塜本善隆复制,见上注其著作中图版3。

  [12]舍利函是平面30乘30、24厘米等的方盒子。现藏于北京一秘密处。录文见: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的大藏经》(1975年大东版568页),罗炤:《雷音洞舍利与房山云居寺》(1987年《世界宗教研究》139页),陈燕珠:《房山石经中通理大师刻经之研究》(1993年台北觉苑版),10页。陈燕珠《新补房山云居寺题记汇编》(1995年台北觉苑版),2页。图版见:罗炤本注文141页。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石经》(1988年《房山云居寺研究》)6页。雷德侯:《北京近郊的碑石铭录:伟大的刻经事业》,海德堡年刊36卷1992年,31-36页,图6。陈燕珠:《新补房山云居寺题铭汇编》(1995年觉苑版10页图7)。关于五则早期的题记,可见雷德侯:《观者之变》,劳格文主编《中国宗教与社会》,香港中文大学,2000年。

  [13]不规则的石板碎片,高41宽34厘米。录文见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的大藏经》,1975年大东版318页。溥儒:《白带山志》,1989年中国书店版22、65至66页。中国佛教协会:《房山云居寺石经》,1978年文物出版社83页。陈燕珠:《新补题记》1993年觉苑18页,陈燕珠:《通理大师》1995年觉苑版2页。姚长寿:《房山石经中的华严典籍》(日文),收入气贺泽保规《中国佛教石经研究——以房山云居寺石经为中心》,京都,京都大学出版社。1996年411-437页,此见412页。林元白:《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文物》1961年4-5期,62-70页,此见图3。再刊于吕铁钢编《房山石经研究》卷一,香港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 229-253页。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78年文物版图1。雷德侯:《大规模生产中的艺术门类》(英文版),《亚州研究与亚州古物志》44期2号1990年,217-238页。陈燕珠:《新补云居寺题记汇编》1993年觉苑版18页图6。

  [14]第二个简短经文的例外是《五十三佛名》,刻在南壁下层《妙法莲花经》之后。

  [15]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78年文物版),85页,拓片图见图版6,

  [16]1956年发现、破成两片的横长方形石板,高27宽57厘米。存7行的左半部,由日本考古学家转到了辽宁省的旅顺博物馆。具有9行的右半部在北京法源寺。铭文迻录: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大藏经》,1975年343页(只有右半部内容)。溥儒:《白带山志》,1989年23、66至67页(只有右半部)。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1987年1-2页。陈燕珠1993年20页,陈燕珠1995年2页。图版刊出:林元白:《房山云居寺塔和石经》1961年图4。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78年图3。黄炳章:《房山云居寺研究》1988年图7。雷德侯:《大规模生产…》1992年图7。陈燕珠1993年月20页图14。

  [17]高215宽60厘米。录文: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石经组:《房山石经题记》(1987年)2页。陈燕珠(1993年)22页,陈燕珠(1995年)3页。注引用: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78)83-84页。气贺泽保规:《中国石经》(1996年)48页。陈燕珠(1993年)22-23页。图版:见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78年)图4。

  [18]此石板残件测量为正背面均高32宽37厘米。此石1989年3月3日在雷音洞前石栅栏下发现,现仍陈列于云居寺的展室内。黄炳章:《房山石经静琬刻成〈涅槃经〉题记残石考》,《法音》1990年9期,28-30页,此28页。再刊于吕铁钢(1999)卷三,137-144页。田福月:《石经山发现唐武德八年625静琬题记残碑》,《法音》1991年2期,34-36页。再刊于吕铁钢(1999)卷三131-136页。陈燕珠(1993)12-14页。陈燕珠(1995)2页。图版: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1999年)52页,图76-77;陈燕珠1993年,13图9,14图10。

  [19]气贺泽保规:《中国的佛经与石窟》(1996年),38页。

  [20]公元1105年(北宋崇宁四年)题记及以后材料公元1105年,由僧智光为纪年965年的碑添上注记。原石立在云居寺院北塔。录文:见气贺泽保规:《中国的石经——以房山云居寺为中心》1975年,597-599页;溥儒:《白带山志》1989年,33页,80-83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与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石经组《房山石经题记》,1987年,19-20页。金申:《房山云居寺千人邕邑会碑初探》,《文物》1986年12期,第64-68页内64-65页;再刊于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1987年,182-190页。再刊于吕铁钢编:《房山石经研究》,香港: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卷三163-176页;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32-37页;陈燕珠:《房山石经题记》1995年,第12-13页。图版,陈燕珠《1993》,第28-图19。

  [21]怀特·亚瑟:《隋代思想形态——公元581-604年》。刊费正清编:《中国思想与制度》,芝加哥与纽约:芝加哥大学版1957年,71-104页内103页。再刊于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之展开》,东京:版社,1942年。

  [22]公元834年塔因闪电而燃烧,至845年灭佛时寺院完全被毁了。舍利后被发现并移至悯忠寺——公元645年唐太宗为纪念征高丽败役中兵士而建。神尾弋春:《契丹佛教文化史考》,1937年,东京,第一书房。1982年东京再版,40F。当此寺于公元882年燃烧毁后,公元892年专建一堂阁以奉此舍利。今天此寺称为法源寺,而且是北京追溯最早的寺院。该寺状况及舍利先后情况见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与石经》1975年,323-328页。碑文刊印在中国佛教文物图书馆编《法源寺》,北京,1981年,法源寺流通处。

  [23]关于慧思见保罗·马嘎尔尼:《慧思(515至577)——天台祖师》,法国远东学院,巴黎1981。

  [24]刘侗:《帝京景物略》,公元1636年序。香港:南天书屋(1971),8786B页。《云居寺》19页。

  [25]《续高僧传》九,《大正藏》2060号经,52册495页中 -498页上。牧田谛亮:《宝山寺与灵裕》,《东方学报》36号1964年,261-286页。关于灵裕与静琬的情况有近作,罗炤:《房山石经之源与静琬的传承》《文物》,2003年3期86-92页。

  [26]现在立于台阶上的塔处实际是一处石经新窖藏。1978年,在塔内发现了题记,实铭于静琬舍利函的长方形石盖上。此石高74宽42厚7厘米,现收藏于云居寺库房中。部分铭文收录于陈燕珠1993年42页,图同上43,图24。

  [27]原报告有刘建华:《河北曲阳八会寺隋代刻经龛》,《文物》1995年5期77-86页。

  [28]唐临《冥报记》,《大正藏》N2082,51,789C。有关云居寺部分的英译,见唐纳德:《还阳奇迹——唐临〈冥报记〉的翻译与研究》,此研究包括了《冥报记》全文。伯克利佛教研究系列8,伯克利南方与南亚研究中中心,1989,165-166页。日文翻译见气贺泽保规:《中国石窟与石经》,1996年39页。

  [29]唐太宗于公元645年3月到了定州,由此前赴幽州。到4月时由此北伐。塜本善隆:《中国石窟与石经》1975年,316页。

  [30]智苑是静琬的另一个名字。两名比较之列表,可见于塜本善隆:《房山石经与云居寺》1975年,322页。

  [31]士兵的确切人数据说达于1133800,见阎崇年:《古都北京》,朝华出版社1987年,30页。

  [32]《隋书·纪传》,卷36,1111-1113页。

  [33]《旧唐书·纪传》卷63,2389-2404。《新唐书》卷101,3949-3952页,中华书局本。

  [34]奈良六大寺大观刊行会编:《奈良六大寺大观》,卷一《法隆寺》1972,东京,1972。

  [35]参见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早期石窟的平面》,《敦煌莫高窟》五卷本。中日合作《中国石窟》,讲谈社与文物出版社(东京、北京1980-82年),卷一199页;卷二186,以及卷二206-226页。萧默的《敦煌建筑研究》中定义并讨论了六种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33-60页。

  [36]蒋人和(Tsiang ,Katherine):《北齐佛经之纪念碑——六世纪响堂山等遗址的石经雕镌》,ATBUS1996,233-261页。

  [37]谢开(CfSeckel,Diertrich):《佛教艺术中的象征图像之展示》,德国海德堡学术院,哲史年刊2,1976年。苏珊亨顿(Susan hungtingdon)一直久称为一种问题式非偶像主义的理论。《早期佛教艺术与非偶像理论》,《艺术年刊》49卷4期,1990年冬季号。又见其《非偶像主义与多元象征:另一只眼》,艺术东方卷22,1992,111-156页。

  [38]陆增祥(公元1816-1882年)编纂《八琼室金石补正》,1925年初版,1985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再版,卷78,344-345页。

  [39]瓦德萨卡(Vaudescal),1914,407-409;。77中国784

  [40]塜本善隆:《房山云居寺的大藏经》, 塜本善隆著作集卷五大东出版社1975年397-418页。

  [41]兰卡斯特(Lancaster):《发现于房山的中国石刻经典》1914,塔德兹,斯库罗斯基编《佛教遗产》,佛教:布里塔尼卡1:143-156。特宁:佛教研究所1989,149注26

  [42]桐谷征一:《房山雷音洞石经考》,野村耀昌博士古稀纪念论集《佛教史佛教学论集》,东京社1987,163-198页。吕铁纲编:《房山石经研究》,香港佛教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卷二81-136页,学凡汉译。译按,张总:《石刻佛经中的新史料与新解读》又发现两句不同,《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科学出版社,2004年。

  [43]同上,注4。

  [44]即《华严经》结束处与《法华经》的两个例外,参见第141页注①、注②。

  [45]有两三例子再证明此原则。

  [46]我感谢Bettina Zorn、沈雪曼与蔡穗玲为确认佛名及顺序所作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