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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研究

作者:彭瑞花

  敦煌遗书BD01048号是《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写卷(见图1),共一卷,又名《佛说善信菩萨戒经》,首尾齐全,尾题“《佛说菩萨二十四戒经》卷比丘惠真于甘州修多寺写”(见图2),有部分内容残缺,经名下题有“出方等(下残)”字样,经文内容是二十四条戒律,一般认为“此经在唐代曾流行,但译著者情况不清,不久便佚亡。敦煌本的发现,为研究唐代佛教戒律与伦理思想,提供了新资料。”但菩萨二十四戒”有多种不同的说法,《大方等陀罗尼经》、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残本、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等均涉及到“菩萨二十四戒”。探寻“菩萨二十四戒”的源流,厘清《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在经录中的著录及其与相关佛经之间的关系,对于分析该经的特点以及菩萨戒在敦煌地区的流传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菩萨二十四戒”的源流

  “菩萨二十四戒”有多种说法,除了称“菩萨二十四戒”之外,还有“善信二十四戒”、“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等说法,与“菩萨二十四戒”有关的文献有《大方等陀罗尼经》、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和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菩萨二十四戒”之说最早出现于《大方等陀罗尼经》,该经由北凉(399-439)法众译于高昌,经中明确指出:“若菩萨二十四戒、沙弥十戒、式叉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如是诸戒若犯,一一诸戒当一心忏悔,若不还生,无有是处,除不至心。”并详细论述了菩萨二十四戒的具体内容,这是关于“菩萨二十四戒”的最早记载,约为公元400年左右。该经译出之后,“菩萨二十四戒”便多次出现于后人的注疏中,隋智顗《方等三昧行法》、灌顶《国清百录》中都提到菩萨二十四戒,并将其作为与五戒、十戒、比丘戒、比丘尼戒相并列的戒律予以论述,唐朝义净在翻译《药师琉璃光七佛本愿功德经》时提到菩萨二十四戒,并将菩萨二十四戒与五戒、十戒、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五百戒相提并论,唐圆测、良贲等在其注疏中也提到菩萨二十四戒。

  “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的说法出现的时间要晚于“菩萨二十四戒”,初见于《佛说灌顶经》第十二卷,该经说:“受三自归,若五戒、若十戒、若善信菩萨二十四戒、若沙门二百五十戒”。根据吕建福先生在《中国密教史》中的考证,“12卷本《大灌顶经》补编于慧简译经的宋大明元年(457)后至僧祐之前。”因此,“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的名字应出现于公元457年前后。另外唐代法宝《俱舍论疏》提到“善信菩萨二十四戒”,说:“五传译误者,如来本《药师》云‘善信菩萨二十四戒”’。

  通过历代著疏对于“菩萨二十四戒”与“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的引用来看,都是将其作为与五戒、十戒相并列的戒律,从性质上看,二者同属大乘戒文。笔者推测,“善信菩萨二十四戒”应来源于《大方等陀罗尼经》所说的“菩萨二十四戒”。“菩萨二十四戒”南北朝以来应当较为流行,历史上有优婆夷受二十四戒的记载,梁代宝唱编撰的《经律异相》其“善信少女悟无常秉志清白为天帝所试”条说:“佛便微笑无数光出,语以戒法,绕身百匝还从顶人,即授二十四戒。佛言是为我优婆夷高行三人二十四戒,善信欢喜而得七住,便于佛前化身为男。”说明这一时期已有在家居士受二十四戒。

  敦煌遗书BD07451是《菩萨二十四戒》(见图3,下简称“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尾残缺不全,仅有六戒内容,该六戒与《大方等陀罗尼经》中二十四戒的内容不同,与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的内容也不相同,是内容独特的一部经,现录文如下:

  菩萨二十四戒

  第一戒者,菩萨应忍辱如地,有人持刀杖来,节节支解时颜色不坏,不起恶念,欢喜忍受。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第二戒者,菩萨不得嗔恚,若有人来恶口骂辱种种毁谤,欢喜忍受如饮甘露,心无嗔恨,慈念无极。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第三戒者,有人来乞饮食乃至金银财宝、缯帛衣服、国城妻子、兔马七珍、头目髓脑、肝胆肠脾,随其所有,当顺乞意。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第四戒者,菩萨著病之时如著父母,尽心恭给汤药、饮粥,不生厌倦。从今身至佛身於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第五戒者,菩萨等视众生犹如赤子,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第六戒者,严持净戒令无毁欤,如护身命终无有犯。从今身至佛身於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

  后残

  录文完毕。

  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仅存六戒,其他内容已经不见,从仅存的六条戒律内容看,第一戒和第二戒都是要求菩萨忍辱,欢喜忍受各种打骂而不嗔恚。第三戒要求菩萨布施,无论是饮食衣服还是国城、妻子,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均可以布施与人。第四戒是要求菩萨对于病人应当像对待父母一样供给汤药、饮食,是比较有特色的一戒,主要还是要求菩萨应布施。第五戒要求菩萨践行佛道,视众生如赤子,“佛道者,过于罗汉、辟支佛上,三界特尊,天人之师,无量大慈无极大哀,普愍五道众生之类犹如赤子,教化一切悉令为善,断绝众生三涂之苦,度生死海使至泥洹安乐之处”。要求菩萨要平等慈悲,“慈悲者,观诸众生如保赤子,不忍伤也”。以,这一戒是要求菩萨慈悲。第六戒是要求菩萨持戒,并把持戒提高到爱护自己生命的高度。总体而言,仅存的六戒内容涉及到菩萨的忍辱、布施、慈悲、持戒,应当参考或者借鉴了菩萨六度的相关内容而作。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于,每一戒的最后—·句都是“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这句话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指成佛之前的菩萨修行阶段,第二部分“不得毁犯,是菩萨重戒,若有犯者,不名菩萨”,只是着重强调如果违反上述重戒,就没有资格称为菩萨。在敦煌遗书BD03900号《梵网经菩萨戒布萨羯磨文》中广泛使用第一部分的语言,是举行布萨羯磨仪式过程中受三归和十无尽戒时所广泛使用的。下面部分录文予以说明:

  我某甲从今身至于佛身,于其中间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如是三说尔)。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归依佛竞,归依法竞,皈依僧竟(如是三说竞,汝为忏悔罪)。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煞教人煞,是菩萨戒,不得犯,能持不(其受者答言能)。

  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不得自盗教人盗,是菩萨戒,不得犯,能持不。

  菩萨所受十五尽戒实际上是《梵网经》中的十大重戒,在举行布萨羯磨仪式中所受戒。除了在《梵网经菩萨戒布萨羯磨文》中出现外,隋朝智者在《菩萨戒义疏》中说:“先受三归云:我某甲,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归依常住佛,归依常住法,归依常住僧《三说)。次三结已(三说),次忏悔十不善业便起三拜)。”唐朝明旷在《天介菩萨戒疏》中提到:“汝等从今身至佛身,于其中间能舍邪归正,发菩提心,断恶修善,持菩萨戒,行菩萨行不陪能打一下)。”

  因此,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的内容尽管不全,但其内容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菩萨“六度”精神,或者是对六度精神的进一步阐述和发挥,并借用了菩萨受戒羯磨中所使用的语言模式,整个经文编撰的痕迹非常明显。笔者认为,敦煌本《菩萨二十四戒》应当是由中国人编撰而成,并非译经。其编撰目的是为了发扬菩萨行思想。该经与上文《善信二十二戒》除了同属于大乘律外,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其他关系。并且,该经与敦煌本《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的内容完全不同。说明当时敦煌地区曾出现过多部中国人编撰的菩萨戒经,反映出当时敦煌地区是广泛流行菩萨戒的。

  二、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的著录释疑

  有学者认为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有著录”,仔细检索之后发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著录有《善信二十四戒经》和《善信二十二戒经》,这两个经与敦煌发现的《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之间是何种关系,尚存有疑问,需要仔细斟酌辨别。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有三条记载:

  1.《善信十四戒经》一卷,右宋文帝代求那跋摩译,出《长房录》。

  2.《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经》一卷(一名《三归优婆塞戒》,或名《善信二十二戒》,右宋元嘉年求那跋摩译,出《长房录》。

  3.大乘阙本经:《善信二十二戒》一卷。

  通过这三条记载发现,《善信二十二戒》与《善信二十四戒经》为两个经,《善信二十二戒》属于大乘律,至唐朝时已成阙本,明佺之所以如此著录,从这几条记载看是根据《长房录》,沿袭了《长房录》的观点。然而,《长房录》中求那跋摩条下并没有《善信二十四戒经》,只有《善信二十二戒》,并载明该条著录的根据是《高僧传》,《长房录》有两条记载:

  1、《善信二十二戒》一卷(亦云《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亦云《三归优婆塞戒》,见《高僧传》……

  右七部合三十八卷,罽宾国三藏法师求那跋摩……

  2、大乘毗尼有译录……

  《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经文一卷(亦名《优婆塞戒》)。

  根据隋朝费长房的著录,此时《善信二十二戒》仍属有译录,其著录的根据是《高僧传》,在《高僧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求那跋摩……

  并先所出《四分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优婆塞二十二戒》等,凡二十六卷,并文义详允梵汉弗差。

  由此可见,慧皎在《高僧传》中记载了《优婆塞二十二戒》,并没有记载《善信二十四戒经》,那么,僧佺根据《长房录》做出了《善信二十四戒经》的记载当属误载。与慧皎同一时期的僧祐在《出三藏记集》中也有两条著录:

  《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一卷(或云《优婆塞戒》)……宋文帝时,罽宾三藏法师求那跋摩于京都译出。

  求那跋摩……于只洹寺译出众经,《菩萨地》、《昙无德羯磨》、《优婆塞五戒略论》、《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

  《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著录的都是《善信二十二戒》,慧皎和僧祐并没有看到《善信二十四戒经》,进一步说明僧佺在《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的记载应为误载。

  《开元释教录》根据《高僧传》和《出三藏记集》做出两条记载:

  1、《善信二十二戒》一卷(亦云《离欲优婆塞优婆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亦云《三归优婆塞戒》,佑云《三归及优婆塞二十二戒》或云《优婆塞戒》,见《高僧传》及《僧祐录》。

  2、《善信二十二戒》下二部二卷阙本。

  《开元释教录》中著录的也只有《善信二十二戒》,并在第十四卷中将该经列入“大乘律阙本”,《静泰录》也将该经列入阙本部分,认为该经属于“旧录有目而无经本”。至此,《善信二十二戒》已经佚亡。

  通过上述经录的记载推定,求那跋摩所翻译的大乘律是《善信二十二戒经》,他并未翻译过《善信二十四戒经》,《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著录的最终根据既然是《高僧传》,那就不应该得出求那跋摩翻译《善信二十四戒经》的结论,因此,可以断定,《大周刊定众经目录》的这条记载是错误的,《善信二十四戒经》并不是由求那跋摩所翻译,一种可能是僧佺将“二十二”误记为“二十四”,不存在《善信二十四戒经》,另外一种可能是存在《善信二十四戒经》,但该经与《善信二十二戒》为两部不同的经。后人的校勘记中对于这个问题有所交代,《大正藏》校勘记说:“--=四。”《中华大藏经》校勘记也说:“‘二十二’,资、碛、普、南、径、清作‘二十四’。”可见后人多将《善信二十二戒》与《善信二十四戒经》作为同一个经对待,但《中华大藏经》和《赵城金藏》中《高僧传》部分求那跋摩的传记中均记载为“二十二戒”,而非“二十四戒”。

  综上所述,《善信二十二戒》是大乘戒经,求那跋摩所翻译,该经唐朝时佚亡,内容不存。明佺根据前人的经录进行著录,误将“二十二”著录为“二十四”,《大周刊定众经目录》中所著录的《善信二十四戒经》实为《善信二十二戒》,该经与敦煌发现的《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之间的关系除均属大乘戒律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更为密切的联系。

  三、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的特点

  (一)《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伪托《大方等陀罗尼经》

  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经题下有“出方等(以下字残)”的字样(见图1),笔者推测,或许为“出方等陀罗尼经”,因为该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的头尾内容基本相同,并且都是上首菩萨为恒伽比丘所说二十四戒,下面通过表Ⅱ予以说明。

  通过表1可以看出,敦煌本《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是直接套用了《大方等陀罗尼经》的语言和相关内容,惠真比丘如果只是简单抄经,很容易误认为该二十四戒出自于《大方等陀罗尼经》,如果惠真比丘不仅是抄经,而是该经的作者,笔者推测,惠真应当是有意识地伪托《大方等陀罗尼经》,其目的是为了促进该经的广泛流行。因为这两部经除了头尾的内容相同外,关于二十四戒的具体内容则大部分是不同的。

  《大方等陀罗尼经》和《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的语言模式是相同的,《大方等陀罗尼经》列举了菩萨二十四条戒律,每一条都是“若有菩萨……是名犯第……重戒”,《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亦列举二十四条戒律,语言模式是“若有菩萨……是名犯菩萨第……重戒”。并且,两部经均有对于持戒时梦中所见种种景象均不得向他人讲述的要求,否则将遭受恶报。《大方等陀罗尼经》说:“若有菩萨持此戒时,若见华聚,若见虚空藏,若见观世音,若见一一诸菩萨者,如是见不见等及余诸见,悉不得向人说我见如是法王子等。若言见者,此人现身得障道法,得白癞病。或时愚痴,或时青盲,或时目眩,妄想分别诸佛法要。得遇疾病,谤此戒殃负如是。”将其作为第二十四戒予以强调。《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此戒时,应梦见诸事相,或见华林,或见殿堂楼阁,或见天堂地狱及险难,务必不得向师僧父母姐妹兄弟善友知识及一切人皆不得说。若说此相令前人及自身得白癞病,当堕地狱经多亿劫,受大苦恼都由邪起见心说与戒相,以斯罪重,故不得说。”与《大方等陀罗尼经》不同之处在于,这条内容并不是二十四戒之一,而是在列举完二十四戒之后强调论述的。

  《大方等陀罗尼经》中菩萨二十四戒是上首菩萨接受比丘恒伽的饮食、香花等各种供养,广为恒伽所说菩萨应守持的二十四戒。二十四戒的内容包括杀戒、淫戒、盗戒等基本戒律,以及菩萨不仅自己不能作恶,更要劝说他人不作恶,比如第七戒,菩萨见人欲烧僧房应尽心劝谏,否则犯戒。第九戒,菩萨如果见有人犯五逆罪,应当劝诫制止,否则便犯重戒。第十一戒,菩萨见人饮酒应劝诫,否则犯戒。第十九戒,菩萨如果见人离善知识亲近恶友,赞好不劝即犯戒。体现了菩萨不仅要律己,约束自己的行为,更要积极劝诫世人远恶从善,尤其要制止世人作恶,否则就是犯戒,与菩萨行的精神相违背,不具有菩萨资格。

  《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列举的也是二十四条戒律,并且在经文开头便指明是上首为恒伽广说之戒。内容涉及到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两舌戒、酒戒等基本戒律,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微细戒律,具体条文内容与《大方等陀罗尼经》差别不大。

  因此,《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关系非常密切,《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编撰的痕迹明显,应出自中国人之手,并非译经,套用《大方等陀罗尼经》的语言和部分内容,假托出自《大方等陀罗尼经》以便于流传。

  (二)《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内容上的特点

  《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是比丘惠真于甘州修多寺所写,从二十四戒的戒文内容分析,该经为大乘戒经,仅适用于在家菩萨所受,二十四戒的宗旨不仅在于约束菩萨的外在行为,更旨在约束思想,强调的是心戒。尽管通过上文的论述发现该经出自中国人之手,具有明显的中国化色彩,但具体的戒律内容却是参考大小乘戒律而制定的,并将在家菩萨的行为从细节处予以梳理,提升至菩萨重戒的高度。大乘戒律即菩萨戒,是菩萨践行菩萨道至成佛过程中所持守的戒律,其思想宗旨是三聚净戒,包括摄律仪戒、摄善法戒和饶益有情戒,大乘戒律抛弃了小乘戒律繁琐复杂的戒条,不仅强调自律自度,更要饶益有情、普度众生,不仅要消极的止恶,更要积极地人世行善,这一点与中国本土的儒家思想是一致的。二十四重戒中第一条便要求菩萨慈悲愍念众生,不仅不能杀生,如见人杀生未生愍念之情便是犯戒,菩萨不仅不能杀生,更要救生、护生,堕胎落子或者持药与人从本质上说是犯了杀戒,菩萨不能为。“若有菩萨见人有善不喜乐闻,是名犯菩萨第二十二重戒”。

  二十四戒涉及到淫戒的有二条,可见该经作者对于淫戒的重视程度之高。“若有菩萨淫他妻妾起杀害心,是名犯菩萨第三重戒”,“如有菩萨于伽蓝所行不净行,是名犯菩萨第六重戒”,“若有菩萨于出家人所生淫欲想,是名犯菩萨第九重戒”。佛教对淫戒一向十分关注,出家比丘禁绝一切淫欲,在家菩萨则要求不能邪淫,“淫他妻妾”即属邪淫行为。“淫戒名非梵行,鄙陋之事,故言非净行”。虽然在家菩萨不必戒淫,却仍然要在对象、场合等方面受到诸多制约,并且在出家人所“生淫欲想”、“为淫欲事破斋夜食”均属禁止之列。通过作者对待淫戒的态度来看,该经适用于在家菩萨而非出家菩萨,并且,第十一戒说“若有菩萨具食熏辛人塔寺中是名犯菩萨第十一重戒”,此为食五辛戒,禁止菩萨食五辛后人塔寺之中,并不严格禁止食用五辛,这与大小乘戒律中禁止出家人食五辛戒相比仍缓和了很多,符合在家菩萨的要求。

  二十四戒不仅旨在约束个体外在的行为,更重在约束思想,符合大乘戒律重视心戒的特点。如菩萨见人杀生“生乐见想”、“好食酒肉生美味想”、“于出家人所生淫欲想”、“见人有善不喜乐闻”等等都是犯戒的,这是从思想的角度制定戒律,比单纯对行为进行约束更为高明。

  二十四戒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参考了大小乘戒律的有关内容,并参以作者的意见融合而成,杀戒、盗劫、淫戒、妄语戒、两舌戒、酒戒、说在家出家人过戒等属于佛教基本戒律,小乘戒律对每一戒有开遮持犯等各种不同情形的具体规定,大乘戒律以《梵网经》为最重要的经典,对十重四十八轻戒的每一戒亦规定了自己犯戒与劝人犯戒的不同情况,《优婆塞戒经》作为仅适用于在家菩萨的最重要经典规定有六重二十八失意,二十四戒的内容参考了上述大小乘戒律条文。并且,二十四戒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将菩萨日常行为中的细节提高到戒律的高度,比如菩萨“靴鞋不净便人佛殿”,“身手不净动触经像”,“眯目他人方便取物”等。

  综上所述,敦煌发现的《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和《菩萨二十四戒》、《大方等陀罗尼经》、《善信二十二戒》都属于大乘戒经,《善信二十二戒》佚亡,《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与《菩萨二十四戒》是敦煌遗书中发现的藏外大乘戒经,两者编撰的痕迹非常明显,应出自中国人之手,并且两部经的内容大不相同。《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与《大方等陀罗尼经》之间关系密切,前者应脱胎于后者,借鉴了后者的语言模式和部分内容,并参考了大小乘戒律的有关内容,融合了编撰者的思想观念杂糅而成。

  上述几部大乘戒经的发现为研究敦煌地区佛教的发展流传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反映出敦煌佛教的地域性特点,是佛教对敦煌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民族成分而做出的适应性发展。方广锠在研究了敦煌龙兴寺藏经目录后认为,龙兴寺藏经目录虽然以《大唐内典录·人藏录》为编辑整理的根据,却将其中的大乘戒律著作集中起来,单独编帙,“看来是由于敦煌教团戒律生活的需要。为什么当时特别注重大乘律,这是一个应该注意研究的问题”。因此,敦煌地区曾非常流行大乘戒律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往往是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而有所选择和改变,以致出现了梵网经变、数以百计的梵网经写卷、各种授戒羯磨文、菩萨戒牒、疑伪经等反映大乘戒律流传特点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与本文所提到的多版本二十四戒经共同验证了敦煌地区重视大乘戒的结论,并对今后研究敦煌佛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