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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现代化研究:行菩萨道——克里斯玛领导权的崛起

作者:姚玉霜

  克里斯玛(charisma)一直到近代,才在英文中被使用,是指天生魅力型的领袖,具有治疗、预言(prophecy)、奇迹(miracle)、智慧语言(wisewords)等超凡能力。韦伯(MaxWeber)在其《社会与经济结构原理》中就提到:克里斯玛适用于某些不同于常人,具有非凡的、被赐予的能力。与克里斯玛人格相伴随而来的经常是克里斯玛权威,如一个由单一政党所领导的社会组织。具有克里斯玛特质的宗教领袖,归因于其本性与能力,通常来说克里斯玛是来自与超然的接触,透过圣灵显现进而赋予超凡的能力,并能将此能力传授给其追随者。一直到最近,克里斯玛(charismatic)也可用来描述一宗教复兴团体,其成员号称被赐予克里斯玛或成立一克里斯玛团体。本研究将以台湾慈济功德会为例透过对其组织结构与传教事业来讨论其领导者——证严法师建构其中国式克里斯玛权威的内涵。

  世俗化之宗教活动慈济花莲本会

  花莲是位于台湾东部一处远离尘嚣、风景秀丽的乡村地区,而慈济教团的核心组织与精神堡垒——“静思精舍”便是座落于此。对于所有的慈济追随者来说,精舍有如宗教圣地般重要。静思精舍包含了一间佛堂、宿舍及餐厅,是由灰色外观所组成的典雅复合式建筑,相较于台湾其他宗教团体的总部,慈济精舍显得窄小与不起眼,佛堂规模不但小,宿舍和餐饮部规划也是尽空间的最大使用率;另外,慈济也在不远的市中心营造了一系列宏伟的建筑,包括医院、学校和一座纪念堂,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花莲慈济本会。

  教团领袖——“证严上人”是慈济精舍的主人,被追随者视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人间化身,除了法师常住精舍外,大约还住有百位以上的弟子,此外,精舍总是住有许许多多的来访信徒。证严上人和她的弟子,都是女性,皆奉行中国佛教僧侣式的生活:独身主义、素食,她们大部分已经落发,也有一小部分因为个人因素未落发的。然而,证严法师和她的女弟子还是得继续实行她们的世俗义务,她们可能是在慈济所办的学校任教、任职于组织之中、或者为来访者服务。所以,慈济精舍里不像其他台湾传统的佛教僧团,僧侣必须和一般在家者间有非常清楚的居住区隔。

  慈济精舍极少庆祝传统的佛教节庆,例如,在其他传统佛教中必须举办的“浴佛节”的当天,在慈济就如平常日一般,佛祖生日没有举行任何庆典仪式,这显示出慈济正朝向一世俗化发展的趋势。在静思精舍,定期举行的宗教仪式除“早课”外就是一个月一次的课诵《药师经》,规模极小,一般来说只由精舍里的出家师父吟诵完成。相较于台湾其他的佛教寺庙,慈济精舍里所举行的宗教仪式与宗教生活,是低调且缺少传统意义的。

  然而,慈济庆祝在其发展历史上有重要里程碑的日子及中国传统文化节日(像中秋节和农历新年),这些庆祝活动都是相当盛大的。其中最精心设计且热闹非凡的庆典,是1984年慈济医院的落成典礼和1996年慈济的“三十周年庆”。在这些仪式典礼中,其所表现出的宗教性是非常低的,没有特别的佛教仪式,主要的特色则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和其他对慈济支持的佛教法师在典礼的出席。以慈济近几年所举办最大规模的典礼——“三十周年庆”为例,就是以全球各地的信徒的归来及台湾各级部会首长的参与最为焦点。

  “早课”是慈济在精舍里固定举行的宗教仪式之一。形式和过程,就像多数台湾民间佛教寺庙一般,并无不同。比较特别的是,精舍的早课是由“证严上人”所亲自主持的,调查过其他的台湾寺庙,这种规模的仪式通常不会由住持引导的。慈济精舍早课是凌晨四时开始,六时结束,而最引人注意之处,在于早课中并非以台湾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来吟诵和讲演,却是使用多数台湾人所说的——闽南语为主要的语言。

  精舍里的出家众,在早课的一开始担任引领的任务,首先唱诵一个小时的《妙法莲华经》。参加早课的慈济“在家众”则先盘腿坐在地板上,有时候则根据他们面前的银幕所做的指示起立或者跪下。课诵之后,将会有二十分钟的静坐。参众被要求闭上眼睛,同一时间灯光及音响都将会被关掉,这时的道场顿时变得非常安静和昏暗。静坐快要结束时,在参众的前面会点起一道微弱的灯光,并且能隐约感觉到身后有一躯体慢慢向前移动,这正是由后方向神坛跪拜的证严法师。静坐结束后,法师会转身面向参众并盘坐在蒲团上,接着她会透过麦克风用她特有之清脆、婉转的嗓音,唤醒大家。在昏暗的灯光下,证严法师将开始她三十分钟的晨间讲说。

  证严法师的讲演,大体上都是以报导受苦的众生为开场,传达对参众的“柔性诉求”。比如谈论海内外的天灾人祸,或提及当下发生的新闻事件。透过这些事件的陈述,表达了她创建慈济的目的与期望,也借此不断地激励会众。例如她会说道:“现在这一刻正是为将来积德的最好时机,……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现在的努力……。”法师对于在灾难中受苦的人们都会给予大量的怜悯,说到伤心处甚至语带哽咽。这样的表现,似乎影响了参众们的情绪,许多人因此亦随之潸然泪下。最后,早课会在证严法师对参众的感谢中结束,如她会说:“没有你们如此慈善和支持的心,就不会有今天慈济的成立……让我们积极面对崭新的每一天!”

  非感情因素的宗教组织

  慈济各处分会及联络点

  慈济也在全台湾成立了许多分会及联络处;这些组织是慈济的分支,它的划分是地理性而非情感性的。这些分支的成立,单纯是为了实际行政上执行的方便;联络处的设立是为了让慈济信徒在自家住处附近就有固定的集会处。因此,联络处成员通常是由一“组”信徒甚至更少的人来组成。只要有信徒可以提供固定、免费的场所,便有慈济联络处的成立。

  一般的情况,是由一组信徒的领导者的住家为联络处场地;而分会的设立,则须具备下列两个条件:其一是有足够的信徒,再者是有一个固定专用的场所提供慈济信徒们使用。条件达到之后,就会获准举行成立典礼,授予慈济会旗帜,如此则可确识其为慈济分会机构,分会大部分是受人捐赠或者以相当低的价钱购得的,现今(2006),慈济在台湾拥有六个分会和数十个联络处,这数目将持续在增加;然而,大多数的分支仍然分布于台湾西部。

  台北分会是慈济最大规模的分会,其建筑物较偏向现代建筑,而非传统寺庙,它包含了两间办公室、会议室和一些其他世俗功能的设备,完全展现了非寺庙性的建筑与特征。台北分会一共有九层楼,有三层在地下,其余的则在陆面上。地下室一、二楼是作为“道场”,但同时也兼具演讲与集会功能。宽大的房间,有着光亮的地板和一个小小的平台,供奉着一座木雕的观音像,观音神像只祭拜鲜花和水果,而烧香和纸钱因被认为对建筑物有伤害而不被慈济团体使用。“道场”是举行盛大典礼、演讲、信徒集会及训练使用的场所,第三层地下室是一个相当大的餐饮部,由每个小组轮流来煮食。这里的伙食,一般来说是免费提供的。第一层楼是接待处和书店,出售慈济的出版品、磨制谷物粉和由精舍里的出家人亲手制作的蜡烛;第二、三层楼是办公室,雇用许多的职员,主要业务为处理捐款、出版和广播事宜。第四层楼有几间不同的会议室,这一层楼也是保存每个慈济信徒资料档案的地方。最后的第五层楼是图书馆,而第六层楼是宿舍,其中有一间是为证严法师来访时休息准备用的。

  慈济分会里没有出家众来“住持”,分会是由受雇来的员工和在家当地信徒分组轮流来维持的。一开始,分会内的分工不是以自由选择来做分配的,反倒是以性别、年龄和社会背景来做区隔。然而,当对于交谊有强烈要求及宣传、传道工作有需要时,这样的区隔便会逐渐停止,这些信徒们又会以功能需求来做分配。每一个分会都没有所谓的领导者,假使有,也只是负责传递分会与花莲慈济精舍间的消息,先进的电讯科技可以让分会的人以内线电话与精舍里联系,而在台北的信徒也以非常频繁的方式亲至慈济精舍向证严法师请益与报告。一般来说分会平时是相当安静的,只有小型固定的小组活动,最热闹的是“证严上人”来到时,此刻分会辖区内的信徒都会出席,也利用机会让有兴趣加入的人亲睹法师的风采,而法师是会每个月至少固定至各分会巡视一次。

  台北分会大部分都是年轻未婚的女性雇员。当分会有集会时,她们都必须出席。然而,集会通常定于晚间举行,结束时都已经相当晚了。因此,有一些并非住在分会附近的人,便搬到分会里来居住。对她们而言,工作是建立于“志愿”基础上,这些雇员们都乐于接受比她们在外面相等工作所能获得的少的薪水,并且没有所谓的“年假”。而工作量的要求,造成这些雇员很难有时间和慈济以外的人进行社交活动。尤其是那些住在分会里的员工们,她们的超时工作和责任,使得她们疏于和以前的同学、朋友联络,也无法参加一般的休闲活动,也因而导致她们只能和慈济里的人往来交谊。有些人最后便成为不婚者或选择出家。研究发现,慈济参与者与外界有着高度疏离的倾向。一位31岁的单身女性,表示她很少有闲暇时间和她的老朋友与家人相处。由于大量的工作负荷,她必须从星期一工作到星期六,甚至在星期日也时常加班。她说,她已记不起何时曾回家探望过家人了。

  慈济本会对防止本身的教义与多元的现代社会文化混淆的政策是明确的,最重要的即是宗教教义认知的问题。以台北分会为例,各区域内的信徒定期在分会里举行集会,慈济本会会定期给予集会主题与内容纲要,这些分会的信徒,会依照指示进行两个小时集会。通常开会程序如下:吟诵《法华经》一个半小时,接着静坐五分钟,事件报告,主题讨论,最后全体为慈济的成功及证严法师的健康祈祷来作为结束。

  所以,慈济地方分会的功能仅为花莲本会的延伸,慈济参与者与他们所属的分会间是没有任何私人间的感情因素的,分会的划分是地域性的,然而慈济参与者对于分会所举办的会议和活动有着相当高的参与率。有百分之四十的人,每个月至少去分会四次,而有其他五分之一的人则是一周出席两次(见表一)。

  地方分会的功能像是慈济的传教及信徒资料管理中心,对每一个慈济信徒来说,到分会的目的不是传统的宗教膜拜;他们心目中,到分会最重要的目的,莫过于转交努力为慈济所募集到的基金。在台北慈济分会里,印象最深刻是有一批为数不少的雇员和电脑,记录每一位信徒募款与捐出的款项。反之,每一位慈济信徒,特别是资深的女性信徒——“委员”,有一本记录募款金额的本子,记录细节与征信之用。因此,对于慈济信徒而言,记录募款工作是有明确宗教仪式象征的。根据Bmndey和Shupe的研究调查:Moo山es和Kdshnas认为,募集基金已经提升为一种宗教仪式。募款不再被单纯视为是为了慈济组织,反而是透过神明在人间的信徒将其“归还”给神明(或者上天)。

  “非个别差异的”的海外传教事业

  研究慈济海外传教也有助于对其领导权威的了解:亦即一个信仰是如何传达到国外,以及它在国外的客居社会里是如何发展的。慈济海外分会是由移民海外的信徒在20世纪90年代所开始建立的,是自愿性的,这些慈济信徒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而移居国外,当有正式的居所时,他们也以自己的家为联络处。主动建立这些海外联络处的理由,是实现证严法师的教导,她总是告诉大家,不论身在何时、何处,都要行为得像一个慈济人。

  此外,佛法的传播,也受积功德这样的基苯教义所引导。因此布道佛法被认为是一个相当重要且值得赞扬的行为。根据原始的传统,佛陀派遣他的第一群弟子去宣扬新的信仰时曾说:“去吧,我的弟子们,好好地传达这些重要的教义……每个人都走向不同的道路去!”这原始经典上的谆谆教诲,不但是表达了海外传教的观念,同时也激励所有佛教徒,必须时时刻刻、随时随地不忘此任务。所以慈济的海外传播并非靠着规划好的大型传道活动,而是依凭一点一滴个人的努力。

  慈济海外联络处和在台湾联络处有着相同的组织结构,例如纽约联络处的陈设与安排,就比较像是一个办公室而非一座传统寺庙:它是位于纽约一栋现代建筑里,所在地并非地处老华憍素来移居的纽约市中心,而是位于这个城市的一个郊区——皇后区,此地据说是新移民比较偏爱的地区。慈济在纽约以此运作逾十年之久,领导者曾经更换过两次,更换由在当地所召募人慈济的华人所领导。

  慈济的海外中心已发展出不同规模的传道事业。海外联络处的资金必须自给自足,经济支持除了来自于当地的捐赠,也有其它营利的收人来维持活动的进行。举例来说,慈济英国中心则在伦敦经营一个中国语言学校。为融人所在国家的现行政策,海外联络处也尝试和当地的精英分子结合;慈济海外信徒表现出一个与移居国合作的态度。例如,透过伦敦联络处,慈济赞助了伦敦大学的一项研究计划。此外,慈济海外分会也和台湾驻外单位、留学生和商人保有着联系,并提供关怀。如此,对于分会在国外的生存与推展、资讯与人际网路交流,都具有某种程度的正面功能。

  何明蓉关于慈济海外分会的研究(1995)指出,每一个海外分会根据所在国家的需求不同而提供不同的服务类型。相反地,本研究发现慈济海外联络处仍然是根据台湾证严法师设定的传道原则而执行着相同的任务,但这只在当地资源充足的时候才能达成。比如,组织中最久远、最大规模的慈济北美加拿大中心,执行教育、文化、慈善和医疗上的工作,和在台湾实施的多有类似;而伦敦中心便只有实行教育方面的任务,亦即建立一所孩童的中国语言学校。既然在伦敦对于国语学习设施并没有紧迫的需求,何明蓉的结论就无法解释成立教育机构的原因。在伦敦,信徒人数非常少(大约十位),因此资源是短缺的,慈济英国信徒惟一能实践证严法师的理念,便是建立一所中国语言学校。

  慈济本会原先并没有组织性的海外传道计划,随着数量的增加,逐渐地,证严法师开始指导海外信徒如何在外国文化下操作,并给予他们可有的弹性。海外信徒,在义务的要求上则较为宽容。例如,新加人的海外信徒并未严格执行服装规定,像是女性必须蓄留长发,他们也不须完成如每位台湾信徒都要达成的至少召募三十位捐赠者的基本规定。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海外慈济信徒发现要和在台湾一样从事慈善传道的工作相当困难。譬如,在英国,碍于社会福利制度和对专业的要求,信徒知道要开始举行定期慈善活动是艰难的。病人和老人都有政府良好的照顾;同样地,英国的医院和慈善机构并不会接受未经正常管道训练及安排的志工。另一方面“证严上人”是信徒参与慈济的最大起因之一,而她本身却从未参访任何一个海外中心宣传召募,因此海外信徒的成长是非常缓慢的。新加人的成员,除了海外华裔留学生,主要都是来自台湾的人。

  海外中心的成立也维持了台湾及海外慈济信徒的联系。海外信徒则要时常撰写有关他们在异国社会里的发展情形给证严法师参阅,并且他们会送自己的小孩在暑假时到慈济精舍居住。同时,慈济海外中心也会提供居所给参访的信徒及朋友住宿。从组织结构、财政和召募人才,慈济海外分会都显示了在国外成立的棘手问题,但却未发现有任何海外机构取消或结束,由此可见信徒使命感之强烈。

  总而言之,慈济精舍、分会及海外联络处的研究,都表示出慈济将宗教神圣性减到最低,以利发扬证严法师之领导与传教理念。再者,慈济组织结构的形成是“非感情因素”,按照慈济分会建立的过程来看,分会的形成是基于地理上的特性而非传统的共同的宗教热忱,每一位慈济信徒和慈济本会仅只是基金募集者和志工的关连而已。这些慈济的特性是否代表其正朝向一个趋向没落组织的远景?如JamesBeckford(1975)从研究大型组织的组成因素所下的结论,然而,研究调查发现在慈济团体里,仍然有其他的策略在创造个人归属感,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

  结论:中国式克里思玛领导权威

  台湾慈济功德会在1966年成立以来,已跃居成岛内最大的佛教在家人组织,其丰沛之资源与成就俨然是一股佛教复兴的新兴力量,这全赖其领导者“证严上人”个人之魅力。证严法师是典型的克里斯玛权威,她的权威是全面的:包括神圣的与世俗的。相较于阶层导向的官僚组织,慈济倾向于集中式个人导向的领导风格,证严法师被信徒们称呼为“上人”,此为佛教大师的意思,在现今的台湾是一种新的流行说词。在慈济组织里,信徒一致认为:法师就像是这个家庭里的大家长,信徒们则视自己为法师的小孩,在他们心目中,“上人”是严父也是慈母。

  UnulaKing对于印度教及女神崇拜的研究,表示透过崇拜伟大的印度女神,使得印度女性宗教领袖和弟子获得有力的激励和精神上的鼓舞,带领这些女人找回她们所熟知的女性魅力和恢复女性的宗教权威。同样地,在传统佛教里是雌雄同体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被证严塑造成是女性化的菩萨信仰,观音菩萨不但是证严法师获得宗教启示的来源,信徒也将法师视为观音的化身,慈济信徒对菩萨的崇拜转化成对于法师的忠诚,一位信徒曾说,“当法师的手移动,一千双手也会跟着移动,而急需求救的人也会马上得到帮助及解脱”。另外,信徒们也保证会严谨遵守法师的指令并且绝无贰心地全心崇敬她,换句话说就是,“让上人的誓愿成为我们的誓愿”。

  证严法师的成功也归咎于她重建佛教出家人的女性特质,在台湾中国文化里,传统上女人是附属于男人的,而这样的情形在现代台湾社会虽已略有改变,然而在佛教组织里女性出家众,通常被迫于某种性别转换(丈夫相),因此为了要表现她像个男人,必须摆脱女性的外表和举止,使之趋于中性化。然而“证严上人”的领导特质是全面性柔性、女性的诉求,她所扮演的形象是完全女性、脆弱及柔顺的,就如她的声音是温柔且缓慢的一样。事实上,法师有大家熟知的健康上及心脏方面的问题,她也因此拒绝搭乘飞机或船旅行。SusanSered在对女性宗教领导者的研究上指出,领导者的病态形象有着正面的影响,Sered主张:在历史上记载有关宗教领袖的病理,并不是如一般认知的情况,记载病理的目的,是要去表现,她会成功胜过于疾病,女性宗教领导者具有疾病历史所经常描绘的疾病,是一般大众较不可能得到的。

  证严的女性领导风格也展露出另一个重要的特色——即包容力,根据E.Puttick的研究,包容力是女性特质和精神上最重要的特征,特别那些强调师父与弟子关系或是媒介的团体,在唯心论和沟通管理里,包容力是最首要的资格,或许这也解释了女性的优势。其他常常被用来定义正面的女性领导风格还有实际、直觉、温柔、整体性、社会誓约和社会神秘主义。这些特质皆可以在证严法师身上找到,在慈济创立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募集慈济资金,证严法师是精舍中惟一的为向外界筹款的出家人,同时法师是精舍土地的持有者,她早年更以此块土地为担保品,向银行贷款来建造静思精舍;此外,为扩大教团,法师向更广大的社会大众募款,她展现了卓越的口才与社会使命感,不但建立她自己与跟随者亲密的关系,而且说服群众从资金援助进而参与教团成为全职的义务工作者,所以证严法师在慈济的地位是无人可取代的,不但是出家弟子的剃度法师,也是所有慈济信徒的动力来源,在每一位信徒的家里都可以看到法师的照片,像是家里的神坛,有些人甚至将她的照片放在皮夹里或其他的地方,当遭遇困难的时候,就对着法师的照片说话或者祈求;另外,信徒们若无法亲自见到证严法师本人,透过聆听法师的录音带或阅读其书籍,信徒才不觉得怅然若失,慈济信徒把证严法师视为他们的弥赛亚,许多的歌曲便是用来赞扬其伟大的领导角色,例如《只牵你的手》这首歌便是一例。

  借由韦伯“克里斯玛”的理论对台湾慈济功德会之领导权威进行分析,本研究提出当代中国佛教克里斯玛权威建构的内涵。中国佛教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入台湾,超过半世纪的时间里,佛教在台湾已发展出不同于大陆的佛教形态,犹如宗教复兴运动,其中以慈济功德会的发展最具特色,透过对其组织结构与海外传教之观察,进而证明其成功的重要关键之一实赖于女性的宗教领导魅力所赐。

  (姚玉霜,佛光大学宗教学系助理教授)

  摘自:佛教传统与当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