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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城金藏》的发现及其现代意义

作者:不详

  山西省洪洞县赵城镇广胜寺建寺已有1800多年的悠久历史,但广胜寺驰名全国,名扬全世界却始于1933年春季范成法师对《赵城金藏》的发现。

  民国19年(1930年),陕西大旱,南京国民政府赈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佛教护法大师朱庆澜居士到陕西放赈救灾,他在西安市内的卧龙寺和开元寺,无意中发现这两处寺院中保存有宋版藏经,经仔细鉴定,竟然是世所称道的《碛砂藏》。《碛砂藏》是宋代平江府碛砂延圣院比丘尼弘愿断臂募化所刻,其全名是《平江府碛砂延圣院大藏经》。始雕于南宋理宗年间(1225—1264年),中途曾因延圣院大火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三十年,至元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年),始续刻完成。前后历时九十年。全藏591函1533部6381卷,经摺装本。这不仅是佛教的无价之瑰宝,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

  朱庆澜从西安回到上海后,即邀集佛门名流叶恭绰、狄楚青、蒋维乔、丁福保、李经纬、李圆净以及范成法师等人集议,决定将《碛砂藏》影印成册,分存各大寺院。遂组成“影印宋版碛砂藏经会”。藏经会须有专人赴西安,检校经卷是否齐全,并安排照相制版等事宜。从事此项工作不但要有充裕的时间,且要精于佛教藏经版本的鉴别,藏经会一致劝请范成法师担当此任,并推荐为藏经会常务委员。范成法师(1884—1958年),江苏省如皋县人。七岁于如皋崇善庵剃度出家,后任如皋掘港西方寺第10代住持。

  范成法师担当《藏经会》影印“碛砂藏”的重任后,即带领照相、冲印技师、工作助理等二十余人,由上海,经南京、徐州、洛阳到达西安,将开元寺和卧龙寺两处的《碛砂藏》合起来,仍缺173卷。如果就现有者影印,仍属美中不足。于是范成法师不辞劳苦,徒步在陕西、山西等地古刹中查访珍本。

  1933年春,范成法师在西安遇见了一位刚从山西朝拜五台山归来法号名叫性空的老和尚,老和尚告诉范成:“山西赵城广胜寺有四大橱卷轴古版藏经。”范成法师闻知这一信息后,立即动身,过了黄河,循汾水北上到了赵城县(1954年并入洪洞县)广胜寺。当时广胜寺由波罗法师住持,波罗法师热情接待范成法师。范成发现广胜寺上寺弥陀殿内的六大橱经柜存有卷轴古藏经五千余卷。喜出望外,精神倍增,立即投入整理。

  范成法师是我国佛教界高僧,知识渊博,威望很高。他知道在我国明、清时期的典籍中,曾有我国第一部木刻版北宋《开宝大藏经》复刻本《金代大藏经》的记载。

  关于潞州崔法珍募刻藏经,史书有如下一些记载。

  史书记载:在明代万历年间,创刻了一部方册本大藏经——《嘉兴藏》。这部大藏经的发起人之一,是时任刑部尚书陆光祖,在为《嘉兴藏》所作的序文中说:“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

  《金史记事本末卷三十》载:“弘法寺在旧城,大定十八年,潞州崔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赐紫衣宏教大师。”

  《永乐大典》卷四六五○,顺天府七记载:“弘法寺在旧城,金大定十八年潞州崔进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一年以经版达于京师,二十三年赐紫衣宏教大师。以弘法寺贮经版及弘法寺西地与之。”

  范成法师在整理过程中,按照携带的《大藏圣教法宝标目》逐一校核整理,检阅工作达五个月之久,方基本就绪。在校核整理期间,他还寻访附近农村,购回已散失在民间的300多轴散卷,使寺院存放的《赵城金藏》达到5700余卷。他在整理过程中判明:广胜寺之大藏经,即是前面所述潞州崔法珍募雕之《金代大藏经》。《金代大藏经》在赵城广胜寺发现后,立刻轰动中外佛教界和学术界。因这部《金代大藏经》发现于赵城县广胜寺,范成法师即把这部大藏经定名为《赵城金藏》。全称为《赵城县广胜寺金代大藏经》。

  《大藏经》即佛教典籍的总集。全书总称为经、律、论三藏。经藏即释迦牟尼说教集,律藏即佛寺的戒律、清规。论藏即教义的解说。《大藏经》既是佛书,又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建筑、天文、历算、医学、艺术等领域包罗宏富的古籍。

  广胜寺的《金代大藏经》——《赵城金藏》,是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的复制本,由于《开宝藏》全藏原为5048卷,现仅存11卷,散失殆尽,因此,《赵城金藏》已经成为全面了解《开宝藏》的实物和依据。《赵城金藏》全藏有682帙1379部,6980卷,其中有46部249卷为历代《大藏经》未曾有的孤本经籍。其中包括我国禅宗的早期著作《宝林传》、《传灯玉英集》等,我国法相宗祖师窥基等人的著作16部,如《大唐开元释教广品历章》、《大中祥符法宝录》等,都是十分难得的经录著作。

  范成法师在检阅整理中最后判明:广胜寺的这部《金代大藏经》,系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年)的补雕印本,该印本是由广胜寺首僧祖美为主的《广胜寺印藏经会》,在善男信女、佛教信徒的大力资助下,派寺院僧人到燕京弘法寺自印的。其散页由燕京运到赵城,经庞家经坊粘合装裱成卷,并在每卷卷首加释迦说法图一幅,开端刊“赵城县广胜寺”六字。1934年,《宋版藏经会》理事徐鸿宝大师来到赵城广胜寺,与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出具借据,借《赵城金藏》中的孤本经论典籍共46部249卷,运至北平,在北平图书馆展出,同时缩印成32开线装本120册,题名为《宋藏遗珍》一书,在各大寺院流通。同时,徐鸿宝大师,将《赵城金藏》中一部保存完好的《楞严经》,亦由三时学会依原经原大影印400部,仍为卷轴式装帧,分藏各大寺院。

  《赵城金藏》发现的消息传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我国著名佛学大师、佛学研究中心、南京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于1934年9月,派其高足弟子蒋唯心,前往赵城广胜寺,对《赵城金藏》作进一步的考察和探索。蒋唯心于9月29日由南京出发,渡过长江,10月1日抵达黄河潼关渡口。10月3日到达风陵渡车站,4日到达临汾,5日到达广胜寺。

  蒋唯心来到广胜寺后,得到广胜寺主持波罗法师的关心和支持。检阅40天,阅完尚存的4957卷《赵城金藏》,判明和区别兴国院本和弘法寺补雕本,依据广胜寺的建置与历史沿革等情况,考证《赵城金藏》的雕刻、印刷与补雕的史迹,对照《高丽大藏经目录》,参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编定《赵城金藏》简目,写成一万五千余言的《金藏雕印始末考》一文,1934年12月发表于南京《国风》杂志第五卷第十二期。1935年1月,南京支那内学院又单印发行。

  《赵城金藏》的价值及现代意义

  佛教发轫于古天竺,但佛教典籍在全世界只有汉译本保存得最多,这些幸存的汉文佛教典籍不仅是中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

  大藏经是佛教典籍汇编而成丛书的总名,是一部百科式的佛教全书,它收集广博,既是佛书,也是涉及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建筑等领域的包罗宏富的古籍,对中国和世界文化都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传播,是伴随着佛教典籍的译介展开的,汉译佛典绝大部分是在东汉到隋唐时期翻译的。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等是这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也是交流中外文化和友谊的使者。随着译经和著述的大量增加,约在公元2世纪,即开始了汉译佛经的收集和目录整理。唐开元年间智升编撰的《开元释教录》集其大成,首次将中国僧人的著作入藏流行,并创“千字文”各字为序的编次方法。佛教经典的流通刺激了雕版印刷术的创造发明和不断完善。北宋开宝年间(971年—983年),我国第一部木刻版汉文大藏经《开宝藏》在成都雕印完毕。它以《开元释教录》入藏经目为底本,第一次采用千字文编次顺序,起“天”字,终“英”字,共480帙,5048卷,卷轴式装帧。这部佛教大藏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最庞大的一部丛书,一编便是数千大卷,数千万言,这在10世纪以前,世界史上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例子。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由明代僧人道衍主持编纂的《永乐大典》,总汇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就是受其影响模仿佛教大藏经纂成。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开宝藏》传入日本。端拱年间(988—989年)传到高丽。高丽和日本还据以复刻,间接刺激了两国的刊印事业。伴随着大藏经的外传,雕版印刷术也从中国传播到外国,佛教成为当时文化艺术传播的主要媒介之一。

  自宋、辽、金、元、明、清以来各朝官方和民间均投入巨大人力物力进行大藏经的编辑和雕印。计官刻本七藏,私刻本十藏,国外汉文刻本还有高丽一藏,日本的七藏。《开宝藏》是这一切各版大藏经雕版的鼻祖。它以书法端丽严谨,雕刻精良著称,是宋版精品。汉文大藏经的编辑、雕印,以它的宏篇巨制,版本众多,历史久远而闻名世界,它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壮举。

  我国现存各版大藏经中,属于未经传世的孤本,有石刻本《房山云居寺石经》,木刻本《契丹藏》、《赵城金藏》、《元官藏》、《洪武南藏》、《武林藏》和《万历藏》等七种版本。其中有三个版本残存印本未超过40卷。《赵城金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版木刻汉文大藏经,是广胜寺稀世三绝的一绝。是当今大藏善本中卷帙最多的,而且是世界上仅存的一部。它基本上是北宋《开宝大藏经》的复刻本,并有部分是辽藏的复刻本与辽藏的坊刻本,装帧也同是卷轴式,每版23行,每行14字。它保留开宝蜀刻本的许多特点,在《开宝藏》早已散佚殆尽的情况下,它还保存着数千卷开宝蜀本与辽藏的原貌,不论是在版本和校勘方面,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价值。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经过郑重选择,决定以稀世孤本《赵城金藏》为底本,按《赵城金藏》千字文编次的目录体系影印,重编《中华大藏经》。据以作为底本的《赵城金藏》为国内外历次大藏经编辑者所未及见,新编《中华大藏经》搜罗宏富,远非前代刊行诸藏所能企及,在这方面,现在世界上通行的日本《大正藏》无法与之相比。

  《赵城金藏》印刷清晰,字体劲拔,每卷首均有精美的佛陀说法图,其刀法线条和宋版佛经相比,具有豪放严整和生气有力的特点,是我国印刷史上的珍贵标本,是研究我国刻经史和版本史的珍贵资料。

  广胜寺珍藏的《赵城金藏》,自蒋文刊印以后,更加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佛教界的重视。1936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曾派人到赵城考察过,要以22万元银元收买这部藏经,遭到以广胜寺住持波罗法师为首的寺院僧人以及护法居士的断然拒绝。后来,又曾有日本僧人专程来到广胜寺,以每市尺1元银元的高价收买《赵城金藏》未遂。

  《赵城金藏》的发现,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保存佛教典籍最多的国家,成为东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支柱,是人类文化史上的巍峨丰碑。

  回顾《赵城金藏》的历史,有断臂募刻的崔法珍;发现瑰宝的范成和尚;评估考证的蒋唯心;组织抢救的史健;精心护理的张文教;捐献国家的张筱衡;揭裱修复的韩魁占;有名字记载的不下数十人。更多的则是成千上万没有留下名字的无名英雄,他们是捐募的村民,刻经的工匠,补雕的僧徒,流血牺牲的战士,爱护藏经的人民。正如向达教授在《记赵城藏的归来》一文中讲的:“看看展览的古代经卷,似乎每一卷上都染有人民战士的血花,才渐渐明白文物的保存不是容易的事,而人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也只有靠人民的力量才能保存,才能光大。时间的考验,英雄帝王,象电光石火,终不免黄土一抔,人民却永垂不朽,人民所创造的也永垂不朽。”的确,人民的《赵城金藏》必将与人民共存,与日月争辉,越来越显现出其现代的意义,不仅具有佛经的版本价值,也饱含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更透射出中国人民为法忘躯、爱国护教的精神追求。《赵城金藏》的募雕、被发现以及珍藏的传奇历史,可谓当今对国人进行爱国教育的好教材。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洪洞广胜寺文物保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