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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宝卷》解析——清代江南无为教觉性正宗派的传世经卷

作者:刘正平

  明末清初以来,在浙江、福建和江西等江南一带,流传着一支自称为“罗教”的民间教派。该教派尊奉明中叶无为教创立者、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人罗梦鸿(1442—1527)为初祖,又尊奉无为教在江南的传入、并由此创立该教“无极正派”的浙江处州府丽水县人应继南(15277—1582)为二祖,继而尊奉应继南传入、自创无为教“灵山正派”的处州府庆元县人姚文宇(1578—1646)为三祖。姚文宇死后,教权基本掌握在姚氏家族手中,世称“姚门教”。这支民间教派被学界称为“南传无为教”、“江南斋教”。关于这支教派的渊源、名称等问题,学界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根据该教派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并结合对其宗教思想的分析,称为“南传无为教”或“江南无为教”较为妥帖。实际上,浙江一地江南无为教的发展历史,并不止于姚氏教派,在其后的清同治年间,又出现了一个潘氏教派,号称“觉性正宗派”,创始人是浙江金华人潘三多。

  潘三多对姚门教提出大胆改革,并创立了“觉性正宗派”,因而被信徒尊为无为教四祖。由于该教派的存世资料相当稀缺,不仅清廷档案和地方文献鲜有记载,而且流传下来的宝卷文献也极为罕见,学界仅发现一部《四世行脚觉性宝卷》,由此限制了该教派的深入研究,以至于国内的无为教研究几乎不及潘氏教门。1994年,日本学者武内房司根据《觉性宝卷》,对潘三多的宗教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指出潘三多对姚门教重视念佛、立像、烧香、做法事的繁琐世俗修行提出了疑问和批判,其改革是对原始罗教精神的回归。这是目前学界稀见的较早探讨潘三多教派的论著。幸运的是,笔者在几年前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发现了属于该教派的另一部珍贵文献——《问答宝卷》。在初步解读的基础上,笔者及时就教于学界前辈,先后得到车锡伦、王见川、濮文起、秦宝琦等先生的无私帮助和鼓励指点,并开展了进一步的调查工作。本文以《问答宝卷》的解析为契机,意图深化潘三多与觉性正宗派研究,将江南无为教的研究推向深入,以就教于方家。

  一

  《问答宝卷》不分卷,民国十六年(1927)石印本,“阁山王氏非非子”题序,卷末署“丽水启明代印”,全卷约14000余字。王氏的序言,主要演述了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世界普遍流传的“三阳劫变”、“佛祖转化”说:盛周时代,乃“燃灯古佛掌教天盘,世纪五叶,名为清阳劫”;西汉,佛祖人华,至达摩渡江,受到梁武帝礼敬之五百余年,由释迦佛掌教天盘,“世纪七叶,名为红阳劫”;至明代正统年间,佛祖为度众生,脱化山东罗家,演著《五部六册》,但他发现众生沉溺爱河,不能自拔,于是又翻身转投缙云县虎头山殷亡应]家,后又“将一灵真性,分身化壳于庆元姚家,开发道场,建立七日关房”,均因后学愚昧无知,未能解脱生死轮回之苦,故而佛祖奉太上无极圣祖之命,在弥勒佛掌教的“九叶世纪,白阳为劫”之际,下凡投入浙江金华南乡湾塘地方,化身为潘三多,是为四祖。四祖启建九日关房,说法开示,留下信徒亲录口诀一本,即《问答宝卷》。

  该宝卷内容,可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开篇即为一首开经偈《佛饭偈》:“无极显化太极生,立天立地立人根。万物皆从无所有,只知萌芽不知根。混沌微微一点真,太极开元渐渐明。炼成一片真如性,返本还源最上乘。……”然后是一段白、韵夹杂的经文,用通俗的比喻,将本门教法誉为蕴含彻悟大智慧的“佛饭”:“会捧摩诃碗,举起般若匙。一粒粟米饭,能充法界饥。开出黄金锁,冲开白玉关。”接着,借用明代全真教道士何道全(无垢子)所注《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中的偈语,引出一段长篇韵文,由释迦牟尼为太子时出城北门见生,结合中土五行八卦思想,演述出坎、离二卦是洞达本源的机关,弟子只要依样修行,即可“直指心田性命根”。然后,是三、七言的《尝斋谢茶佛句》,为向无极圣祖谢恩的念诵韵文,表达受传正法之后的感念之情。拜佛谢祖完毕之后,为无为教三祖姚文字与门徒的问答,由“姚祖”解答关于姚门教课修仪轨方而的疑问。这段问答,对于探讨和复原姚门教,乃至潘氏教门的仪轨制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说法开示后,姚祖归西,一灵真性借壳人体,转投浙江金华潘三多,这就是创立了觉性正宗派的该教四祖。

  第二部分,是潘三多与门人的问答,这部分集中体现了潘三多的宗教思想。

  第三部分,是潘三多应门人所请,对《心经》、《金刚经》等佛教经典进行解读。他将《金刚经》分为“法会因由分”等三十二分,并传授门徒除《五部六册》以外,共十五部经典作为本门派的教典,包括《道德经》、《自心经》、《自性经》、《感应经》、《弥陀经》、《法华经》、《金刚经》、《圆觉经》、《大乘经》、《了义经》、《观音经》、《天灯经》、《定光经》等。其中大部分是佛教经典。潘三多认为,佛教《大藏经》之外的经典,均为外道经。他借用佛教经典作为苯教派经典,对姚氏无为教加以改造,又在龙华会上参诵《金刚经》等佛经,为潘氏觉性正宗派涂抹上了浓厚的佛教色彩。

  《问答宝卷》的编纂者尚难确定,宝卷中提到的教内人物除罗、应、姚、潘四祖外,还有普青、普霄,是姚文字死后掌管教务的门徒。此外,还有普想,姚门教化师之一。根据记述,普想是潘三多批评的对象。这些人均不可能编纂这部宝卷。浙江处州府宣平县(今浙江丽水)何姓秀才普伸,是皈依潘氏教门、位列“十枝化师”之一的重要门徒。该部宝卷中,有大量师徒二人辩难问答的记载。据卷首阁山王氏非非子序言,该部宝卷是当时并未刊行的由信徒亲录的四祖口诀,所以其编者很可能与普伸有密切关系,大约是与其同列“十枝化师”的其他门徒记录下来的。可以肯定的是,潘氏教门的另一部宝卷《觉性宝卷》的原始资料由普伸记录。

  《觉性宝卷》上下两卷,浙江金华知县汪仁溥题署卷名,金华太史第明镜堂藏板,金华朱集成堂代印,民国十年(1921)刊本,全卷近17000宇。卷首题有光绪己亥(1899)金华知府继良撰写的跋,次为题名普庆撰写的序言;卷末所附为《金华明镜堂灵山世系法眷》。该部宝卷的体例比较特殊,上卷所载为潘三多生平与悟道传教事迹,下卷又名《觉性正宗问答》,有光绪十一年(1885)李家仁(法号普前)撰写的序言,是潘三多与最早的门徒,即所谓的“十枝化师”的辩难问答,据李序可知,问答的原始资料,由潘三多得意门徒普伸记录。所以,《觉性宝卷》实际上由《四世行脚》和《觉性正宗问答》合编而成,大约编纂于光绪十一年(1885),其最终编纂者,根据卷末题署和李家仁序言,可知为东鲁人孔梦周(法号普思)著述,李家仁编纂。

  需要探讨的是《问答宝卷》与《觉性宝卷》下卷,即《觉性正宗问答》的关系。两部宝卷均有这样的记载:潘三多临终之前,要求门徒将自己与弟子的问答记录下来,以便流传后世。如《觉性宝卷》下卷:

  (普度)叹毕,招门弟子曰:“尝谓功成者退,吾尘缘不久,不能与汝常聚首矣。汝等谨守课规,将此前后问答之原稿,汇成一集,以便行世,目为觉性正宗,不忘吾之苦口。”

  所谓“觉性正宗”,当指《觉性正宗问答》。《问答宝卷》也记载说:

  度曰:“赏[尝]谓功成者退,吾今躯弱,尘缘不久。汝等谨守斋门课规,将吾前后问答源稿,汇成一集,以便行世,目为觉性正宗之指,不忘苦口说法而示。”

  这里提及的“问答源稿”,无疑就是《问答宝卷》。由此可见,潘三多归化之后,门徒们根据师徒问答,分别整理了两个系统的宝卷。据《问答宝卷》言:

  姚祖性在空中,不忍,灵至金华潘家入性,故而流[留]下《四世行脚》,乃潘祖出身之源由。从幼至终,言语情形,都在卷中说清时候。

  引文中提到的“四世行脚”,即《觉性宝卷》,全名《金华明镜堂四世行脚觉性宝卷上下合编》。这就印证了两部宝卷之间存在联系,说明《问答宝卷》集成晚于《觉性宝卷》。韵散夹杂的问答体,是《问答宝卷》的重要特点,所谓的“佛偈”,占据较大篇幅;与之相较,《觉性宝卷》则更富故事性,对潘三多和门徒事迹的记载更加翔实具体,部分记述颇类小说笔法,可读性较强,这正是两者差异所在。

  二

  由于学界对潘三多教派的研究较少,潘氏的宗教生涯尚不明朗。因此,有必要就此问题作一番论述。目前,能见到的该教派文献,仅有《问答宝卷》与《觉性宝卷》,地方文献资料更是难觅片言只语的记载。因此,只能结合这两部宝卷,将潘三多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思想介绍如下。

  潘三多,法号普度,浙江金华南乡湾塘人。清道光五年十二月初五日(1826年1月12日)生;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72年10月16日)卒。潘氏出身贫寒,幼年孤苦,曾充当制衣学徒,维持生计。他喜好读书,立身持正,很早便加入姚氏教门。二十岁时,潘三多对姚门教有了独立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对教众过度重视念经、烧香、点蜡、供养佛像、礼忏超生、施行法术等深表担忧,讥其“忘却本来而目,崇假弃真”。他十分向往罗祖的无为大道,倡导明心见性,“每与人坐论,辄谈明心见性之道,时人无知音者”。终有一日,神迹降临在潘三多身上:“一旦昏晕,不省人事,三日不语,至第四日复苏,豁然贯通,自古圣贤正心诚意修身之旨,靡不尽知,批阅《五部六册》经文,了如星日。”潘三多的晕而复苏,以及复苏之后,显示出的非凡修养和对罗教经典的了如指掌,被教徒信服为姚祖真性借其躯体转世。

  潘三多顿悟成道后,计划传教授徒。时值咸丰末季乱世,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部进军浙江,占领金衢盆地的广大区域,在此地与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战争造成当地人口锐减,生产生活受到巨大破坏。据清廷档案记载,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和金(华)、瞿(州)、严(州)三府被灾最为严重,战乱和水旱灾害迭相交加,以至于清廷不得不屡次降诏减免租税,以期浙人休养生息。对于这一时期的历史,浙江海宁人陈其元(1811—1881)有过记述:“浙江自庚申(1860)、辛酉(1861),遭贼窜陷,经左爵相转战数年,至甲子(1864)岁,始行勘定。百姓辛苦流离,为贼匪所杀,为饥寒所杀,为疾疫所杀者,不知凡几,哀我人斯,将无孑遗矣。……当贼氛甫息之时,凋敝之情形,流亡之困厄,铁人见之,亦不免下泪。”面对此种形势,潘三多不得不中断传教活动,远避深山三年,以野果野菜度日。战事平息,始得下山。当他重返故里潘家庄以后,家乡已是片瓦无存。为了寻求一处安居之地,潘三多到达当地一座法华庵,并遇到了姚门教同辈教徒黄元方(法号普涵),经过说法开示,辩难问答,黄元方坚信潘三多是罗祖四世临凡,遂皈依潘氏教门,成为第一位教徒。潘三多与黄元方一同返回金华太史第,设立明镜堂,以此作为传法基地,并正式以“觉性正宗”为本门宗旨和传法钤记,开始了传教授徒活动。莲池下山黄氏兄弟黄舜钱、黄舜聚,浦江上徐人石满,义乌川塘方黄启进,楼垫庄文林五人,成为潘氏教派的第二批信徒。与此同时,一直陪侍在潘三多左右的普兴、普人、普钊、普清四人,则被立为左右化师。潘三多计划收徒十人,即达到所谓的“十枝化师”(不包括左右化师)之数,才开关建立道场,分散徒众,传教天下。

  潘三多的门徒中,学养最厚、地位亦高的当为普伸。他博通儒家经典和罗教《五部六册》,在当地颇受敬重。大约同治十年(1871),他与黄桥头普悌、江西普复、城东余宅人余如高(法号普信)一同来到金华太史第,共同约定:“普度公如果正道,吾等归伊门下,拜他为师,立他为祖,如非正道,便当禁止,免生异端,混乱道场。”普度应普伸等人所请,系统阐述了觉性正宗的教义教旨,并就阴阳历数与时令节气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及儒释道思想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等,解答了他们的疑问,被四人尊为真命救世主,幡然皈依门下。于是,普伸、普悌、普复、普信,便成为潘氏教派的第三批信徒。至此,潘三多所谓的“十枝化师”之数,已经齐备。因此,他决定正式开关授徒,以“天开黄道定仁义礼智信”十字,作为“十枝化师”名号,即“天”字普慈、“开”字普上、“黄”字普涵、“道”字普关、“定”字普桐、“仁”字普覆、“义”字普同、“礼”字普信、“智”字普伸、“信”字普悌。经过潘氏开关授徒之后,众化师就开始了传教活动,并建立了法眷系谱,用以约束教派,潘氏教法得以传布。

  潘三多从开始传教,到设立“十枝化师”,其传教压力不但来自姚门教,还有信徒的顾忌和怀疑。《问答宝卷》记载了信徒的这种担忧:“众问曰:‘我有危心,又不知伊道是真是假,还有肩上前辈押制,不敢来求。”信徒担心皈依觉性正宗派,会受到姚门教老资历教徒的压制,也对潘本人的道行表示怀疑,担心受到愚弄和欺骗。对此潘三多如此回答:“一不称师想你拜,二不贪财想你银;三不罚你念经咒,四不换相改教门。伊来求道原职在,内外一诀更聪明;底心求去试试看,日后会得最上乘。”潘氏许诺信徒不必改换门庭,他所传的教法,既没有繁琐劳苦的修行,也并非为聚敛财物,并明确承认自家教法出于无为教灵山正派。如《觉性宝卷》卷下:“(普伸)叩首向前问曰:‘子乃普度师尊乎?’师答曰:‘不敢!同为灵山弟子,何称师尊。’普伸曰:‘久闻师尊自明大道,如雷贯耳,新立祖堂,以觉性正宗普度众生,其道出于罗、殷、姚之上,今弟等特来求教。……’师曰:‘诸兄请坐,不知诸兄高姓尊名,听尔之言是乃无为道长。’普伸曰:‘然也。’师曰:‘既是无为教徒,听弟直言,毋庸猜疑。’”潘三多承认自己是“灵山弟子”、“无为教徒”,这样就打消了灵山正派弟子的疑虑,对顺利推广本门教法颇有助益;不过,这种态度仅为一种权宜之计,在其宗教理念中,并不认为觉性正宗派是姚门教的简单继承者,而更愿意将其与罗教直接联系,甚至对姚门教进行了较为尖锐的批评:“正道只有一,何曾有二门。从前三世祖,真假两途分。”正宗妙义初展开,破绝邪魔外道胎。姚门承接殷门教,似与罗家不相谐。昧却天地大主宰,哄出迷途异端来。谁知我祖亲降世,时至末劫又临凡。”潘三多虽然承认自己是灵山正派教内弟子,但他却大胆地抨击了姚门教义与罗祖不相符合,其末流甚至演变为“迷途异端”。潘氏创立觉性正宗派后,明确宣示:“从前之外道,一概弃绝,复归于正。”也就是在教派组织上,维持与灵山正派的表面联系,而在教义教法方而,却采取排斥态度,努力宗奉罗教。为了统一无为教,归化罗、应、姚门教徒,潘氏甚至仿照姚文字作偈,宜称:“姚门不归吾门诀,如秧不插无收成;吾门不信吾门行,如日当空被云霞。”

  同治十一年(1872)九月十五日酉时,潘三多去世。临终前一年,他指定女门徒普媳守护祖堂,以接迎四方传教者。他去世后,“十枝化师”十开道场,各自传教,其教派影响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觉性正宗派的传教重心是浙江金华、丽水。另据《觉性宝卷》卷末所附《造立法卷(眷)条规》可知,潘氏教派还传播到了金华府之东阳、严州府之桐庐、分水、遂安、杭州府之新登、临安等地。

  三

  《问答宝卷》集中体现了潘三多觉性正宗派的宗教理论。它的发现,以及与《觉性宝卷》的参互印证和诠释,对于全面揭示潘氏宗教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潘三多的创教动机与清末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姚门教日益凸现的弊端有密切的关系。清军与太平军在浙江的激烈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动荡和灾难,是潘三多创教运动的重要原因。他站在太平天国的敌对立场上,视这场战争为“洪杨末劫”:“洪杨猖獗,天下扰乱。……吾师怨痛众尘遭此末劫。”这种认识是“三阳劫变”和“三佛应劫”观的体现,他也因此被教徒视为临凡救世的“无极圣祖”的化身。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也促成了他对“百年歌馆变荒台”的虚幻人生的思考,转而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并拯救那些在他看来仍然没有脱离轮回、生、死之苦的持斋诸弟子,

  潘三多本为姚门教徒,他发现无为教日益堕落,走上了念经供养、烧香点蜡、膜拜佛像乃至礼忏超度、降神驱邪的世俗化道路:“可怜凡愚无知识,但守皈戒不茹荤。每日烧香和礼拜,虔心念佛与诵经。放光点蜡为佛事,拜星礼忏为超生。供养泥塑如来像,争奉墨画纸观音。本来面目都忘失,但知崇假不归真。”潘三多认为,念经拜佛难免轮回之苦,烧香设斋、挂榜扬播之类的虚假供养行为,也“非能超度亡人,乃孝子仁人哀痛迫切之心,假和尚道士表其诚心恭敬,叩头礼拜,设斋供养,以郑重其大事而已”。这样的观点中肯而开明,出自.一位宗教领袖之口难能可贵。他主张恢复罗教清静无为的修行方式,不念经,不烧香,不供养,不扬播,不挂榜,不立佛像,不没经堂,不作佛事,甚至不立文字:“有字有句是邪说,可传可述是虚文。”他认为:“大道本来无得无说、无传无授,若有丝毫可传可说,即是邪宗。只须直指玄关,按定十字,得一以成。何必劳苦精神,辖着字句,以谓得道哉!”所谓“按定十字,得一以成”,是潘氏融合了传统的阴阳八卦思想,对坎、离二卦的重新解读。他认为人身与天地八卦相互对应配合,坎卦居北方为水,水为天一所生,离卦居南为火,火为地二所生;坎、离二卦的阴爻和阳爻相互交错合并,就变成所谓的“十字”,象征天人合一:“故坎、离二卦横看是水、火二字,横直合并即成十字。故天有十日,人有十指,天人合一而为一大十字之形身,吾所谓按定十字得一以成者此也”。为何潘三多特别重视“十字”?他在《问答宝卷》中借姚祖之口说:“十字者;一横一直合成十字,乃是众生本性,灌注十方也。”他解释说“自己天智即性光,本性灵光照十方。”这就是说,十字是众生本性,也即自己的天智照耀十方的象征。《问答宝卷》借姚祖之口说:“十方者,就是玄关也,修行必须悟此玄关,通达道机,在此十字路口知识是也。”“玄关者,乃生死之所、玄门之户也。生从何来,死从何去,出玄人牝之根源也。”而潘三多自己则说:“十字玄机腹.内藏,普天匝地亮堂堂。若人识得其中意,本性灵光照十方。弹指,便到极乐国,反掌之间即西方。一法脱壳离四相,南北东西无遮挡。”可见他所说的“玄关”,就是隐藏于腹内象征天人合一、代表十方的“十字玄机”,而这个玄妙莫测的“十字”,就是众生之本性(天智)的灵光,可以通过象征坎、离二卦交合等的修行方式形象化、表面化。所以,在修行中,他主张抱中守一,直指“玄关”,明心见性。潘三多的这一思想显然受到禅宗的深刻影响,其不念经、不礼佛、不立文字,直指“玄关”的修行方式几乎就是禅宗的翻版。在《问答宝卷》中,他和教徒对禅宗经典《心经》和《金刚经》的参研,也表现出其深厚的禅宗修养,这也是他所创立的觉性正宗派区别于姚门教的鲜明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潘三多对罗祖教义的回归,实际上是向禅宗顿悟道路的回归。潘三多所说的“玄关”、“十字玄机”,实际上也是一个融会了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概念,他说:“三界唯一显妙明,儒曰中一,释曰玄关,道云斗柄。”在他看来,儒家的“中一”,道教的“斗柄”和他所说的“玄关”,都是完全相同的修道的终极追求。

  潘三多不但反对姚门教繁缛的修行仪轨,也明确反对教内弟子传习法术。他认为那些遁形隐身、腾云驾雾、穿墙越壁、千变万化的幻术,并非真有其术,而是虚实转化,比较巧妙,别人不易发觉而已:“转换虚实为巧妙,非真隐身可遁形”。潘三多明确告诫弟子,正道修行莫假远求,传习幻术并不能达到最终解脱:道在迩,莫远求,不离方寸;人人有,个个圆,俱已现成。灵光现,照十方,同归家去;那时节,脱离了,永苦沉论。

  所谓“方寸”,乃心之别称,潘氏认为根本大道正在于方寸之间,人人都有,关键就在于直指“玄关”,明心见性。

  罗教创教和佛教、道教等正宗宗教一样,也为教徒塑造了一个最终的、理想的归宿,就是“真空家乡”,“自在天宫”,相当于佛教的“极乐世界”、道教的天庭等。但潘三多却未有就此展开进一步的理论阐述,只是继承了罗祖的创世说。罗梦鸿的创世说是民间传统信仰和道教现成创世模式的翻版,即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字宙万物,但与传统不同的是罗梦鸿创造了一位神格化的造物主——“无极圣祖”。潘三多的理论根基依然是建立在罗梦鸿的宗教思想基础之上,只是作为“无极圣祖”四世化身的潘三多,还不敢将自己神化为造物主,他提出“只点灵性”作为终极主宰。潘三多说太极是化育万物的“元质”,但需要神秘的主宰来完成造物之功,如同果木生发化育、面粉变作面饼,均有致其生成的力量,此力量即是主宰:“是元质为之材,主宰加之功,于是种类分明,元塞宇宙。今修真行道之家,舍本逐末,不知只点灵明为主宰发源之根,其为惑可胜言哉。”这个作为主宰的“灵明”,是一个介乎神明与灵性之间的概念,实际上就是《问答宝卷》中多次提到人人都有的“一灵真性”、“本性灵光”。“无极圣祖”化身罗、应、姚、潘四祖,就是通过一灵真性的降生来完成的。这点“灵性”也是修真参悟的最终归宿:“庄严净土净人心,心无我相一灵真,真灵只在人心上……”;“人人本有一灵真,……机窍参透鬼神惊。”

  潘三多非常同情处于社会下层的穷苦百姓,在反对教徒修行礼佛持经时说:“如持经念咒果灵,世之有钱之家能延僧道救度,虽巨恶罪魁皆可升天;若贫穷之家不能叫僧道诵经,无钱超拔,纵修德君子,亦难脱地狱。君试思之,有是理乎。”他认为持咒念经消灾救度的说法毫无道理,穷苦百姓因为没钱,延请不起僧道,就不能脱离苦难,这是不公平的。在回答门弟子“读书称为儒教,吃素本是释教”的说法时,潘三多予以毫不留情的批评:“此言好笑,人人有口,皆能读书,原来不读,本是家寒,岂无儒乎!”。这种平民意识有利于获得信众同情,对革除姚门教弊端,平复社会心理裂痕,无疑具有进步意义。

  潘三多的觉性正宗派,和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大多数民间教派一样,也是一个构筑在儒、释、道“三教合一”基础上,并且糅杂了中国民间朴素信仰观念的教派。作为姚门教的改革者和觉性正宗派的创始人,他革除了南传无为教繁琐的修行仪式,反对教徒修习法术,不以敛聚钱财为目的,弱化了南传无为教的反社会色彩,走上了明心见性的内在修悟道路,从而赢得了统治者的理解、宽容乃至支持。潘氏觉性正宗派没有遭受姚门教那样的残酷镇压,得以顺利传播,这不得不归功于潘三多这位有平民意识的民间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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