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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佛教复兴前史: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交往考

作者:能仁

  内容提要:追溯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脉络与思想渊源,无疑不能绕过近现代佛教史上两大高峰——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作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无可争议的两大佛门领袖,二大师坚持不同的实践路向,代表了各自的个性特征与佛教革新理念,然而却惺惺相惜,同根同气,推动了轰轰烈烈的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的关系与思想异同实际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革新路线与传统“清修”路向二者间的相互交涉与微妙张力,而这两种路向的绵延与交汇直接影响到当代佛教的发展,并汇聚为当代中国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重要面向,就中尤以净慧长老的实践为个中代表之一,因此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本文主要以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的交游为线索,对二大师的交往关系略作梳理,以展现当代中国佛教汇流发展的源泉,并澄清时人对二大师关系的误解。

  关键词:当代中国佛教 渊源 太虚大师 虚云和尚 交往 汇流

  作者简介:能仁,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学术秘书、《佛学研究》编辑部主任

  追溯当代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脉络与思想渊源,无疑不能绕过近现代佛教史上两大高峰——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太虚大师以改革佛教积弊,提倡“人间佛教”思想著称,虚云和尚以中兴禅刹、恢复丛林制度、嗣演宗门法脉闻名。作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无可争议的两大佛门领袖,二大师坚持不同的实践路向,代表了各自的个性特征与佛教革新理念,“和而不同”,但却惺惺相惜,同根同气,推动了轰轰烈烈的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的交往,虽然是个极易让人忽略的问题,然而在近现代中国佛教史上却很有重要的代表性。二大师的关系与思想异同实际上反映了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革新路线与传统“清修”路向二者间的相互交涉与微妙张力,而这两种路向的绵延与交汇直接影响到当代佛教的发展,并凝聚为当代中国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重要面向,因此很值得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

  有关二大师各自的生平、思想及其对中国佛教的贡献等内容,前贤已有丰富的研究和论述,对于二大师佛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已见赵伟、邓子美《虚云大师与太虚大师佛学思想比较》等文。本文主要以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的交游为线索,对二大师的交往关系略作梳理,以展现当代中国佛教汇流发展的源泉,并澄清时人对二大师关系的误解。

  一、 初识沪上

  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的初次相识,是在上海,时为民国元年(1912)。岑学吕《虚云和尚年谱》载:“岁冬,上海佛教大同会与佛教会有所争辩,电至滇,促予往。至沪,晤普常、太虚、仁山、谛闲诸师,协商妥善,在静安寺设立佛教总会。予与寄禅和尚同到北京,住法源寺,寄公忽病,坐脱,予为料理丧事,扶柩至沪。在静安寺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岑氏《年谱》将虚云和尚至沪、寄禅和尚进京、静安寺开佛教总会成立大会三事皆系于宣统三年(1911)下,如此虚云和尚初会太虚大师似是宣统三年间事,寄禅和尚进京之前。查《太虚大师年谱》,寄禅和尚圆寂于法源寺的时间实为1913年1月,即农历壬子年十二月二日。[1]

  1912年春,寄禅和尚得知太虚大师等人为组建佛教协进会而大闹金山时,对佛教青年新进的卤莽颇为不满。为了改变各地佛教组织散乱无章的情形,寄老也意识到建立一个对全国佛教发展起到领导作用、维护佛教权益的组织的必要,便于上海开始组建中华佛教总会。于是在“民国元年4月,开成立会于上海留云寺,众推(寄禅)和尚为之长,乃以静安寺为本部。”“设会所于上海静安寺,办事处于上海清凉寺,及北京法源寺”。太虚大师赴上海的时间是在4月1日,《太虚大师年谱》载:“4月1日,大师应寄老召,于上海参加中华佛教总会。寄老闻大闹金山事件颇愤新进之卤莽。乃来沪,联合十七布政司旧辖地僧,筹创中华佛教总会,劝大师停止佛教协进会之进行。是日,开会于留云寺,惟以筹款助饷,请求保护为事。”为保护寺产,维护佛教生存权益,1912年冬,寄禅和尚赴京请愿,十一月一日抵京,寓法源寺,十二月二日即示寂于法源寺。据《虚云老和尚年谱》,虚云和尚随寄禅和尚一同进京,寄老示寂后,虚老即扶灵柩返回沪上。寄禅和尚圆寂于1913年元月,则虚老扶柩返沪的时间也在此月。

  《佛学丛报》载:“二十七日(即2月2日),僧界全体及各界居士,为中华佛教会正会长寄禅和尚开追悼大会。”《太虚大师年谱》云:“2月2日(二十七日),大师参加八指头陀追悼会于上海静安寺”,则寄禅和尚追悼大会是在1913年2月2日于上海静安寺举行,虚云和尚也当参加了这次追悼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太虚大师因法门师匠中独折心的寄禅和尚在北京为教捐躯而痛心不已,乃“撮佛教协进会的要旨,演说佛教的学理革命、财产革命、组织革命以抒所悲愤。”明确提出清除积弊整理佛教的“三大革命”主张,与坚持稳健改良主义立场的保守路线公开决裂,并由此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抨击。3月,中华佛教总会章程经大总统袁世凯教令颁布。31日,中华佛教总会于上海静安寺开正式成立会,所到各省代表有江西大樁、云南虚云和尚等,会中举冶开和尚、熊希龄为会长,静波为副会长,道阶为驻北京办事处长,水希为总务主任,太虚大师为《佛教月报》总编辑,省支部二十二,县分部四百余。[2]此次会毕,虚云老和尚即携中华佛教总会滇、黔、藏分会公文回云南,成立云南分会。

  因此,虚老初识太虚大师是在民国元年(1912)4月上海留云寺,分别的时间,在民国二年(1913)4月初。1935年虚云和尚致太虚大师的一封信中称“自曩年申滨清凉下院一别,忽忽二十余年。”则二大师分别的地点是在清凉寺。此清凉寺,正是中华佛教总会的办事处,《佛教月报》编辑部所在地。[3]其时虚云和尚73岁,太虚大师24岁。[4]在这次初识中,虚老对太虚大师留下深刻印象。1942年,虚云老和尚在重庆汉藏教理院开示时,追忆了这次相会:“在民国元年(1912)的时候,我住在上海佛教会,与虚大师初次见面,那时他办事宏法的精神,真是强健得很!”并称赞其“为了佛教,为了弘扬释尊的教法,毕生未尚稍懈。他是当代住持佛教的龙象!”对太虚大师肇始于寄禅和尚追悼会上提出的“三大革命”主张,报以温和的同情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岑学吕所编《虚云老和尚法会·诗偈赞》中收录题名太虚大师所作《赠虚云和尚》诗一首,但未提所据。是诗云:

  鸡足高峰云岭横,投师三友弟呼兄。雨花瓶钵经千里,田水袈裟纵百城。

  今日魔宫将震动,他时法筵定增荣。智人已识器三佛,愧我无能觉此情。

  今人廖养正将此诗收入《中国历代名僧诗选》,认为:“此诗为太虚大师早年作品,写于其二十岁之前。大师认识云老和尚很早。公元1905年中,太虚依寄禅和尚于宁波天童寺时,云老和尚应寄禅电邀,于1906年春回国,同寄禅一同赴京上诉,此时太虚正在寄禅和尚身边。太虚尊重云老和尚为一代尊宿,知其正在重兴鸡足山迦叶道场,不胜钦佩,乃写此诗呈赠云老和尚,以表崇敬之意。”并谓“投师三友弟呼兄”一句“指作者(太虚大师)当年投依寄禅和尚时,云老、寄禅、太虚三人一同赴京上诉,虽然三人年龄相差甚大,却以同道兄弟相称。太虚年仅十六七岁,自然称云老和尚为道兄。此亦见云老之胸怀度量。”此中史实错谬混乱姑置不论,太虚大师于“于法门师匠,独折心”于寄禅和尚,对寄老尊崇备至,绝不会贸然并称三人为“友”,也不会于 “十六七岁” 出家未久之时即“自然称云老和尚为道兄”。因此,所谓归于太虚大师名下的《赠虚云和尚》诗,实有许多不可通之处。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虚云老和尚说法》甚至以此为孙中山 1913年题赠虚云之诗。

  今查太虚大师全集,此诗收入《潮音草舍诗存外集》,实为玉皇所作《和太虚法师并示三佛诸大德》,原刊载于《海潮音》民国十七年(1928年)第六期,题作《和太虚法师并似三佛诸大德》。[5]且在“智人已识登三佛”句下有小注“时三人同亲觐太虚大师”,玉皇曾任灵隐寺方丈,组织过僧军参加国民革命军,为太虚大师挚友。据此可知,此诗实为玉皇携友人访谒太虚大师时的酬唱之作,故有“投师三友弟呼兄”、“智人已识登三佛”之句,而并非太虚大师所作。只是玉皇作此诗时的相关背景尚待详考,岑学吕误认此诗出自太虚大师之手的原因亦不清楚。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这首诗文的误检,或可为二老交往遗事的一则趣闻。

  二、 缘结鼓山

  民国十七年(1928)涌泉寺住持达本和尚圆寂,鼓山虚席。民国十八年(1929)正月,虚云和尚由沪上回鼓山,海军部长兼福建省主席杨幼京(树庄)率官绅留他任住持。虚老“以剃染初地,缅怀祖德,义不可辞也,遂就任。”由是开始了中兴鼓山的丛林建设。虚老不仅于鼓山整肃寺规,重振道风,讲经弘法,而且为使青年学僧能进一步深造,还设立鼓山佛学院——后改为法界学院,提倡僧教育,培养僧青年。

  虚老在鼓山创办佛学院之事,在《虚云和尚年谱》1931年条有“办戒律学院”的记载。月耀《虚云大师在鼓山》中云:“复鉴于青年僧人很多,为恐少年废学,乃有学戒堂之设,后来改为鼓山佛学院。宗镜、大醒、印顺、心道等法师,先后任教。慈老法师主讲时,改为法界学院。”鼓山佛学院的筹备实际从1930年即开始,1930年出版的《海潮音》第十一卷第八期载有虚云和尚致太虚大师信函一封,原文如下:

  太虚大法师慧鉴:

  忆自清凉缘会,各随幻缘,每欲亲教,怅莫随心。幸炙大著,良深钦崇。法流中砥,允称独当也。敬启者,前以云栖事务,到沪周旋。比值鼓山无主,众命云任。辞之不可,勉为其难。爰订大众,变更旧规。本欲彻底革新,又恐过于激烈,故随顺方面,略为刷新。除禅堂长期坐香,添设老堂,造设森林外,另设佛学院一所。所据诸方情形,稍又顺时教,附授三民、史、地各学科,以普常识。兹特附陈简章规则各一份,请察政指导为幸。专肃敬颂化安。馀维匡助不逮。附简章规则各一份。虚云和南,二月十四日。

  简章尚在印刷容后寄。转逢和尚函请法师饬人代交为祷。

  此信所署二月十四日,即是1930年农历二月十四日。虚老在信中简略追忆了和太虚大师民国元年在上海的交游,并交代自己接任鼓山方丈,“本欲彻底革新,又恐过于激烈,故随顺方面”整顿寺务“爰订大众,变更旧规”的情况。不过此信核心则是,虚老因“设佛学院一所”,希望太虚大师能“察政指导”、“匡助不逮”。虚老因在上海和太虚大师相会,对他“办事宏法的精神”留下深刻印象。为振兴佛教教育,1922年太虚大师创立武昌佛学院,1925年又于厦门创办闽南佛学院等,这些佛学院的设立为佛教培养了大批弘法人材。虚云老和尚早就认识到兴办佛学院、振兴僧学对于佛教复兴的重要意义,因此在云南时期即设立滇西宏誓佛学院培养佛教人才。到任鼓山之后,更是一方面恢复传统丛林制度,一方面兴办现代僧教育。鉴于太虚大师在兴办佛学院方面取得的成绩,虚云和尚也自然乐见其成,并希望太虚大师也能支持协助鼓山的佛教教育。

  虚云和尚致信之后,太虚大师方面的回复不得而知。但据民国二十年(1931)6月10出版的《现代僧伽》刊登一则《涌泉寺大火及学院之复兴》的新闻说:“该寺之佛学院,本拟今春复办,奈因未能请得相当教授,现正值传戒时期,待戒期圆满,将派人来厦,与本社大醒法师磋商一切云。”由于请不到教师, 难以实现春季开办,因此佛学院不得不延期,并派人前往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与大醒法师磋商请他办学。鉴于已是禅门尊宿的虚老年前已致信太虚大师,希望太虚大师支持办学,按理太虚法师方面不会没有任何回应,因此请大醒法师磋商一事,极有可能是太虚大师向虚云老和尚的推荐之举。

  民国二十年(1931)10月10日,《现代僧伽》刊登《涌泉寺佛学院已复兴》的报导:“现在该寺已停顿之佛学院,上月由住持虚云和尚派该寺监院宗镜法师至厦门请大醒 法师去主持院务。醒法师去鼓后,业已与云和尚商定办法,继续兴办。由云和尚与醒法师共负院长责任,教务主任由醒法师自兼,事务主任仍由监院宗法师担任。并已由醒法 师于闽南佛学院中委任心道、印顺二法师先行往鼓分任学监及教师务职。学僧现有十余 人,已开学上课。同时向外招僧,学额定为四十名。正式开学之后,并得某护法特施田 三百余亩充作佛学院永久经费云。”12月10日《现代僧伽》杂志第四卷第四期又刊登《鼓山佛学院消息》新闻报导说:“鼓山佛学院自大醒法师担任院长后,现有教师三人,学僧二十名。学僧每日早晚课 诵,上午下午上佛学及国文等课五小时,入夕进禅堂坐香,两月以来,成绩尚有可观。”由于大醒法师和印顺、心道法师三人的加入,鼓山佛学院的兴办开始初见成效。不过正当鼓山佛学院呈现好势头时,不久形势又急转直下。民国二十一年(1932)4月《现代僧伽》刊登的《鼓山佛学院势将停办》报导说:“鼓山佛学院自去秋由住持虚云和尚聘闽南佛学院大醒法师为院长后,顿呈活泼气象,旋因大醒以闽南事繁不得分身,于是辞去院长职。近来学生渐散,势将停办。”由于大醒法师的加入,鼓山佛学院“顿呈活泼气象”,但不久大醒法师因闽南佛学院“事繁不得分身”,辞去院长之职,而“势将停办”。不过,大醒法师离职之后,鼓山佛学院仍坚持了一段时间。据《现代僧伽》的报导说:“鼓山佛学院又渐呈活动。现拟招学僧五十名,且得当代弘律之慈舟律师,常驻讲律,又得前香港著名之老居士,今现比丘身,法名观本者,教授国文;而总其全院之责任者,为闽南佛学院派去之心道法师云。”因为有慈舟律师常驻鼓山“讲律”,及观本法师教授国文,又得闽南佛学院派往鼓山佛学院的心道法师负责全院事务。因此,处于危机中的鼓山佛学院又呈现新机,拟招“学僧五十名”,继续维持。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9月1日的《佛学半月刊》报导:“福建鼓山涌泉寺,原设有佛学苑,今就原址改办法界学苑,以华严经为主课。”此时佛学院已改为“法界学院”,并以华严为主课。据《虚云年谱》记载:民国二十三年(1934)春,虚云“将鼓山佛学院重新整顿,邀请慈舟老法师主持院务”,四月,虚云因粤中人士礼请重兴曹溪南华移席岭南。而慈舟法师在虚云和尚离开鼓山之后,后来也移锡福州法海寺开讲《华严经》。虚云法师主持鼓山时代的僧教育随之结束。[6]

  虚云和尚在离开鼓山移锡曹溪不久,还托付太虚法师一事。1935年8月16日出版的《佛学半月刊》第109期载致太虚大师的《福建鼓山虚云和尚函》:

  太虚大法师法席:

  自曩年申滨清凉下院一别,忽忽二十余年。师为法勤劳,作吾道砥柱,甚善!甚善!云老矣,羁系尘中,到处拖泥带水,屡欲奉访而缘不就,但心心相通,不碍形神。前小徒灵默有函候专令致意。刻因云南胜因之事,尚未得相当结果,官厅无理,亦复如故。兹将经过情形及照片令灵默封陈,乞予以严格之评论,并恳于当局处极力言之,感祷无已,专此。敬颂法祺。虚云合南白,端(午)节。

  似乎是云南胜因(寺?)有官讼纷争,虚云和尚特遣弟子灵默携带相关资料信函访谒太虚大师,希望太虚大师能于当局陈言斡旋。可见,虚云和尚对太虚大师卫法护教“心心相通,不碍形神”的信任。

  三、 邀约南华

  1934年,先后受广东省主席陈铭枢和粤北绥靖主任李汉魂的邀请,虚云和尚开始主持重兴禅宗六祖慧能大师道场广东曲江南华寺的重任。经过十年的殚精竭力、苦心经营,次第完成“更改河流以避凶煞”、“新建殿堂以式庄严”、“严守戒律以挽颓风”、“创禅堂安僧众以续慧命”等十项大事,总计新建殿堂房舍二百四十三间,新塑大小圣像六百九十尊,使南华寺成为广东著名的大丛林。1935年太虚大师在《阅陈撄宁孙女丹经注》一文中称:“实则高旻等禅堂与终南茅蓬犹保其绪,而昱山之端居普陀,虚云之复兴曹溪,守培之提唱浮玉;沪、嘉、杭间不少潜心于此之居士,则重振禅宗之机亦兆。”极力赞扬推崇虚云和尚复兴曹溪和振兴禅宗的功绩。

  据《太虚大师年谱》载,民国二十四年(1935)12月,南华寺传戒期间,正逢太虚大师在粤港弘法,于是虚云和尚热情邀请太虚大师至韶关南华寺瞻礼六祖慧能大师肉身。竺摩法师《虚公大师闽粤弘法二月记》<太虚大师访韶关南华寺和广州六榕寺>一节详细记述了太虚大师访谒曹溪的经过:

  十六,参礼曹溪。上午七时,由高浩文居士雇汽车三辆,驶至粤汉铁路韶州站下车,转乘火车。下午三时,抵韶关马坝站。南华虚云老和尚代表灵默法师等,已鹄候车站。旋乘舆往曹溪,路约十里,抵寺已晚。由虚老招待斋饭后,即在南华精舍宿息。今日随行者,四众弟子一二十人,各自分别安住。

  十七,早饭后,余(竺摩)等均随(太虚)大师搭衣持具,次第瞻礼慧能六祖及智药、憨山、丹田诸大师肉身,诚千载难得之胜缘也。礼祖毕,虚老和尚等即恭请大师,为新戒升座说法。大师乃讲《赞扬六祖功德以祝南华之复兴》,约一时半,始下座回寮。午,虚老设斋为大师洗尘。斋后,即策杖游览山景。

  十八晨,微霜满地,水结薄冰,知此地气候,较香港为寒冷。早饭后,即礼别曹溪。因火车途中损坏,延搁时间,返省已满城灯火辉煌矣。

  (1936年一月五日下午六时,太虚大师等返六榕寺。七日)下午,虚云老和尚及吕次眉居士,以车邀大师至陈委员章甫公馆,商谈重修南华事。旋由车转送大师至萧佛成先生公馆,商恢复光孝寺,办佛学院。入夜,铁老(铁禅和尚)与江居士又来与大师谈办学事,一小时始散。

  由上文可知,虚云和尚对太虚大师的到来极为重视,先派弟子灵默法师到韶关接站,晚间由虚老招待斋饭。第二天上午等太虚大师瞻礼完祖师肉身后,虚云老和尚又恭请太虚大师为戒场新戒升座说法,中午又专门设斋为太虚洗尘。第二年初,虚云和尚又专门邀请太虚大师商谈重修南华寺的事宜。太虚大师在《赞扬六祖功德以祝南华之复兴》的讲演中高度赞扬了虚云和尚中兴曹溪祖刹的功绩:

  自六祖以后,这曹溪南华寺即兴盛时少,衰替时多。明朝亦曾经憨山大师重兴;今则复有虚云和尚来谋振兴,诚是千载难得之盛会!故我来瞻礼六祖肉身,同时也就是庆祝六祖道场的复兴。……如今虚云老和尚,应广东四众请,来兴此道场,亦和六祖现身无异了!……在此受戒者,亦应知戒和尚(虚云和尚)、引礼师等所有人物,都是六祖功德所等流示现。如此成就一切功德,则这个三宝道场就成为真正的人天福田了。

  太虚大师不仅把虚云和尚振兴曹溪的功绩与明憨山大师重兴相提并论,而且更称赞虚云和尚的功德和“六祖现身无异”、“是六祖功德所等流示现”。太虚大师是以倡导“三大革命”、“人生佛教”思想著称,坚持革新的路线以图振兴佛门,虚云和尚则是更多的是承续中国佛教禅宗实践和丛林制度建设的优秀传统而复兴佛教。虽然二大师在各自的实践路向和方法取径上有极大的差异,但是二大师在坚持中国佛教本位和绍述传统优秀遗产的立场,和卫法护教、光大佛门的目的上则是一致的。因此,二大师在复兴佛教的道路上虽各行其是,但仍然同根同气,互相称扬。

  虚云和尚在复建南华道场过程中,历尽艰辛。1936年《海潮音》第十七卷第十二号刊载了一封虚云和尚致太虚大师的信,文云:

  太虚法师智照:

  久别矣,比维威仪自在,动定胜常,无病少恼,善教弟子,为颂为慰。虚云一副老骨头,拼力支撑,虽知无济,为祖庭计,固欲留待明眼人耳。现有米粮,不足数月之需,常住寥寥数十人,尚如此困苦,遑論扩展。但“随缘度日”四字,则随处行得也。兹有许筠台居士嘱为代请大笔挥题,谨将原信附上,如覆件请径寄韶州上后街许君收可也。南华道场,固天下公物,当与天下人共图重兴,敬希南针时锡,俾有循守,尤冀运廣長舌与居士辈有心者谋之,甚幸甚幸。专此问讯道安不一。虚云槃谭,丙子九月。

  此信是代许筠台居士向太虚大师求字而作,然而信中言道南华寺米粮“不足数月之需”,可见虚云和尚重兴南华寺之艰难。因此老和尚希望“天下人共图重兴”,“尤冀运广长舌与居士辈有心者谋之”。1937年《海潮音》第十八卷第八号又刊载了另一封虚云和尚致太虚大师的募缘信,文云:

  太虚法师慧鉴:

  曲江曹溪南华寺乃六祖肉身成道之地,为历史名胜重心,法宝庄严,四方信仰。迩以沧桑洊历,龙象凄寒,日暂荒落。前年为李师长伯豪发起重修,不以云龙钟老拙,邀来住持。惟云接手之始,寺藏拮据万分,又见该寺年永荒圯,道场变成荒芜,设非重修改造,终无复兴之望。嗣经详加设计,另从根本改建,总共需欵20万元以上,征诸各界善信,均邀赞同,故即鸠工庀材,分期举办,先奠中基。现在大殿虽已告成,其馀未完工程,尚须十馀万元之钜,除在省港劝捐外,不能不再向他处募集,以期集腋成裘,完斯功德。考六祖於曹溪说法,当时得法弟子43人,青原南岳,最居上首。迨后分支五宗,皆是六祖法裔,对此始祖圣迹,兴修具有责成。兹特派敝徒宽鑑晋谒法阶,素稔法师久居京沪,尚祈将诸情状,广为宣传,协助劝募,俾全部工程,得早完满,永振宗风。窃云年届衰迈,不能竟此伟业,极盼法师南来,帮忙一切,或派令徒来此长住,俾可襄助进行,至深懽企。兹逢南华宣传,敬请斧削。临风布臆,馀情由宽鑑面达。手此敬颂放大光明。虚云和南。丁(丑)五月初四日。

  虚云和尚派弟子宽鉴专程拜谒太虚大师,告知南华道场的建设情况,希望太虚大师利用自身的声望及在京沪间的影响力,为重兴祖刹广为宣传,募化劝缘。老和尚甚至“极盼(太虚)法师南来,帮忙一切,或派令徒来此长住。”太虚大师则痛快的将虚老的来信刊布在发行广远的革新派舆论阵地《海潮音》上,公布曹溪的建设恢复实况,为南华寺募集善缘。可以说,虚云老和尚对曹溪道场的恢复和中兴,也离不开太虚大师一直的关心和支持。

  四、 惜别缙云

  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二人各有其个性特征,秉持不同的佛教革新理念,但太虚大师对虚云和尚继承传统、振兴禅门的功绩极推重,多次有与虚公携手共同复兴佛教的意愿。据《太虚大师年谱》载,民国二十八年(1939)太虚大师住云南昆明,4月16日佛诞节,交通部部长兼军事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曾养甫访问太虚大师,希望大师出面整兴鸡足山,筹设鸡足山佛学院,情辞恳切,太虚大师也感慨云南“曾经虚云、常惺、戒尘等禅教诸德之游化,佛教原有相当之开展,乃近年转益衰乱。”其时抗日战争鏖战正酣,太虚大师也有意齐集滞留南方日寇沦陷区的大醒、芝峰、会觉等法师于西南,教学相长。考虑到云南是虚云和尚曾经化被之地,有广泛的信众根基,因此拟请虚云和尚为佛学院院长。太虚大师在致陈静涛居士的一封信中说道:“鸡足山佛学院为一具体之事,宜以虚云老为院长,陈定谟为院护(即副院长),而周惺甫与曾养甫为正副董事长,而吾则由蒋总裁以国民精神总动员会会长名义(此只须向蒋公一提,谅无不应)函聘──认鸡足山佛教之整理建设,为全国佛教整理建设之根据,为国民精神总动员在宗教方面要素之一──为较泛崇之“鸡足山佛教整理建设导师”,则于定谟、芝峰、大醒等之实际工作人员,可时予最高原则之指导,使能有所统归总持,而不致散漫旁骛或被其它旧习及歧路所耽误,实为要着!”太虚大师拟请虚云老和尚为院长,除了现实的地域考虑之外,明显也有希望与虚云和尚携手之意,可惜学院成立之事未果。

  1942年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派屈映光、张子廉等人到南华寺礼请虚老赴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7]因这次法会因缘,虚云大师到抗日大后方重庆,开始了近两月的弘法之旅。虚云和尚于1942年11月6日由南华寺启程,辗转来到重庆,主持“护国息灾大悲法会”,法会于慈云寺、华岩寺同时举行。据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载,1941年12月,虚云和尚趁主持法会的间隙,访太虚大师于缙云山,太虚大师“殷殷以共举佛教为望”,希望与虚云和尚携手共同振兴佛教,“惜虚云为左右播惑(显明、张子廉),于净虚空中横生枝节”未能如愿。当时太虚大师正谋划整顿中国佛教会,构思战后中国佛教的整理与革新方案,并透过其党政关系,逐步实现中国佛教的整理与革新计划。虚老虽以嗣续传统为己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亦有革新佛门颓风的愿望,其本身带有传统清修的特点,并不涉入中国佛教会的权力之争,也非江浙丛林长老集团的同盟者。尤其他通过与太虚大师的数次交往,对其卫法护教的决心有亲切的体会,并极赞赏太虚大师在兴办僧学、培养人才方面的成绩,在鼓山办佛学院时即希望太虚大师匡助,复兴南华寺甚至盼望太虚大师派徒常住,因此虚云和尚实际对太虚大师的革新计划报以一种同情态度。显明法师是虚云和尚从粤赴渝途经桂林月牙山时,参礼老和尚,并随侍虚老同到重庆的。显明法师为谛闲法师弟子,其态度偏向于保守派的立场,谛老一系此前就与太虚的革新主张已有分歧,且其中又涉及中国佛教会的领导权之争,张子廉居士为虚老弟子,态度亦偏保守,二人自然对太虚大师争取虚云和尚的做法不以为然。虽然太虚大师极力争取虚云和尚的支持,虚云和尚对太虚大师的弘愿也有温和的同情,然而在“左右播惑”之下,不免“于净虚空中横生枝节”了。这也表明,佛教革新路线与传统清修路向之间虽有相互尊重的共同关怀,也有难以化约的微妙张力。

  虽然谋求“共举”未成,但太虚大师仍极尊重禅门耆宿的虚云老和尚,特地盛情邀请老和尚为汉藏教理院学僧作开示。1942年12月24日出版的《佛化新闻》刊发了由净尘、弘悲记录的这次开示内容:

  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处在这末法时代,国家和人民不幸,而佛教也不幸。一般人也有信佛教的,也有不信佛教的。那不信佛教的人,只知贪求名利,为眼前奔驰。在这水深火热之中,犹不知痛苦、不知反省,而以摧残佛教为能事。说到信佛的人,实在是稀少,尤其像诸位这样发心学佛、研究教理,更是难得。

  在民国元年的时候,我住在上海佛教会,与虚大师初次见面,那时见他办事宏法的精神,真是强健得很。至后,在南京师讲学(原文漶漫,疑为“在南华寺讲学”),又见第二次面。料想不到今天还能与大师第三次会面。实在是我自己很幸遇的事。大师为了佛教,为了弘扬释尊的教法,毕生未尝稍懈。他是当代住持佛教的龙象。但我呢,智识浅薄,修持也没有,不过比大师多吃几年饭,虚长几岁,真是惭愧极了。

  这次我来这里,真是出于意外,因为我这样一个老朽之身,已是朝不保夕了。加以今年为病魔所缠,哪里还有力量来奔走呢。不过为了这个法会,不得已出来走一遭。现在佛法凋零到这样,也是我们为佛弟子应行的佛事,并且也借此机会又来谒见大师。而且见到大师弘法的精神,仍是这样健康,我实在抱愧不已。…………

  在目前的这汉藏教理院,是我们佛教最重要的地点。因为内地的佛教,有巩固边疆和沟通文化的责任。所以汉藏学院的目的也就在这点。我们在这国难教危,只有汉院才能担任护国卫教的巨大重担。所以我希望各位发心在这里求学,也认清这个责任,担起这个担子前进,努力前进。

  1943年1月13日,重庆举行盛大的释迦世尊成佛纪念大会,作为佛教领袖的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分别在大会进行了开示,盛况空前,反响热烈。1月26日,历时近两月的“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圆满结束,虚云和尚功成身退,毅然由渝返粤。太虚大师希望与虚云和尚共同携手振兴佛教的理想终于未能实现。

  尽管如此,虚云和尚从重庆回曹溪后,即命其时暂居南华寺的乐观法师帮忙筹备成立南华戒律学院。乐观法师《虚云和尚印象记》详细记载了南华戒律学院成立的经过:“(虚)云老去重庆走了一趟回来,思想上又有一点转变。他回来不多天,就要我帮他筹备成立一所南华戒律学院,我照着他的意思,起草了一个学院“章程”。后来李济深来寺小住,经李看过,认为恰当。学院的牌子,也是由李亲笔写的。末后,我回重庆继续领导“僧侣救护队”工作。临走时,将学院事交与同寮知定法师负责办理。……云老这种举动,亦可见到他是在多方面用心,多方面用力。”虚云和尚从重庆回来,几天之内即开始筹办戒律学院,这应当是受到与太虚大师重庆会晤及了解汉藏教理院办学成果启发而来。身为太虚大师门徒的乐观法师曾两次暂居南华寺,极受虚老重视和照顾。乐观法师认为,虚老既是对后学的提拔,也是“他调和新旧思想的表示(云老知道我是太虚大师门徒)。”

  五、 沉痛哀悼

  1945年,抗日战胜利,国民政府社会部、内政部,依据人民团体整理办法,及收复区人民团体调整办法之规定,认为中国佛教会有整理之必要,由两部会同拟订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组织章程,呈奉行政院核准实行。民国34年12月17日,由两部令派太虚、章嘉、昌圆、虚云、圆瑛、全朗、黄庆澜、屈映光等九人为整理委员,并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委员会虽也挂名保守派的代表圆瑛法师和态度中立的虚云和尚,而该会实际负责人则是太虚大师一系。太虚大师革新佛教、整理僧伽制?的时机终于成熟。他先后报告整?佛教计划,指导在镇江焦山举办僧材训练班,委任芝峰法师主其事。并函召远在斯里兰卡的法舫法师返国,准备恢复世苑佛教图书馆、创设中印研究院。中国佛教会整理委员会于民国三十四年12月22日于重庆长安寺召开第一次会议,三十五年1月26日会所迁移南京,4月28日于南京毗卢寺召开第二次会议,7月20日于上海玉佛寺召开第三次会议,10月22日于南京毗卢寺召开第四次会议,原先计划一年即要完成的整理计划,仍未达成目标,故由整理委员会于11月1日呈请社会部、内政部延期半年:

  大部颁发本会组织章程,规定本会整理期间为一年,现整理期限瞬将届满,而各省市分会仍多未能组织成立,致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无法召开,实有延长整理期间之必要。爰经提交本会第四次整委会议讨论,当经决议,延期半年。

  正当整理委员会的工作正如火如荼的展开,领导整个整理工作的太虚大师却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17日于上海玉佛寺示寂。虽然整理工作仍依照计划继续前进,然而由于革新派恸失领袖,轰轰烈烈的中国佛教革新运动逐渐陷入沉寂。中国社会也开始卷入一场新的战争泥沼。

  太虚大师圆寂的噩耗传来,虚云和尚嗟叹无已,沉重的写下《祭太虚大师文》[8]:

  维佛历二千九百七十四年,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岁次丁亥仲春之月日。幻游比丘虚云:谨以香花清供,遥祭太虚大师之灵曰:月黯吴江,波生法海,顿归极乐,谁挽狂澜?嗟夫大师,怀智而来,忍悲而去,来也何迟,去也何疾。大愿未成,我怀何极。中外缁素,莫不哀伤,况属法门同根同气者耶。予每赞叹菩萨现应化身,庄严佛土,鼎革人心,以般若之慈舟,渡众生于苦海,燃炬烛于昏衢,宣义谛于上国。古人云:每见善知识如优昙花开,甚言其希有也。大师荷如来家业,为末法津梁,住世期长,天人有赖,又何期去之速耶。予忝长大师春秋四十有二,勉为六祖奴郎,舂米负石,手胼足胝,日月如迈,衰病渐侵,其精神远不及三十一年在重庆相见时也。今大师舍筏先登彼岸,其乐可知。但愿大师弟子尊重波罗提木叉,光明心地,灌溉灵根,使其抽条发干,敷花秀实。而复散为金刚种子,遍满三千世界,即不愧身着袈裟,即所以慰大师之灵,即所以报佛祖之恩也。夫复何言,夫复何悲。尚飨!

  并作挽联:“明月去还来,禅心原不住;白云生复灭,幻境本无常。”作为同根同气的法门同道,面对太虚大师的溘然示寂,虚云和尚不禁慨叹“来也何迟,去也何疾。大愿未成,我怀何极。”“谁挽狂澜?”称赞大师“荷如来家业,为末法津梁。”对于大师未竟的遗志,虚云和尚寄望太虚大师弟子们“尊重波罗提木叉,光明心地,灌溉灵根,使其抽条发干,敷花秀实。而复散为金刚种子,遍满三千世界,即不愧身着袈裟,即所以慰大师之灵,即所以报佛祖之恩也。”虚云和尚与太虚大师惺惺相惜、若即若离的半生交谊以此祭文而最终盖棺定论。几乎与此同时,太虚大师昔日的盟兄弟保守派代表圆瑛法师则在上海迎接着四众弟子为他举行隆重的七十大寿庆祝法会。

  太虚大师顺应时代而擘画之佛教革新虽然是未竟之业,但却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要方向定下了基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大陆佛教走上了与港台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作为太虚大师重要思想遗产“人间佛教”精神的发扬和实践则几乎同时在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太虚大师后继者中进一步蔓延并日渐广大。与此对照,虚云老和尚则老而弥坚,在艰难的岁月中,继续坚持其一贯的清修实践、法脉传承、恢复丛林、建立规范等传统路线。改革开放以后,虚云老和尚所传法的弟子,秉承老和尚身教言行,重新将禅宗正法眼藏传持,在大陆佛教劫后花开之际的命脉延续中,益加显出别样的风采。[9]

  六、 余论

  近代中国佛教复兴运动中代表保守立场的是圆瑛法师,革新派的领袖是太虚大师,虚云和尚则踵武传统清修路线,保持中立和超越的态度。由于坚持理念的不同,太虚大师与圆瑛法师由当初的盟兄弟而走向分歧。[10]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惺惺相惜,但也始终未能携手并进。虽然如此,太虚大师的精神遗产与虚云和尚的法脉绵延这两大脉络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当代大陆佛教的发展。太虚大师的革新精神与虚云和尚传统“清修”路线这两大脉络的绵延交汇,凝聚成为当代中国佛教思想与实践的重要面向。

  当代中国佛教发展脉络中,太虚大师和虚云和尚二大师思想与宗风的汇流或许可以净慧长老的实践为代表之一。作为虚云和尚的传法弟子,净慧长老既秉承了虚云老和尚的宗门遗风,而又自觉服膺于太虚大师“人间佛教”精神,兴寺建僧,实践以禅为核心的中国佛教复兴尝试,[11]开启了当代大陆“人间佛教”实践脉络的新面向。净慧长老或许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在复兴佛教路线上的差异与微妙张力,也不仅是对二大师思想的简单调和。他是坚定秉持中国佛教立场的实践者和弘传者,他应是切身体会到太虚与虚云二大师在卫法护教上的一致性及其相互间的信任与敬重关系,因此从复兴中国佛教的现实处境出发,选择了继承传统、适应当下的佛教振兴方式。应该说这既是净慧长老对虚云和尚和太虚大师遗产赓 ,同时也是他对二大师的精神融汇。[12]这正是太虚大师与虚云和尚在中国现代佛教复兴运动中深具历史意义的宝贵传统,也是传统佛教现代转型在当今时代一个非常值得参照的重要表现形态。

  [1]《太虚大师年谱》:“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壬子──癸丑) ,大师二十五岁。 一月八日(壬子十二月二日),寄老入寂于北京法源寺。”

  [2] 太虚未出席此次大会,而是提出《上佛教总会全国支会部联合意见书》,强调“佛教财产,应为佛教公有”,“个人?得传法收徒”等,反对谛闲和尚为代表的江浙长?派和保守寺僧。

  [3] 据《重兴清凉寺水陆法会特刊·(上海)清凉寺成立之原由》称,上海清凉寺为民国十五年时,清海静波向上海名流盛怀宣夫人庄氏化缘辛家花园宅第而创。观中华佛教总会成立期间的史实,上海清凉寺民国十五年才创立之说不能成立。

  [4] 此以民国元年而论,二大师年龄依据为岑学吕《虚云和尚年谱》、印顺法师《太虚大师年谱》所载。

  [5] 《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170册,第449页。

  [6] 虚老在鼓山创办佛学院的详细经过,可参见王荣国《福州鼓山涌泉寺与近代僧教育》,《普陀学刊》第二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6月。

  [7] 据乐观法师《虚云和尚印象记》,屈映光并没有去南华寺,而是托乐观法师从重庆带了一封书信到南华寺礼请虚老主持法会。

  [8] 此祭文据1947年《海潮音》杂志纪念太虚大师圆寂专辑,《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203册第339页。岑学吕《年谱》收入此文时作了删节,尤其删去了虚老自云“予忝长(太虚)大师春秋四十有二”等重要信息。

  [9] 参见笔者《人间佛教?禅与中国佛教的复兴——从虚云和尚到净慧长老的实践路向之考察》一文,第二届宗风论坛(深圳)论文,2013年10月。

  [10] 围绕圆瑛与太虚而论述中国近代佛教史,何建明教授细致地勾勒了两个人所代表的两种思潮之相互论争的始末及其复杂性,见《中国近代佛教史上的激进与保守──以太虚与圆瑛之间关系为中心的历史考察》,《普门学报》第24期、25期。

  [11] 太虚大师所寄望的中国佛教之复兴,其归宗亦在于禅,其谓“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与教义之基础上,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则禅宗之复振,殆为必然之趋势!……吾折衷于法相唯识学,以整理大小乘之内教及东西洋之外学,仅为顺机宏化之一方,而旨归之所存,仍在禅、净。” 印顺法师于《太虚大师年谱》中评述“惟禅之宗重,有赖以身作则。惜大师悲心所转,未之能从事也!” 笔者《人间佛教?禅与中国佛教的复兴——从虚云和尚到净慧长老的实践路向之考察》一文略有涉及。

  [12] 此处对净慧长老与太虚、虚云二大师思想的继承关系的分析,借鉴了何建明教授对慈航法师思想的分析,何建明《在激进与保守之间——慈航与太虚和圆瑛之关系探析》,收入宗性、道坚主编之《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杨曾文先生七秩贺寿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0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