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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黄龙派崛起之渊源探微

作者:罗凌

  禅宗黄龙派在北宋中后期的崛起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禅门现象,涉及到禅宗思想发展的新走向、禅宗宗门发展形式的新路径。新宗门的崛起,本质上是对传统禅宗发展模式的一种扬弃,这之间有传承、有否定,同时在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下还有新质因素的呈现,并非一个孤立的宗门事相,因此,对于黄龙派崛起渊源的考察是一个综合性的多方位考察。

  黄龙派在江西西北部山区这样偏僻之地的兴起,“作为伟大宗教中的一个盛大宗派,绝非是无根之木或无源之水,它的形成,必然有着深厚的法统传承和相应的时节因缘”。川,码学成居士这样评价云门宗的兴起。依此类推,黄龙派的崛起,除了临济宗早期深厚的法统传承,其相应的时节因缘应该怎样分析?其统一纲宗的形成有一个时间过程,同时需要建构黄龙尊宿崇高的品格,而且必须借助子孙和信众的推尊以扩大其影响,加上地方政权的支持扶植,其在组织上或者说是制度化方面有相对较长的一个无序阶段。从无序逐渐到有序,方有黄龙派真正的崛起。《宗教律诸宗演派》记载“临济下第八世黄龙慧南禅师演派二十字”:“慧正普觉济,圆通湛海清。广演法界性,永远德宏宗。”12p9黄龙派虽说没有如此传诸永远,但是作为——个新兴宗派,难掩其生命力。我们试图从得法、得人、得地、契机四个不同的角度对黄龙派的崛起予以考察。

  一、得法:黄龙派禅风和禅学思想的变革

  禅宗思想的发展固然有其自身发展理路,有其思想发展的系统源流。另外,禅宗文化具有开放性,特别是禅宗思想在心性问题上的思维维度适时地满足了当时的大众,方立天先生以为:“传统只有经过价值重建才富有鲜活的生命力。”故在价值重构的过程中,引发宗门内部的思想变革。具体到宗门方面,禅宗五家分宗并弘也存在——种不均衡的发展态势,各个宗派此消彼长。北宋初中期,是云门宗一枝独盛的局面,至于北宋后期,有学者以为“云门宗在禅宗思想上的贡献并不多,可以说在以后的禅宗思想史中,临济宗僧人就成了主角”。宋代禅学思想的传统在经过价值重建之后,适时适机,生发出黄龙派禅学思想。

  黄龙派禅风和禅学思想层面的变革,主要体现在发展出带有宗门特色的新方向:改易临济宗义玄禅师以来的当头棒喝的凌厉禅风,确定平易禅风为宗门特色;对汾阳善昭以来禅宗思想博物学的趋向呈现出反动,同时提出富有自身特色的禅法。黄龙派在具体禅法、禅学思想方面极富开创性,满足了当时思想状态下普世的心理诉求,其后嗣对文字禅、开悟禅、平实禅、无事禅等禅法的实践与批判,在传统禅学思想语境中,带来新的发展。

  首先,我们看黄龙派禅风从凌厉向平易风格的改易。临济宗早期禅法禅风的特征,杨曾文先生进行了系统梳理:“虽然临济义玄生前以‘喝’著名,然而,他也经常从正面讲述禅法进行引导。到他的后世弟子时,传禅方式的重大改变就是极少正面说法,而经常是说些含义模糊,乃至不着边际的话,或是问东答西,用反语,或一喝再喝,施之以棒,虽有诱导、启示学人自悟的意义,然而,对丛林禅风带来负面影响。”正面讲述禅法是所谓表诠,问东答西等等是所谓遮诠,都是禅宗解脱人道的权变法门。临济宗为指示学人开悟,有不少具体的禅法,如“三玄”、“三要”、“四喝”、“四料拣”、“四宾主”、“四照用”等,尤其以“喝”知名,如《人天眼目》记载:“有时一喝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喝如踞地狮子,有时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时一喝不作一喝用。”因此,以临济喝为中心形成凌厉的禅风。到风穴延沼禅师,“延沼的说法中对于间与答、语句与实际含义之间,经常是不一致的,含混的”。开示问答中以“不一致的,含混的”语言文字作为手段,不遵从语言逻辑,也是比较凌厉的禅风。再到首山省念禅师:“省念的禅法,所谓‘要行即行,要坐即坐。”颇有马祖以来作用是性、即心即佛的味道,首山省念开始表现去凌厉化禅风的取向。宋初的临济宗由首山省念及其弟子进行开拓,到首山省念门下法嗣汾阳善昭,从禅风角度看,善昭禅法仍然有“汾阳狮子”之说:“汾阳门下有西河狮子,当门踞坐,但有来者,即便咬杀。有何方便?人得汾阳门,得见汾阳人。若见汾阳人者,堪与祖佛为师;不见汾阳人,尽是立地死汉。”“但有来者,即便咬杀”之做派,凌厉之气尚在。

  个中不难见黄龙慧南以前临济宗历代大德持守凌厉禅风的走向。凌厉禅风的优点是,如果学人属于上根利器,在这样的刻苦钳锤下,可以迅速成长为龙象之器。但是其弊端同样鲜明,门户森严,有拒人于千里之外之嫌,很多学人对这样的苦心钳锤不能契机,转投它门,造成门庭冷落,给宗门的持续发展带来现实的障碍。

  因此,黄龙派的崛起,就充分吸收了临济宗发展过程中的教训,在禅法禅风的转换上完成了一次比较成功的转型。黄龙慧南禅师主导的平实禅法,其本质是由日常生活的各种事相人手,同时又否定超越各种具体事相,进入一种平实的终极境界,故它是体用一如的一个禅学概念。可以认为它既涵括日常事相,又提升为禅宗终极境界追求的一种规定性。与此同时,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执着于这样的规定性,因为概念亦是假象,并非真如,只有见诸相非相,方是解脱之境,故不再提倡凌厉之风。黄龙禅系后来亦提倡无事禅,其本质上与平实禅有一脉相承处,只是无事禅更加强调参修过程中,解脱悟道并不虚无飘渺,也不必专注于心性解脱层面的思维修。二者都强调从现象人手,日常生活的态度是心性的外现,现象亦能映现本质,实际上藉此可以勘破心中的有漏,只要能够达到随顺自适,无所挂碍执着,即可得解脱。平实之道依托的载体为平常作取说取,包括吃茶吃饭的日用之事,无事禅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言语道断的双遣双无,连无事、无二的所有执着都得破除。二者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皆是黄龙禅系引导学人向上的善巧方便之法。故险绝凌厉不再是黄龙慧南的主要禅风,如作为黄龙派纲宗的黄龙三关,其中“我脚何似驴脚”,意即显现出有情众生的千差万别都是绝对的存在,然而得涅槃寂静之境界者,这千差万别皆具佛性。黄龙慧南的语录中,闫孟祥先生认为“几乎未-见对学者的当头棒打”,以此为契机,黄龙后学的禅风全面趋向平易,不再凌厉险绝,这也是当时新的禅学风气。

  其次,对临济宗禅学思想博物学趋向的反动。五家宗派各有家法门风,流传宋代比较典型的纲宗,这里我们仅以当时传播比较广泛的几个宗派为例,如云门宗有“二句”、“抽顾”、“死句”、“活句”、“,—字关”等,临济宗有“三玄”、“三要”、“四喝”、“四料拣”、“四宾主”、“四照用”等,曹洞宗有“正偏五位”、“君臣五位”、“功勋五位”、“三渗漏”、“三种堕”等。宋代禅学的发展走向,不同时期必须有相应的调整。宋初的主要禅宗流派为云门宗和临济宗,云门宗在人宋之后盛极则多株守,面对云门宗在宋代初年的极盛发展局面,临济宗也得寻求宗门发展的合适路径,闫孟祥先生这样概括整个宋代临济禅发展的基本方向:“从引导获‘悟’的方法而言,禅理越来越完备。”“禅与社会、文化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另一种观点由土屋太佑提出,他认为:“宋代临济宗在汾阳善昭等一代人川现之后势力大增。这时期临济宗的思想有汇聚各派宗旨、形成庞大体系的‘博物学’倾向。这种禅风似乎与当时的文化风气有关系。”土屋所谓临济宗汇聚各派的“博物学”倾向的观点,与闫氏“禅理越来越完备”有异曲同工之处,颇具价值,这也是临济宗当时禅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新路径,虽说“博物学”禅学思想倾向并没有带来临济宗发展的实质性的推动。博物学禅法将禅学思想引向更加繁杂的领域,临济宗旨既已不少,还得兼通融汇其他宗派禅法,禅僧更容易成为学问师,语言文字各种名相法门,滋生禅障,影响其开悟成道,与其万法兼赅,不如持守乎实一法,故随即被黄龙慧南主导的平实禅等取代。

  从宗日本身的角度予以体认,渚宗禅学思想本质上具有同质性,禅学思想的差异更多方面体现在具体的禅法、禅风上。因此,博物学禅法汇通各宗思想,是宗门内在发展理路上的一种必然,尽管它不一定成其为主导。在这种诸宗汇通思想指导下,宋代禅师在不同宗门相互参访已经成为习惯,“各宗间互相参学久已成风,如法远慧觉参曹洞之大阳、慈明参云门之晓聪、义怀亦先参临济之归省。刻舟求剑,或固步白封之人,是人不了禅的堂奥的”。博物学禅法的提出,其实也是对当时禅门互相融汇实际情况的一个思想总结。

  博物学禅法倾向最终没有成为禅学主流思想,与其本具的不足直接相关。一则博物学禅法汇通各宗,成为禅法和禅学思想的大杂烩,博物而融通各宗成其为特点,同时于禅法本身,兼收并蓄导致它什么都不是,也失去丁其特色,这构成博物学禅法最严重的内在缺陷。二则博物禅只是禅宗思想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倾向,尽管土屋从汾阳善昭等人的禅学思想中归纳出,但是它并没有定型为一种严格意义的禅法。三则黄龙禅系摆脱传统临济宗禅法的窠臼,不时提出的平实禅、无事禅、开悟禅、文字禅等禅法,于禅宗的传统性中又有创新,能够与时俱进,更加利于它的传播渗透。

  黄龙慧南对于临济禅学思想的扬弃、东林常总对于平实禅的继承、真净克文提倡开悟禅、真净对杨岐派圆悟克勤和大慧宗杲开悟禅的影响、清凉惠洪对文字禅的持守与发扬等等,皆说明黄龙派在禅法方面有其特色,能够吸引当时的信众而占据主流禅学地位。

  综上分析,黄龙派对临济义玄以来的凌厉禅风逐渐加以改易,对汾阳善昭以来的博物学禅法趋向亦呈现出反动,同时提出包括黄龙三关等富有自身特色而且影响后世深远的种种禅法。因此,在得法这个层面,黄龙派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禅学思想体系的建构。

  二、得人:强调僧范以及宗门龙象的培养

  佛教二千多年的传播历史中,历代高僧其实在不断总结如何续佛慧命,保证佛教的正信。如《续高僧传》就强调:“惟道在人弘,义须知返。”故此后代论及宗门发展的教训时,是否得人成为相当重要的一项条件。

  黄龙派自从黄龙慧南之后,快速向制度化宗教体系转变。其中制度化层面的革新体现在:一则在僧范层面,黄龙大德能够率先垂范,以崇高的品格熏陶感染门弟子;二则僧材层面,强调对宗门龙象的培养,在传法手段方面苦心钳锤;三则在适当的机会,向丛林推介僧材,为禅宗的传播准备后备人材;四则用人时极尽慎重,尤其重视一寺之主的选择。

  僧范层面,黄龙派之所以能够在临济宗陷入危困的形式下迅速崛起,大有取云门宗而代之之势,在于黄龙禅师能够严以律身,率先垂范,以崇高的品格熏陶门弟子。《禅林宝训》曰:“黄太史鲁直尝言:‘黄龙南禅师器量深厚,不为事物所迁,平生无矫饰,门弟子有终身不见其喜怒者。虽走使致力之辈,一以诚待之。故能不动声气而起慈明之道。”从“器量深厚”的品格到门弟子“终身不见其喜怒”的修养,再到对待下人“一以诚待之”的磊落态度,足见黄龙慧南律身之严。又《山谷集·洪州分宁县云岩禅院经藏记》:

  韶阳老人得道于黄龙祖心禅师,被褐怀玉,隐约山间二十余年矣。自言山野不解世事,无出山为人意。邑中贤士大夫及其耆宿商度曰:“欲兴云岩法席,必得本邑道人,若是则莫宜韶阳公。”于是逼致之。韶阳公幡然受请,入居方丈之东死心寮中。居数月,粥鱼斋鼓,隐隐砧谹,闻者动心,升堂入室,肃肃雍雍,观者拱手。韶阳公曰:“与十方人作粥饭缘则可矣,非老人为道而来之意。古人云我若一向举扬宗乘,法堂前草深一丈,吾恐云岩门外荆棘生焉。”

  “韶阳老人”即黄龙第三代死心悟新禅师,其“隐约山间二十余年”是持守山林禅,人居“死心寮”是奉持正法,“恐云岩门外荆棘生”是荷担大法。如此事例甚多,不遑多举。

  黄龙大德的品格塑造亦可以见于困厄之时以及日常之事,《林间录》卷一云:

  南禅师住庐山归宗,火一夕而烬。大众哗噪动山谷,而黄龙安坐如平时。桂林僧洪准欲掖之而走,顾见,叱之。准曰:“和尚纵厌世间,慈明法道何所赖耶?”因徐整衣起,而火已及座榻矣。坐是入狱,郡吏发其私忿,考掠百至,绝口不言,唯不食而已。两月而后得释,须发不剪,皮骨仅存。

  寺院大火,慧南能够“安坐如平时”,火烧及座榻,能够临事从容“徐整衣起”;“考掠百至”,能够不诿过;“皮骨仅存”,能够无怨憎。高僧的品格风范,扑面而至。《禅林僧宝传》记载黄龙派第二代东林常总禅师:“山门遣化,多边徼瘴雾处,有死于其所者。总必泣设位祭奠,尽礼荐拔,以故人人感动。”对于一般的化缘禅僧,东林常总并不因为其地位低下而生分别之心,而且“设位祭奠”,是对卑微个体生命的尊重。《石门文字禅》云:“(惟清)翻然改曰:‘禅林下衰,弘法者多假我偷安,不急撑拄之,其崩颓跬可须也。’于是开法于淮上之太平。”在禅弊横生之际,惟清禅师敢于担当,亦呈刚烈之气,故堪为黄龙法门之栋梁。

  因此,黄龙派早期,涌现出一大批堪为僧范的大德,尤其是持守山林禅的禅僧,在僧范方面传留下不少经典的故事。黄龙派大德养成崇高品格,其僧范恩泽绵延千年,可以为后世法。这些僧范故事,极具传播效应,在当时可以熏陶近侍弟子以及信众,吸引各地学僧亲近黄龙禅法以及禅学思想,让黄龙禅学快速向全国范围传扬,故对于黄龙派的崛起,势必产生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

  其次,黄龙派早期大德极为重视僧材的培养,以本色予以钳锤,锻炼僧材。培植僧材的首要步骤,在于品鉴禅僧才具。例如《禅林宝训》中黄龙派第二代禅师真净克文说:

  予见黄龙先师,应世四十年,语默动静,未尝以颜色礼貌文才,牢笼当世衲子。唯确有见地,履实践真者,委曲咸褫之。其慎重真得古人体裁,诸方罕有伦比。故今日临众,无不取法。

  “确有见地,履实践真”的禅僧,需要丛林大善知识的识人慧眼,慧南禅师培植出门下九十余员善知识,充分说明其在僧材的品鉴选择方面着力甚巨。僧材的品鉴甄选阶段完成后,更加重要的是如何钳锤锻炼。《禅林宝训》记载:“黄龙曰:道如山,愈升而愈高;如地,愈行而愈远。学者卑浅,尽其力而止耳。惟有志于道者,乃能穷其高远,其它孰与焉!”鼓励禅僧求道,应该不惧高远,方能穷其高远。黄龙派早期师徒禅法授受和禅机勘验,其实也可以看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包括真净克文两次参访慧南,东林常总终生伺奉慧南等,都是宗师培植学人着力处,所以黄龙派早期在锻炼禅徒方面,有值得后人反思的地方。《山谷集·大沩喆禅师语录序》曰:“黄檗之虎乳数子,皆哮吼一方,弭伏百兽。”“黄檗之虎”指黄龙慧南,正是因为慧南培植出“哮吼一方,弭伏百兽”的黄龙后嗣,推促了黄龙派的迅速发展。

  培植锻炼僧材之后,黄龙派大德还重视在适当的机会,向丛林推介僧材,为学僧延揽声誉,使其资质增重丛林。东林常总堪为黄龙派培植僧材的干将,《禅林僧宝传》记载东林常总奖掖后学:“罗汉系南禅师,佑公之子。有禅学,未为丛林所信。至东林,总大钟横撞,万指出迎于清溪之上。于是诸方传之,号‘小南’,其成就后学又如此。”对于籍籍无名而且并非自己嫡嗣的丛林俊彦,常总撞大钟,千僧出迎,在奖掖后学方面,这是黄龙派推介僧材的经典实例。又如《五灯会元》记载开元子琦禅师被黄龙派尊宿荐举奖掖:

  四祖演禅师命分座。(开元子琦)室中垂语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为谁?”后传至东林,总禅师叹曰:“琦首座如铁山万仞,卒难逗他语脉。”未几以开元为禅林,请师为第一世。

  首先是四祖演禅师让子琦禅师分座传法,“铁山万仞”和“卒难逗他语脉”则是东林常总对子琦禅师禅学境界的评价,以丛林宗师身份为之延誉,接着又延揽他作为开元寺的开山长老。一步一步,绵绵密密,为丛林龙象之器搭桥修路,导向正道。

  黄龙派用人亦能极尽慎重,尤其重视一寺之主的选择,而且有不少经验总结,可以嘉惠后世禅林。慧南禅师曾经说:“住持要在得众,得众要在见情。”寺院中禅僧成分复杂,各色人等,欲求非一,如何御众,必须取得众僧的信服,要让僧众信服,首先得了解僧众的真实想法,可谓——语中的。除此,慧南以及门下大德留有不少住持的经验之谈,列举如次:

  黄龙曰:“夫长老之职,乃道德之器。先圣建丛林,陈纪纲,立名位,选择有道德衲子,命之曰长老者,将行其道德,非苟窃是名也。”

  晦堂曰:“住持之要,当取其远大者,略其近小者。事固未决,宜谘询于老成之人,尚疑矣,更扣问于识者,纵有未尽,亦不致甚矣。”

  死心谓草堂曰:“凡住持之职,发言行事,要在诚信。言诚而信,所感必深;言不诚信,所感必浅。”

  分别从道德建立、见识远大、言行诚信等角度强调住持僧的标准。我们重点分析一则材料:

  晦堂一日见黄龙有不豫之色,因逆问之。黄龙曰:“监收未得人。”晦堂遂荐感副寺。黄龙曰:“感尚暴,恐为小人所谋。”晦堂曰:“化侍者稍廉谨。”黄龙谓:“化虽廉谨,不若秀庄主,有量而忠。”灵源尝问晦堂:“黄龙用一监收,何过虑如此?”晦堂曰:“有国有家者,未尝不本此,岂特黄龙为然?先圣亦曾戒之。”

  作为一寺之主,黄龙慧南居然为监收人选这种很难说属于宗门大事之事迟疑不决。祖心一连推荐两位僧人,一则性格暴烈,一则清谨,但都不为慧南首肯,其中也可以见慧南识人之品鉴和用人之善任,如此住持,当然能够推动宗门的发展。

  “道在人弘”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是临济宗对黄龙慧南的争夺,《联灯会要》记载:

  师久依泐潭澄禅师,分座接物,名振诸方。偶同云峰悦禅师游西山,夜话云门法道。悦云:“澄公虽是云门之后,法道异矣。”师诘其所以异。悦云:“云门如九转丹砂,点铁咸金;澄公药汞银,徒可玩,入然,锻则流去。”师怒以枕投之。

  黄龙慧南早前师从云门宗大德泐潭怀澄,已经“分座接物,名振诸方”。但是后来接受临济宗云峰文悦禅师的导引,转投临济宗石霜楚圆禅师,在楚圆的苦心钳锤之下,“师于言下大悟”。后来慧南开法同安,“初受请日,泐潭遣僧来审。师提唱之语有曰:‘智海无性,因觉妄而成凡;觉妄元虚,即凡心而见佛。便尔休去,将谓同安无折合,随汝颠倒所欲?南斗七,北斗八。’僧归,举似澄,澄不怿。白是泐潭旧好绝矣。”“泐潭旧好绝矣”,说明黄龙慧南改宗的事实。这则禅门故事,对于当时家大业大的云门宗,并不成其为发展障碍,但是黄龙慧南倡导的黄龙派趁势崛起,则完全改变了宋代云门宗与临济宗相争的实力对比。

  重视僧材培植,尤其是精英僧材的培植锻炼,黄龙派于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黄龙派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快速向全国范围渗透。三、得地:巩固江西主要道场,迎合地缘政治

  早期禅宗的传承,不重文字义理,强调农禅并重,马祖尚有“——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规,故不重视在中心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传禅,而多寻找山林寂寞之地以利清修。尤其当时政府对东南地区的控制尚不严密,有利于禅僧的白垦自修。

  江西在北宋时期能够成为黄龙禅系的主要道场,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当时社会综合因素的推促。一则江西本来邻近禅宗发源地黄梅,再者六祖在岭南传法时期,江西是禅僧南北行脚的必经路线,兼之唐代后期石头希迁、马祖道一等宗师级大德在江西长时间的传禅,徒众甚多。黄庭坚这样说:

  江西多古尊宿道场,居洪州境内者以百数,而洪州境内禅席居分宁县者以十数。

  各种综合因素汇集,铬铸了江西作为黄龙派主要道场的基础。

  这里我们应该重点关注的是临济宗传禅地域以及主要道场的转移,临济义玄一直以河北作为临济宗的传禅核心区域,但是临济宗早期的传播,不论是禅师重规模还是影响范围,都比较有限。这之后的一个重大转变就是慧南之师石霜楚圆的北参南归,其人江西、湖南传禅,随之临济宗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禅宗宗派。《嘉泰普灯录》记载楚圆后来住持的经历:“于是法道大振。宜春守黄公宗旦请开法南源,次迁道吾、石霜、福严、兴化。都尉李侯遵勖奏赐命服、徽号。”“南源”即袁州南源山广利禅院,今江西境;“道吾”即潭州道吾山禅院;“石霜”即潭州石霜山崇胜禅院;“福严”即南岳山福严禅院;“兴化”即潭州兴化禅院,后四座禅院皆在今湖南境,可见石霜楚圆传禅的主要区域应该是湖南。

  真正把临济宗主要传禅道场转移到江西的就是黄龙派祖师慧南禅师。慧南35岁开悟,《僧宝传》记载其随后:

  居游同安,老宿号神立者察公倦行役,谓曰:“吾住山久,无补宗教,敢以院事累子!”而郡将雅知公名,从立之。请不得已,受之。’

  “同安”即江西永修县之同安崇胜禅院,同安神立老宿传住持之位于慧南,这是慧南住持之始。尽管后来经历庐山归宗寺、高安黄檗山寺、分宁黄龙山寺等住持之职,然而终其一生,都局限在今江西西北一带的偏远山区传禅。而且慧南禅师传法相当成功,“住黄檗,结庵于溪上,名曰‘积翠’。既而退居,曰:,吾将老焉。’方是时,江湖闽粤之人闻其风而有在于是者,相与交武,竭魇于道,唯恐其后。”不仅江西、湖南的禅僧,即便远至福建、广东,亦有禅僧远道而来学习黄龙禅法。慧南晚年住持黄龙山期间,影响更大,“住黄龙,法席之盛,追媲泐潭马祖、百丈大智。”从黄龙慧南门下可考的90多员法嗣来看,来源遍及全国,当时丛林,委实无人能出其右。发展到后期,江西禅宗道场规模越来越大,惠洪《石门文字禅·宝峰院记代》载录:“又黄龙、龙安、兴化、云岩四大刹,皆其遗地。相去百里,丛林之盛,冠映诸方。自大长老宝觉、佛寿相续而兴,禅学宗天下,衲子动成阡陌。”“宝觉”即黄龙祖心禅师,“佛寿”即黄龙灵源惟清禅师,不难见出当时黄龙派在江西的独领风骚,完成临济宗传禅中心由湖南向汀西的迁移,为黄龙禅脉开宗立派创造出条件。

  再者,黄龙禅僧亦能迎合地缘政治。黄龙派在江西主要道场的确立,与地方官府的支持有较大的关系。黄龙慧南持守山林禅,但最初在同安传禅亦得到过官府的支持,“郡将雅知公名,从立之”。黄龙山禅寺慧南之后第二代黄龙祖心禅师的承继住持,亦得到官府的确认支持:“熙宁二年洪州黄龙山南禅师宴寂,郡以其徒心师继焉,而升座于县之云岩院。”“郡以其徒心师继焉”,其宗门血脉之继承,得到宫府认同。《建中靖国续灯录》记载真净克文:“师云:‘大众,今日一会要知么?是大众成佛时节,净缘济会。大丞相荆国公及判府左丞,施宅舍园林为佛刹禅门,故请山僧阐扬西来祖意,诸人还会么?”’王安石舍宅为寺,并延请黄龙派真净克文作为开山之祖,实际卜是对黄龙派的护持。

  《石门文字禅》记载灵源惟清禅师:

  初开法子舒州之太平,衲子雷动云合而至。未尝谨规矩,而人人自肃,江淮丛林号称第一。洪州转运使王公桓迎公归黄龙,欲以继晦堂老人。

  宋苏辙撰《栾城集》卷二十五《闲禅师碑》云:

  南既寂,一时尊宿无有居其右者。熙宁年庐陵太守张公鉴请居隆庆,未期年,锺陵太守王公韶请居龙泉,不逾年,以病求去。

  新党中坚宰相张商英承嗣于黄龙派第三代尊宿兜率从悦,有很多类似的护法行为,列举几则如下:

  黄龙佛寿清禅师……张丞相商英始奉使江西,高其为人,厚札致以居洪州观音。

  丞相商英张公奏言师之苦志清修,直与佛祖同条共命。上大悦,颁赐封号曰本觉禅师,并袈裟紫金钵盂及一大藏教,更额“崇义”,及御制飞帛“皇觉宝殿”以赐。

  禅门灯录文献记载潘延之、程师孟、周敦颐为黄龙慧南法嗣,黄庭坚、王韶、吴恂、吴中立、王恒为黄龙祖心法嗣,苏轼、杨时为东常总法嗣,吕微仲为黄檗惟胜禅师法嗣,许为保宁圆玑法嗣,戴道纯为灵源惟清禅师法嗣等等,尤其是新党的部分中坚人物如王安石、王韶、张商英等对黄龙派的扩持,极大地刺激了黄龙派的发展。方立天先生认为:“人宋以来禅宗的外部环境,即与政治界、文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临济、云门和曹洞几个流派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赖于当地的统治者和地方势力的支持、维护。”正是因为僧俗两界的努力,能迎合地缘政治,黄龙派堀起则水到渠成。

  四、契机:黄龙派的契机契理

  在传法重“道在得人”的基础上,当代佛门大德净慧和尚还有拓展:“禅宗内务大门庭,其兴其废,皆系于人事天命,得人得时则行,失人失时则隐。”宗门的兴废,在于“人事天命”,宗门的传承,不仅需要“得人”,还得“得时”,也就是契机。

  中唐兴盛起来的禅宗注重自修白悟,其新异的参禅法门,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关注,甚至由此引发皇室甚至皇帝的兴趣,在宋代则很快超越其他教门,成为流传最为广泛的佛教流派,这是禅宗的契机。禅宗五家之一的云门宗,在北宋前期把握住了这样的机遇,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但是云门宗的强势发展并不意味着没有缺陷,在扩张过程中,云门宗的种种弊端渐渐彰显。首先是云门、临济的宗派内部纷争:争势力范围、争名闻利养、争僧才、争宗门正统、争获取官府的外护等等,不一而足。

  譬如传禅道场的纷争,《禅林僧宝传》载:“云门、临济两宗特盛天下,而湖湘多云门之裔,皆以宗旨白封,互相诋訾。”云门宗从江南起家,在北宋初中期盛极一时,在发展的顶峰阶段,与传禅重心转移到江西、湖南的临济宗发生激烈的冲突。宗教利益的纷争,宗门内部矛盾公开化,从最终的结果看,云门宗在北宋中后期基本上退出江西、湖南的传禅道场,应了盛极而衰的前训。《石门文字禅·请云盖奭老茶榜》云:“禅门分江西、南岳之五派,后世盛云门、临济之两家,至于流末之余,驯成戏论之谤。师承大坏,法道寝微,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实因兹而愈滥,坐令洞上之宗风,来振湘中之法席。”云门宗、临济宗末流“师承大坏,法道寝微”,弊端横生。新兴的临济宗黄龙派很快在江西、湖南站稳脚跟,随即向全国范围急剧扩张。《山谷集》记载:

  元丰三年夏四月,提点寺务司言大相国寺星居院六十区,院或有屋数楹,接栋寄阎,市井犬牙,庖烟相及,风火不虞,请合东西序为僧舍入区,以其六为律院,以其二为禅坊。诏可之,赐祠部度僧牒一百给其费。其六年秋七月落成,赐两禅院名,其东曰慧林,其西曰智海。尚书礼部言净因院僧道臻奉诏选举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今选于四方,得苏州瑞光院僧宗本、江州东林寺僧常总。诏所在给装钱上道,听乘驿。于是常总自陈老病山野,不能奉诏。礼部以闻,诏勿夺其志。总公天下大禅师,门人常数百或千人。

  “净因院僧道臻奉诏选举可住持慧林、智海院者”,其候选人一则为云门宗宗本禅师,一则为黄龙派东林常总禅师,说明黄龙派发展初期,已经有能够与云门宗相抗衡的僧才资本,尤其是“常总自陈老病山野,不能奉诏。礼部以闻,诏勿夺其志”,这种礼让,高于宗本的奉诏,实际上给黄龙派延揽到更好的声誉。因此,黄龙派数传之下,影响直逼云门宗。

  我们还可以简单对比一下云门宗走向官禅之后的弊端,《东坡志林》谓:“稷下之盛,胎骊山之祸;太学十万人,嘘枯吹生,亦兆党锢之冤。今吾闻本、秀二僧,皆以口耳区区,奔走王公,汹汹都邑,安得而不败?殆非浮屠氏之福也。”“本、秀二僧”指云门宗宗本禅师和法秀禅师,他们更多地考虑眼前利益,连世俗中人苏轼都能够看出这种官禅风气之不足道。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早期黄龙派持守山林禅,颇有山林苦修的枯淡之气。《五灯会元》记载泐潭应乾法嗣知和庵主:“师初偕天童交禅师问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绝顶,目视霄汉,为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时籍名官府,屈节下气于人者。”’“孤峰绝顶,目视霄汉”正所谓山林禅,而“籍名官府,屈节下气”正所谓宫禅,其间高下,不言自喻。又黄龙派第三代禅师惠洪所撰《林间录》云:

  予顷游京淮东吴间,法席至盛,然主法者太谦,以坏先德之式。如前辈升堂摄衣定,侍者问讯,退,然后大众致敬,侧立肃听。以重法故,于主法者何有哉?今则不然,长老登座,拱立,以迟大众立定,乃敢坐。独江西丛林,古格不易。

  “江西丛林,古格不易”的丛林风气,正是黄龙派早年持守山林禅的丛林风气,也是当时比较难得的丛林苦修风气,黄龙派因此契机而迅速崛起。

  “禅的本质是无碍的。各宗之间原本没有实质性的畛域界线,都可以互通互融,哪一家做得最好,便获得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冯学成居上如是归结。黄龙派的迅速崛起,与其得法、得人、得地以及契机皆息息相关,把握住时节因缘,在这样一系列因素中获得动力,因此得以迅速崛起。

  五台山研究2014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