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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的“句法”与诗的“活法”

作者:孙昌武

  宋人“以禅喻诗”,立意很有不同。影响较大的有“江西诗派”的“活法”说:“江西诗派”所主张的“活法”,受到晚唐五代以后禅风、特别是丛林问答商量中用“活句”的影响:他们开拓了“以禅喻诗”的一个新的方面:

  吕本中在《江西诗社宗派图》中提出“一祖三宗”之说,以杜甫为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宗,实际上这一诗派的开创者是黄庭坚:黄本是苏轼门人,为“苏门四弟子”之一。他与苏轼都习禅,同受到禅的熏染。但吕本中述江西派系,却抛开苏轼而远绍杜甫,这是因为苏、黄二人在诗创作的思想、艺术企向上确有很大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与他们所接受禅的薰习,对禅的理解的不同有很大关系?简单说末,苏轼及其一派(如吴可)论诗,主“悟人”,重在心性上的体验,他们不重“言句”,强调内心发露和灵感激发;而黄庭坚以及后来的“江西诗派”虽然也讲“悟人”,但更重“言句”特别是“句法”的表现。苏、黄行年大体不相先后,又有师友之谊,但由于他们接受的禅观与禅风不同,在“以禅喻诗”上则各取截然不同的路数,

  明人袁惨坡说:

  黄、苏皆好禅,谈者谓子瞻是士大夫禅,鲁直是祖师禅,盖优黄而劣苏也。

  这种“谈者”间的看法是有缘由的。禅宗初创所依据的四卷《楞伽》,把禅区分为四种: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禅、如来禅”,从而把禅宗的禅与以前的大、小乘各种禅法区别开来。南宗禅更强调自宗为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教外别传。中唐时宗密又区分外道禅,凡夫禅、小乘禅、大乘禅和如来清净禅。袁惨坡的说法,认黄庭坚的禅为祖师禅正宗,苏轼所习不外是土大夫的凡夫禅而已。这就指出了二人禅风的不同与高下。禅风的差异表现于涛,如吴炯说:

  ……后之学者因生分别,师坡者萃于浙右,师谷者萃千江右。以余观之,大是云门盛于吴,临济盛于楚。云门老婆心切,接人易与,人人自得,以为得法,而于众中求脚跟点地者百无二三焉;临济棒喝分别,勘辨极峻,虽得法者少,往往崭然见头角。

  这是用云门、临济宗风不同来比喻苏、黄诗法的差异:后来江西诗派推尊黄庭坚而无视成就远为巨大的苏轼,正与意识到这种差异有关。而差异的形成与禅宗的发展及薰习相关联。

  自唐末五代到苏、黄时期,禅宗的“五家七宗”相继形成。这一时期的禅宗向保守的贵族官僚靠拢,作风上则越发趋向形式化。五家七宗的分别主要在接引学人方式的不同。禅师们问答商量,斗机锋,谈公案,更加注重“言句”:这样,就失去了以前禅宗发达时期强调“自性”体认、肯定“平常心”的自由开阔的精神。苏轼的思想比较驳杂,他作为一个关心世事、热爱人生的文人和政治家,接受儒,道、佛以及纵横家,法家各种思想影响。他结交僧侣很多,与之关系亲厚者有佛印了元、东林常总等著名禅师。但他对当时流于形式化的文字禅兴趣不深,所重在禅思想的纯任主观、任运随缘的精神。而黄庭坚则与当时正处在兴盛期的黄龙派有密切交谊。他是黄龙祖心门人,又与祖心门下惟清等交往甚密。他本人有参“言句”的经验。如灯录等资料记载,黄龙晦堂曾以“吾无隐乎尔”提问他,他再三诠释,不得其意,时暑退凉生,秋香满院,晦堂因间:“闻木犀香乎?”山谷曰:“闻。”晦堂曰:“吾无隐乎尔。”山谷乃悟、。这即是一例。黎表民评论说:“平生正得参禅力,万里危途百不忧。黄龙老宿尔何子,蒿目会识东家丘。”而山谷所参主要是当时流行的形式化,文字化的禅,影响于其诗创作也是这种禅。

  五家七宗的禅由心性的探求转向注重接引学人的手段和方式,思想观念上逐渐走向僵化和浅薄,丛林中盛行看话头,斗机锋,流行用奇特的语言和动作来截断常识情解,让人们顿悟禅意。师弟子间问话驳难,如临大敌,努力在禅语的机巧上压倒对方。言句上特别要做到不落窠臼,不循旧辙,思路机敏,表达灵活,所谓“活泼泼的”、“死蛇弄活”。又有所谓“透法身句”、“临机一句”、“该天括地句”、“绝渗漏底句”、“提宗一句”,“直示一句”、“当锋一句”、“为人一句”等等提法。来自清说:“禅家却最能够活用语言。正像道家以及后来的清谈家一样,他们都否定语言,可是都能识得语言的禅性,达成他们的活泼无碍的说教。”、他正指出了禅家文字的这种特点。

  云门文偃法嗣德山宣鉴提出“参活句”:

  但参活句,莫参死句。活句下荐得,永劫无滞,一尘一佛国,一叶一释迦,是死句。扬眉瞬目,举指竖拂,是死句。河大地,更无淆讹,是死句。

  他还总结出著名的“云门三种句”,即涵盖乾坤句、截断众流句、随波逐浪句”。对他的这些看法,篇幅所限不能详释?概括地说,他不但反对泥于言句的钝根,也反对谈禅的一定程式(包括举指竖拂的动作),而要求根据内容、对象的不同,采用灵活多变的方式,来启发人体悟禅机。这样,禅师中把“参活句”当作一种修养,如护国钦禅师说:

  有句无句,明来暗去,生擒活捉,捷书露布。禅师们消极地避免承言者丧,滞句者迷,积极追求的则是一种特殊的言句——活句。黄龙慧南禅师有著名的“生缘在何处”等三句公案,丛林间称为“黄龙三关”。但如此参“活句”,却又是禅思想走向僵化的结果。

  禅人追求言句灵活,本与诗家相通。钱钟书说:“唯禅宗公案偈语,句不停意,用不停机,口角灵活,远迈道士之金丹诗诀。词章家隽句,每本禅人话头。如《五灯会元》卷三忠国师云:‘一点如流水,曲似刈禾镰’;卷五大同禅师云:‘依稀似半月,彷佛若三星’;皆状模心字也。秦少游《南歌子》云:‘天外一钩斜月带三星’,《高斋诗话》谓是为妓陶心儿作;《泊宅编》卷上极称东坡赠陶心儿词:‘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当尸照绸缪’,以为善状物;盖不知有所本也。”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禅语丰富了诗语。但另一方面,如把这些方法凝固为程式,特别是如果与内容表达的要求相脱离,则要论于形式主义了。

  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的多方面成绩,这里不拟细说。他论诗也《艮重创造性,如说:“妙在和光同尘,事须钩深入神。听他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但他追求创新却主要在“法”的方面,特别是在用语造句上。他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之说集中地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艺术追求。而这种理论正是借鉴了禅宗“参活句”的经验的。“点铁成金”见于雪峰义存法嗣灵照所说“金丹一粒,点铁成金;至理一言,点凡成圣”。后来雪峰悦对黄龙慧南评泐潭澄:“云门如九转丹砂,点铁成金;澄公药汞银徒可玩,人煅则流去。”他又说:“云门气宇如王,甘死语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语也。死语,其能活人乎?”“夺胎换骨”虽出道书,亦是暗用达摩付法,道育得骨,慧可得髓云云故事。前人评论这类作法是“剽窃”,是“形式主义”。实则它们也算是推陈出新的手段。只是离开内容而专从“法”上着眼,而又把“法”当成程式,则是问题了。山谷有些诗甚至是仅改动古人旧作几个字成篇的。这里举与禅宗有关的一例。华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干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山谷演为小词:“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深处,千尺也须垂。

  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夜静,满目青山载月归。”朱弁说山谷深悟禅家“死蛇弄活”之理,“乃独用昆体工夫,而造老杜浑成之地,今之诗人少有及者。此禅家所谓‘更高一著’也”。西昆体宗李商隐,但主要是模拟形迹,持扯事典。朱弁的评论,在称扬中也透露出山谷诗追求“言句”形式的倾向、后人评论其创作往往联系到禅的“言句”。如张戒说:“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李屏山说:“黄鲁直……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著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这都表明黄庭坚的创作重言句功夫,这种功夫又是与禅家重“活句”相通的。

  继承、发挥黄庭坚观点的有范温。他论诗也讲“识”与“悟”,但所“悟”主要在“法”。他名所著为《潜溪诗眼》,即诗的“正法眼”之意,其中主要阐发山谷的看法。他强调“句法”,说“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要人“作诗识句法”。他说:

  识文章者,当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千差万别,当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它妙处。

  这表明他已不讲通体透彻之悟,而强调悟得一处。他以杜甫《赠韦左丞文》和韩愈《原道》为例,说“文章必谨布置”;又区分诗的“形似之语”和“激昂之语”?尽管这些看法都有一定新意,却也清楚表明其所主之“悟”处偏在“言句”,这是与苏轼、吴可的论诗在方向上大相径庭的-

  江西诗派把黄庭坚的这派主张发挥得更充分,他们借鉴禅宗也更为自觉。刘迎说:“诗到江西别是禅:”“周紫芝评论突出强调倡“活法”的吕本中的地位:“吕舍人作江西宗派图,自是云门,临济始分矣?”“参照前引吴炯的话,可知这是指明到吕本中才凸显出山谷独创宗派的历史作用、

  宋代以禅喻诗者未必信仰禅宗,但江西诸子却多是习禅的。如被立为“三宗”之一的陈师道即精于内典,他表示要“暂息三支论,重参二祖禅”。江西诗派中又有“三僧”(善权,饶德操,祖可)那样的人物。这一诗派的重要人物韩驹是“病欲深耕归谷口,禅须末句问严头”,后人评论他“磨淬功深费剪裁,颖滨门下数清才。诸方参遍通禅悦,法眼拈成信手来”。吕本中与汪信民都“尚禅学”,饶德操称赞汪信民“参道甚力”,谢逸形容他“念彼泮宫老,官居寄禅寂”。曾几亦与吕居仁一样以“禅学之妙”而著名,友人汪洋赠诗说:“病根未解依谁住,试向昆耶问主人:不堪儿女来看病,生病庞公不度人。”把他比拟为唐诗僧、马祖道一法嗣庞蕴。汪信民又有赠谢逸诗:“……但得丹霞访庞老,何须狗监荐相如,新年更励于陵节,妻子同锄五亩蔬。”。也是把谢逸比作庞蕴。谢迈有怀饶节诗:“每忆诗人贾阆仙,投冠去学祖师禅。尘埃不染心如镜,妙句何妨与世传-”“可见饶节对禅的热衷,夏均父是饶节好友,所谓“平生老伴唯均父,马病途穷不著鞭”。又“三洪”(朋、刍、炎)是山谷外甥,在习禅上受到乃舅影响-如洪朋有诗说:“诗家今独步,舅氏大名稀,屈、宋堪奴仆,曹、刘在指挥,禅心元诣绝,世事更忘机。”这样,江西诸子多有禅的素养。他们在创作中不仅表现出禅的思想熏染,更能自觉地利用禅的表达方式。正是在此基础上,由禅的“活句”的启发总结出诗的“活法”。

  “活法”是江西诗派的一个主要理论主张。说得最清楚具体的是吕本中《夏均父集序》: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语活法矣。出

  他在诗中还说:

  文章有活法,得与前古并。默念智与成,犹能愈吾病。唯昔交朋聚,相期文字盟。笔头有活法,胸次即圆成。前时少年累,如烛今见跋。胸中尘埃去,渐喜诗语活。

  如此等等。他也讲胸襟,但主要把心悟落实在语句的灵活圆成上。他还强调用字:

  余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

  这就更局限为狭隘的用宁技巧了。

  这种活法被江西诸子的某些人推崇为独得之秘。曾几有诗说:

  学诗如学禅,慎勿参死句。纵横无不可,乃在欢喜处,又

  如学仙子,辛苦终不遇。忽然毛骨换,政用口诀故。居仁说活法,大意欲人悟。岂惟如是说,实亦造佳处。其圆如金禅,所向如脱兔。

  谢迈《读吕居仁诗》有曰:

  学道期日损,哦诗亦能事。自言得活法,尚恐宣城未宋人推重吕居仁“活法”的还有方北山:

  舍人早定江西派,句法须将活处参。参取陵阳正法眼,寒花乘露落毵毵。

  潘曾沂:

  寿春诗客紫薇郎,月印禅心易坐忘。活法真能换凡骨,至今人忆九经堂。

  史弥宁则从江西追溯到山谷句法:

  诗禅在在谈风月,未抵江西龙象窟。尔来结习莲社丛,谁欤超出行辈中。我知桂隐传衣处,玄机参透涪仙句。

  南宋中兴四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曾学江西诗,“活法”对他的创作影响很深。后人评论“诚哉万事悟活法,诲人有功如利涉”,“活句能参近自然,青莲以后此诗仙”蛆。他在《江西宗派诗序》中说该派结成是“以味不以形”。又说“间依佳句如何法,无法无盂也没衣”。这都更强调有法而无定法的一面。他又说“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把“活法”更向圆转自如的方向发展。他所创“诚斋体”的特点主要是构思新巧圆成,造语生动活泼。罗大经举—例说:“杨诚斋丞零陵日,有《春日绝句》云:‘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张紫岩见之曰:‘廷秀胸襟透脱矣。”,比较起来,“诚斋体”能“活”在句法之外,也注意到构思。

  宋代江西诗派之外讲“活法”的还有许多人。如张元干说:

  韩、杜门庭,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俱名活法。这种说法比较宽泛通达。他评山谷诗:

  山谷老人此四篇之稿,初意虽大同,观所改定,要是点化金丹手段。

  这又是称赞山谷的“点铁成金”法。张孝祥说:

  为文有活法,拘泥者窒之,则能今而不能古。梦锡之文,从者不胶干俗,纵横运转如盘中丸,未始以一律拘,要其终亦不出于盘:

  这里比喻无法而有法的道理很为生动亲切。张钱被认为“得活法于诚斋”,他称赞诚斋诗:

  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

  赵章泉则慨叹‘活法’之难得:

  活法端须自结融,可知琢刻见玲珑、涪翁不作东莱死,安得诗文日再中。

  后来直接阐发“活法”的,还有如俞有成《萤雪诗说》讲到“活法”有胸中、纸上二种,周孚论“活法当自悟中人”等等,都有新意。而不用“活法”一语来论“言句”的议论更多,也反映了“活法”理论在诗坛上的广泛影响。

  正如前已指出的,禅宗发展到重言句的文字禅,已走上了僵化的道路。追求禅语的“活泼泼”却正扼抑了精神的活泼生机。但受到禅的表现的影响,诗的语言和表达方式却取得了一定成就。受到禅的“活句”的启发而发展出的诗的“活法”,就是这种成就之一。讲究“字眼”、“句法”等等的“活法”,形成为宋诗的艺术特征之一。其积极方面是丰富了语言表现手段。当然也有消极方面,就是促进了宋诗“以文字为诗”的单纯追求形式的倾向。而从总的方面看,到宋代,禅宗的自由开阔的精神逐渐衰落,对诗的思想境界的影响已大受限制;加之“活法”之类的理论陷于文字障,结果又有严沧浪出来从新的角度“以禅喻诗”。他虽然也讲“须参活句”,但却意在“悟”的境界,努力于恢复唐人的兴象风神,克服江西诗派的弊端。不过时代不同了,这种理论尽管高超,实践中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摘自:《游学集录孙昌武自选集》孙昌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