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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安大师与几位湘籍居土的交谊

作者:王兴国

  敬安大师作为湖南人,与湘籍居士的交往应该是最多的。本文不可能将这些湘籍居土都罗列出来,而只拟将其中一些对研究敬安法师生平或湖南佛教有较大参考价值者,简要地加以介绍和分析。

  一、与宽慧居士郭振墉的交谊

  郭振墉(1870—1943),名本尧,字振墉,号涵斋,法名宽慧,湖南湘阴人。郭昆焘之孙,郭庆藩之次子。光绪十五年(1889)县试、府试均列前茅,录取为童生。次年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七年(1901)中举人。经过礼部考试,授内阁中书。晋升为候补道,五品衔。民国时曾任安徽检察厅长。晚年信佛弥笃,在家吃长斋,捐款建庙修塔,还经常向穷人发药施粥。死后遗命以佛家仪式安葬。长子郭道为,又名郭群,字筱涵,曾任湖南省水灾善后委员会职员,省文献委员会编辑组长,主编省志。郭振墉皈依过虚云大师,并且在民国二十三年(1934)与宝生法师等,力促虚云大师继承沩仰宗法脉。郭振墉与印光法师的关系也相当密切。他曾请印光法师校阅华悟栖居土所编的《卫生集》,以便印刷流通。印光法师校阅后写了一篇序。郭振镛的著作很多,有《湘军志平议》。《老子校注》、《郭汾阳奏议纂校》、《管子校注》、《涵斋集》、《清闻山馆经义》、《湘军兵制》、《湘军兵法》、《曾文正公语汇》,《郭庆藩行述》。有关佛教方面的著作有《韩文公论佛骨表纠谬》、《儒门放生》。《释门法戒录》、《居丧念佛通仪》(清稿本,不分卷)。《韩文公论佛骨表纠谬》是郭氏自己所撰写的著作,以清闻山馆名义出版于1931年,约2,4万字,正文之前有杜本崇和叶尔恺的序,正文为专驳韩愈的《论佛骨表》。《儒门放生》为郭振墉所编,1935年由公益书局出版。全书约3.8万字,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文”,辑选古代有关放生的诏、疏、碑、铭、记、论、书、引、说、志、文、赋等30多篇。第二部分辑选有关放生的诗100多篇。第三部分为附录,从历代正史及其他著作中辑选一些人物有关放生的言论数十条。《释门法戒录序》为郭振墉所编,印光法师作序。全书分别从《高僧传》、《缁门崇行录》、《法苑珠林》、《太平广记》、《佛祖统记》、《净土圣贤录》、《竹窗三笔》等数十种书中,择要摘录古今比丘、比丘尼的有代表性的传记,包括正反两方面内容,以供后世人效法或警戒。

  郭氏青少年时代即与敬安大师有交往。因为敬安大师的父亲曾是郭振墉家佃户。聂云台居士在《四十年亲历灵感汇记》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他偕湘阴郭涵斋居士朝普陀,遂至阿育王寺礼舍利。先至天童寺礼佛,天童寺为有名之古道场,距阿育王寺甚近。清末时,高僧八指头陀住持此庙。八指头陀本农家子弟,其父为郭居士家佃农,居士幼时常共游戏,后其父舍头陀与寺僧为徒,素未读书,在庙学课诵,始略识字。自以天资暗钝,对于经义不能了解为恨,遂辞师往朝普陀,并往育王礼舍利以开智慧。居育王数年,于佛诞日烧两指供佛,惟余八指,故称八指头陀。次年仍自觉慧悟未开,又于背上挖肉,炷油点灯。旋返长沙,过洞庭时,登岳阳楼,忽成诗一句,曰:“洞庭波送一僧来”。至长沙遇一僧,有诗名,即以诗句问之。僧云:“此句大佳,将来必能成诗家。”遂教以读唐诗三百首,前此固未读过任何古诗也。白育王归后,对于经典遂能了悟,解行相应,为僧界所推崇。而头陀仍习各种苦行,如狗钵剩饭,厨中馊饭,皆取食之。而诗名大著,清末大诗人王君壬秋(阊运)常与唱和。后赴宁波天童寺任方丈十数年以终。塔(僧墓立塔)在天童寺门外,塔旁建庙三间,内供头陀画像。予人寺听讲经,郭居土则至头陀塔庙内念佛二小时之久,云与老友共盘桓也。旋离寺,寺前有大树林长约一里,予等在深林中行,郭舆在前,行数十步,郭君伸首望后,问予:“汝闻香气否?”曰:“未闻”。又数十步,郭君又伸首出问:“闻香气否?”又数十步复问,皆未闻。后郭君告予云:“香气直送至树林尽处始止”。盖显然为头陀示现灵感也。

  聂云台的这段回忆虽然是为了论证“灵感”的可信性,但是却为我们提供了敬安大师与郭振墉家关系的一段珍贵史料。过去有关敬安法师的年谱资料,一般都只讲他小时候替佃主劳作,但都没有提供佃主的具体姓氏。而这个故事,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了佃主为郭昆焘家。这样,敬安法师作为湘潭人而在湘阴法华寺出家也就顺理成章,而且后来他与郭家人来往密切,也就比较容易理解。如传说指导敬安法师学诗的郭菊荪就是郭昆焘的后裔。而在《八指头陀诗文集》中,有敬安法师与郭嵩焘、郭昆焘(意诚)的唱和之作,还有<丁丑秋寄湘阴郭增颐少君》的一封充满感情的信。.这些如果从佃主与佃户关系进行考察,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视角。例如,在《丁丑秋寄湘阴郭增颐少君》一信中,敬安大师回忆了三年前他与郭增颐在一起“拾枯槎,煮野菜,歌明月,吟松风,诚一时之佳会,千秋之胜事也。讵料浮云一别,流水三年,海角天涯,睽违万里,鳞鸿罕遇,音问难通,望风怀想,能不怆然涕下者乎?”这是一种十分愉快的田园生活。

  二、与显宗居士曹耀湘和宝觉居士吴嘉瑞的交谊

  曹耀湘(?—1891),湖南长沙人,字镜初,法名显宗。咸丰元年(1851)中举人。曹氏与近代著名佛学家杨文会交往密切,并且参与过杨氏创办刻经处的策划工作。金天翮在《杨文会传》中曾写道,杨氏“乙丑(1865),来金陵,董营造廨宇,得经数种,与真定王梅叔耕心、江都郑学川书海、邵阳魏刚己耆、阳湖赵惠甫烈文、武进刘开生翰清、岭南张浦斋某某、长沙曹镜初耀湘游。以为末法世界,全赖流通梵夹,普济群伦。北方龙藏,已成具文;双径书本,又毁兵燹,于是发心雕刊藏经,俾广流通。书海旋作浮屠,名妙空子,创江北刻经处于扬州之鸡园。文会则就金陵擘画刻经事,日董理版筑,夜潜心佛典,自勘校刻印外,或诵经念佛,跌坐作观,往往至漏尽。”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曹氏参与了杨文会创办金陵刻经处的策划过程。至于他是否还参加了金陵刻经处的具体工作,则由于资料有缺,不得而知。但是有一个事实则是十分明确的,即他为了与杨氏分工合作刻印佛经,而创立了长沙刻经处。

  曹耀湘曾任曾国藩幕僚,在曾氏逝世后,受曾纪泽所托,于同治十三年(1874)领湖南传忠书局局务。曾纪泽还曾请杨文会来长沙与曹耀湘共商办好传忠书局之事。传忠书局局址设在长沙黎家坡遐龄庵内,开始时主要是出版曾国藩著作。同治十三年刻《曾国藩全集》、《十八家诗抄》二十八卷,《曾文正公杂著》四卷。光绪二年(1876)又刻《求阙斋读书录》十卷、《求阙斋日记类钞》三卷、《曾文正公奏议》三十一卷。大概与此同时,曹氏创办了长沙刻经处。据刘萍所编、刘志盛审校之《湖南近代印刷出版事业)一书稿称,长沙刻经处又名长沙经书印刷处,是曹镜初与王会共同创办的,与传忠书局一样,都是设在遐龄庵。长沙刻经处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对近代湖南刻经事业起了重大的作用。

  曹耀湘晚年与敬安大师也有所交往。光绪十二年(1886),敬安大师曾在曹氏的“竹蒲山房”住过,事后他写了一首《过曹居士竹蒲山房》的诗:“心旷山色远,衣寒松露滴。一径苍苔深,惟余虎行迹。”光绪十三年(1887),敬安法师再次住其家,并作《显宗居土竹蒲山房小住》:“林峦含瞑色,樵径罕人踪。寂寂一蝉语,苍苍万木重。寒泉生断壑,凉月透疏松。爱此草堂静,惟闻野寺钟。”

  吴嘉瑞(1852—1927),字雁舟,法名宝觉居士。湖南长沙人。他是曹耀湘的外甥。谭嗣同在《金陵听说法诗》的序中说:“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文会为第二导师”。诗中将二位导师分别比作文殊师利和维摩诘,对他们的说法评价很高:“文殊师利维摩诘,一一云中自出音。各各分途戒定慧,亭亭三界去来今。乾坤尚毁易何有,神鬼不知心所深。愿为恒沙留荆偈,依然建业暮钟沉。”吴氏受谭嗣同影响,也具有维新思想。光绪二十二年(1896),吴氏被任命为贵州都匀知府、贵东兵备道。二十三年(1897),被任为贵州百层河厘金局总办。局址设贞丰城内。吴带去一幕友名杨虚绍,亦湖南人,与吴为至交,共同醉心于维新运动。后在贞丰州城文昌阁内创立“仁学会”。每夜由吴、杨共选一讲演题目,或国际时事,或国内政治,或西儒学说,由杨在会内开讲,有时吴亦自往主讲。当时正值维新空气浓厚,地方官绅均不加干涉,工作进行非常顺利。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失败,吴嘉瑞因组织“仁学会”被清廷撤职查办,“轿杠”拿问进省(清律规定,缉拿一定级别的犯官,采用锁拷轿杠的办法)。吴嘉瑞离开百层后,贞丰“仁学会”转入秘密活动。民国成立之后,吴嘉瑞在长沙创立湖南省佛学会,并出任会长。“当时会场在黎家坡遐龄庵,所办讲演流通等事,极有成绩。一时政学名流,皆如蜂拥。盖实开各省佛学界之先河也。”1915年,吴嘉瑞出任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任期一年,用朱熹白鹿洞书院学规管理学校。在袁世凯复辟帝制期间,吴氏与叶德辉等人,提倡尊孔读经,向袁氏上表称臣。这大概是他只任湖南高师校长一年的原因。此后,吴氏即将主要精力用在学佛上。1920年12月2日吴嘉瑞与赵恒惕等18人曾联名邀请太虚大师赴长沙讲经。

  据《八指头陀诗文集》,敬安大师与吴嘉瑞最初的诗交始于光绪十一年(1885),这年敬安大师有《碧湖晚眺,与宝觉居士吴雁舟同作》。此后他们的诗交不断,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有《送吴雁舟编修人都》。这年吴嘉瑞赴云南典试,假道旋里,暂省先茔,由于时间紧迫,未与敬安法师会面,所以法师除了作这首诗以外,又写了《再与吴编修嘉瑞》的信,信中表示:“言念故人,益增怛侧。北地严寒,负暄宜慎。南鸿有便,冀惠尺书。”此后从1894年至1906年,他们有13年不见。1906年春,吴嘉瑞从日本考察归国,与敬安大师相遇于上海。大师为此写了一首诗,题曰:《余别吴雁舟太守十三年矣。丙午春,公由日本还国,遇于沪上,感时话旧,悲欣交集,因为七律一首赠之》。诗云:“长沙一别十三春,自首相逢倍苦辛。时事能令志士惧,高谈转使俗儒嗔。我虽学佛未忘世,公乃悲天更悯人。各抱沉忧向沧海,茫茫云水浩无垠。”这首诗深刻地反映了寄禅和吴嘉瑞的忧国忧民思想,也暗中透露出吴氏去日本的原因,可能也是为了探寻救国救民的方策。民国元年(1912),敬安法师在赴北京前曾有信寄吴嘉瑞。在这封信中,敬安法师既表达了对吴嘉瑞的深厚感情,更是清楚地表达了自己为法忘驱的大无畏精神。如说:

  乞衲徒高僧腊,无补缁门。内伤法弱,外忧国危。辄欲绝粒,促此衰龄,又苦被大众谬推总持佛会,责负有在,死非其时,且恐僧徒无识,为外界所刺激,资生既失,铤而走险,依附外人,酿成交涉,只得忍辱合垢,延此余生。妄冀能续一线垂危之慧命,用报佛恩。适南岳月宾和尚来甬,出示华简,远豁神襟,禅悦法喜,匪言可喻。遂与联袂北上,冀接世缘。云海荡胸,鱼龙听梵,芜台遥遥,冰雪载途。但愿佛日重辉,法轮再转,粉身碎骨,俱勿惜也。倚锡肃复,以答故人。湘上早寒,伏维珍卫。

  这是敬安法师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可以视为其绝命书。而通过敬安大师与吴嘉瑞的诗歌书信的交往,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感情是特别深厚的。

  三、与一广居士易顺鼎的交谊

  易顺鼎(1858—1920),字实甫,号眉伽,晚号哭庵,法名一广居士。龙阳(今湖南汉寿)人。其父易佩绅(1826—1906),字笏山,咸丰八年(1858)举人。从军川陕间,积功授知府。官至江宁,四川藩司。1894年夏,易氏为其母亲服孝刚满一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怀着一腔报国热忱,也出于建功扬名的希冀,投笔从戎。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镇守山海关,招他人佐军幕。1895年,清军一败涂地,派李鸿章赴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赔银两万万两。消息传来,易顺鼎极为愤慨,立即启程赶到北京,冒死向朝廷上疏,痛劾李鸿章的误国之罪,并极论辽东、台湾位置的重要性。不久,易顺鼎听到时任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成立-台湾民主国”,拟率军死守宝岛的消息后,决心赴台湾参加战斗。他昼夜兼程返回军营,哭着向刘坤一说:“愿只身人虎口,幸则为弦高之犒师,不幸则为鲁连之蹈海。”刘坤一深为感动,为他壮行。当易顺鼎抵达厦门时,台北却已经论陷,巡抚唐景崧已经化装成平民逃回内地。易氏留居厦门继续打听台湾的消息。在了解到前黑旗军主帅刘永福在台南领导台湾人民继续坚持战斗时,他不顾友人和刘坤一的极力劝阻,打扮成船员,带着简单的行李,乘英国爹士利号轮船在夜色中渡海,过澎湖,经鹿耳门、七鲲身,来到台南,为驻守台南的刘永福筹划抵抗日军。当时基隆、台北早已丢失,丘逢甲守台中不力也已内渡。这时,居然有一位道台大人易顺鼎从大陆渡海而来,对刘永福和坚持抗日的台湾军民,无疑是极大鼓舞。过了一段时间,因军饷没有着落,易顺鼎回内地筹措军饷。10月2日,由台南回厦门商借兵械的易顺鼎,接到张之洞的来电:“台事奉旨不准过问,济台饷械更叠奉严旨查禁。此时台断难救,且事必不能密,万一泄漏,徒碍大局,朝廷必然震怒;且东洋必更加诘责要求,岂不所损更多?是欲为国家而反累及国家也。此事关系重大,务望权其轻重,速离厦门,免生枝节为要。”易顺鼎闻电后,叹曰:“不意天子断送台湾如此之酷,全台亿万生灵从此遂无生路,冤哉!”为之感慨不已。

  易顺鼎是近代湖南乃至中国的一位著名诗人。他第一次与敬安大师结识,是光绪七年(1881)在宁波阿育王寺。当时敬安正在该寺参禅,而易顺鼎和袁俊良则陪同王闽运到此寺参观。当易顺鼎等三人在走近阿育王寺并且在路上念诗:“一步一步氽,氽过育王岭。”敬安大师触景生情,应声接句:“夕阳在寒山,马蹄踏人影。”此句使马上的三人都大吃一惊,从而与敬安大师交谈。从此敬安大师不仅与易顺鼎结识,而且成为了王阊运的弟子。易顺鼎与敬安大师第二次见面是在十四年之后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当时易顺鼎与他的父亲易佩绅同回湘。在王闾运召集的一次僧俗聚餐会上,敬安大师与易顺鼎再次会面。敬安大师于席上吟了一首《浩园夜集,次湘绮翁韵呈龙阳方伯遁叟易公》,诗云:

  禅栖罢清梵,寒夜访幽人。共有名园兴,来同法会亲。

  烟痕淡可掬,梅影瘦如皴。居士真摩诘,玄谈妙入神。

  林灯燃欲烬,池乌寂无声。自契空中赏,谁知物外情?

  苦吟霜入鬘,久坐月窥城。心地超诸蕴,如何可强名?

  敬安大师对易顺鼎道:“我还有诗赠你,以庆阿育王寺之会。”赠诗题为《赠哭庵观察,叠前韵》:

  风雅久寥落,沅湘复此人。高吟追屈宋,痛苦为君亲。

  壮志愁将尽,童颜忽已皴。千篇馀楚些,读罢欲伤神。

  微月生寒树,哀笳飞远声。谁将家国事,来系水云情?

  莫漫填悲海,相期憩化城。三生圆慧业,莲萼共标名。

  十二月初八,为易顺鼎之父易佩绅七十寿诞。敬安法师写了一首《寿遁叟易公》的诗。他在此诗的前言中说:“腊月八日为遁叟七旬诞辰,素蕉法师招湘绮、葵园两先生、李艺渊观察、黄芷胎孝廉及余于上林寺介寿,因作是诗。”诗曰:

  世尊成道日,遁叟诞生辰。细雨酿微雪,寒城近早春。

  且餐常住饭,休论未来因,久惜支公堕,何堪更转轮!

  此诗最后两句,敬安有夹注:“久惜支公堕”注:“叟自云前身为支道林”,“何堪更转轮”注:-叟有‘来生作转轮王,之愿,故云。”在这次寿宴之后,易顺鼎作了《浩园雨集探梅,侍家大人坐,和答芳上人、敬上人》,诗云:

  湘中诗客两比邱,余事好入名山游。南登九华试行脚,东浮瓯越回遍舟。

  几年飞锡返乡国,衲衣尚带云霞色。嗟余卖药欲逃名,岂意行踪僧尽识。

  浩园寒意何萧疏,闻道中丞方禁屠。雪虽未快雨先喜,清斋感召通雩吁。

  比邱能诗复爱客,灵山法会龙华席。道俗相期共岁寒,况对初梅红寂历。

  园中昔日盛文酒,雅谑清篇传万口。大运何妨有废兴,空相本来无净垢。

  高僧传里旧支公,化作壶天一遁翁。四海还陪习凿齿,醉乡共访王无功。

  微生已誓除诸妄,扫尽狂花见真放。请约石门诸道人,明年携手香炉上。

  《八指头陀诗文集》中与易顺鼎有关的诗,还有光绪二十二年(1896)《余将随哭庵观察游庐山,为事所阻不果感赋,并寄归宗修法师》;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二十二日,哭庵观察集道俗十六人于浩园精舍销夏》;光绪二十四年(1898)《送易实甫观察之江南》、《题哭庵观察所藏张梦晋画轴》;光绪二十五年(1899)《赠哭庵观察,叠前韵》、《感怀二首,三、四叠韵》、《重赠实公,并题其(昆仑集),七叠韵》、《八叠韵,送实公人都》。在这一时期,易顺鼎曾赴沩山与敬安法师作沩山游。在敬安法师光绪三十四年(1908)为易氏所写《戌申夏六月,为易哭庵观察聊题五律四章》之二中有一夹注:“余与观察游沩山,有五绝门影诗百余首,今装成长卷。”现存《八指头陀诗文集》中,不见这些诗。考敬安法师任沩山方丈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四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八月。易氏与敬安法师游沩山,应该就在此段时间之内。伍国庆所写的《天籁诗禅》将此事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九月,就时间来说是有可能的。而且在此期间,敬安法师也的确有一次沩山之游,但根据其诗所载,同游者中并没有易顺鼎。

  1901年,易顺鼎曾写《再叠寄笠云、八指》。诗云:

  几度僧房共食瓜,回头已是好年华。

  新秋鲈美且归矣,畴昔鹤来非子耶。

  渐老色身如病树,欲捐文字戒狂花。

  何当万事销除尽,凿齿弥天栽一车。

  1902年,敬安大师作《寄题易哭庵观察庐山琴志楼,叠前韵》,诗云:

  大好琴楼近石门,等闲抛却绿萝村。

  且寻笠屐林峦约,远避风涛海国喧。

  三峡泉声苏渴病,五峰云气净诗魂。

  匡庐山色清如许,中有莲花旧社存。

  这些诗回忆了他们之间交往的愉快时光和对“远避风涛”、“万事销除”生活的向往。

  1908年6月,易顺鼎从罗浮来到上海,在旅店遇到敬安法师,法师邀请他游天童。易氏一个人独往灵峰寻葛仙翁遗迹,还礼育王塔,过鬼谷洞,写了多首诗词赠敬安法师。其中包括《明州天童下院,赋示寄公六首》、《由天童下院登小舟往天童,道中作五首》、《雨中发小白岭,宿天童寺作歌》、《由天童过杜孝子祠,访灵峰、育王两寺,纪游六首》、《游灵峰寺,访葛仙遗迹作歌》、《阿育王寺观舍利塔歌》、《鬼谷子祠》、《天童赠寄师歌》、《偕寄上人遍礼天童诸祖塔院,感赋》、《过云居、云龙两庵作》、《乘月由诸庵返》、《夜色口号》、《月夜偕上人礼义兴祖塔,因悲先君前生本支公道林,寄上人亦知其事,涕泣泫然有作》、《天童山中,月夜独坐六首》等。而敬安大师也作了多首诗词与之唱和:《戊申夏六月,为易哭庵观察聊题五律四章》、《月夜舟中与哭庵话旧,得四绝句奉赠》、《普陀山,次易哭庵观察原韵二首》、《白莲台题壁,次易哭庵观察原韵一首》、《再次哭庵观察感怀原韵三首》、《登洛迦山,次哭庵观察原韵四首》。这次相聚,是他们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比较长时间的相聚,留下的诗也是最多的。其中有的诗感情十分深厚。例如易顺鼎的《天童赠寄师歌》,可以视为一首关于敬安大师的史诗:

  越中名山称四天,乃是天台、天姥、天目兼天童。

  天童一十有入峰,中峰太白尤穹窿。

  下蟠鳌轴压碧海,上应象纬通苍穹。

  昔有一千五百僧,又有二十余里松。

  大厦高檐耸天半,撞钟击鼓闻江东。

  历晋唐宋称大雄,国初诸老承宗风。

  后来法门颇颓废,禅诵响绝青山空。

  吾师寄公振衣起,乃是潇湘好男子。

  煨芋一辞南岳云,浮芥两渡东海水。

  振兴龙象得战胜,感化蛇虎供驱使。

  一千五百之僧复有三百僧,二十余里之松复有四五里。

  莫道沩山水牯牛,雪山狮子差堪比。

  与师相别经几年,岂期相遇吴淞边。

  邀我天童看山色,挂帆共泛明州船。

  回忆听雨大沩之高楼,泛舟岳麓之晴川。

  昔时安乐今忧煎,昔时壮盛之华颠。

  先公已归兜率天,此身恨不沉黄泉。

  昨闻笠师亦怛化,往证极乐西方禅。

  嗟我与师钝且顽,饱历患难身犹全。

  我血已冷师血热,宜以我冠为师冠。

  吾师复忧国水旱,欲以性命牺牲捐。

  今朝祈晴果有效,信知感格通幽玄。

  (师每闻灾珍,辄祈祷涕泣,愿以身代。

  连月东南各郡苦雨,师昨念及,即率众祈祷,果晴。)

  我有数椽屋,乃在五老峰下金井与玉渊。

  师怜我不归,欲往代守山中田。

  念师甚可感,劝师且勿然。

  师在天童六七载,始得有此僧数百众、有此屋数百间。

  况有十万青松十万山,非师管领那得留此一片佛土

  以容我辈来结莲社高僧缘?

  我鬘未成霜,师鬘未成雪。

  共保岁寒心,共保岁寒节。

  入山两日又将别,世事茫茫那可说?

  嗟我生平爱吴越,夜梦飞度镜湖月。

  安得与师同游天目、天姥与天台,然后再返天童看太白?

  四、与双清居士熊希龄、虎头陀杨度的交谊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法名妙通,自署双清居士,湖南省凤凰县人。在湖南的戊戌变法活动中,熊希龄在创办时务学堂、《湘报》和南学会等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民国二年(1913)七月,熊就任民国第三任总理,受命组阁。其组阁原则“不管党不党,只论才不才”,最后组成了有梁启超、张謇等参加的所谓“人才内阁”。熊希龄之于佛教,早有因缘。他早年与谭嗣同、梁启超等友好,固曾谈及佛学。他的同乡兼方外的好友敬安大师对他也有影响。民国元年(1912)社会上有“庙产兴学”之呼声,敬安大师时任宁波天童寺住持。他为保护寺产,维护佛教,乃在上海联合十七省僧侣代表,成立中华佛教总会,被推为会长,并且迎揽熊希龄为副会长。后来,湖南宝庆有攘夺寺产销毁佛像之举,当地僧侣联名具状北京内务部,内务部民政司长杜某抗不行文,湘僧请寄禅北上交涉。民国元年(1912)十一月一日,敬安大师抵京,由法源寺住持道阶陪同赴内务部,与民政司长杜某洽谈,杜某言辞不逊,意在恫吓。敬安大师受了侮慢,回到法源寺,颇为气愤,胸中作痛,未几就寝,第二天为人发现他已圆寂在床上了。全国僧侣群情激愤,希龄与寄禅既是同乡,亦是诗友。他时在热河都统任内,闻讯以事态严重,乃晋京谒袁世凯面陈原委,政府乃以教令公布《中华佛教总会》章程,佛教总会至此始取得合法地位。民国二年(1913)二月,中华佛教总会以会章既经政府公布,乃在上海静安寺开成立大会,各省代表齐集,选举冶开法师和熊希龄为会长。冶开法师(1852—1922),是江南四大丛林之一的常州天宁寺方丈,在佛教中声望素著;希龄则是以对佛教护法功德及社会清望而当选。

  杨度(1874—1931),原名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虎陀,湖南省湘潭县人。杨度与敬安大师均受学于王闽运门下。1904年,敬安大师曾有《杨皙子孝廉远适日本,作此奉寄》一诗:“借问吾湘杨皙子,一身去国归何时?故山猿鹤余清怨,大海波涛动运思。独抱沉忧向穷发,可堪时局似残棋。秋风莫上田横岛,落日中原涕泪垂。”1919年,在敬安大师圆寂七年之后,杨度将其诗文合刊为十九卷。并且写了一篇序。序称:

  惟师自出家后,远游于外。其先茔在姜畲,偶归拜墓,因来相访,予始识之。闻其自言初学为诗甚苦,其后登岳阳楼,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来。”后游天童,作《白梅诗》,亦云灵机偶动,率尔而成。然师诗格律严谨,乃由苦吟所得。虽云慧业,亦以工力胜者也。师曾宿予山斋,予出屏纸,强其录诗。十字九误,点画不备,窘极大汗。书未及半,言愿作诗,以求赦免,予因大笑许之。自后,师不再归,予亦出游湖海,流离十有余载,中间未曾一见。惟予居日本时,师自浙江天童山寄诗一首而已。民国元年,忽遇之于京师,游谈半日,夜宿于法源寺。次晨,寺中方丈道阶法师奔告予曰:“师于昨夕涅槃矣。”予询病状,乃云无病。道阶者,亦湖南人。妙解经论,善修佛事,师之弟子也。予偕诣寺视之,遣归葬于天童,并收其平生诗文遗稿以归,待乞湘绮先生为删芜杂,以之付刊。先生暮年耽逸,久未得请。予亦因政变,身为逋客,未暇及此。湘绮先生旋复辞世。更越二载,予得免名捕,复还京邑。始出斯稿,以付手民。然未敢删定,仅整齐次第之而已。

  杨度出版的这本《八指头陀诗集》,是在陈三立、叶德辉等人已刊诗集十卷的基础上,将其未刊的八卷,按敬安法师自己所定编为续集,再加上杂著一卷,合计十九卷,于民国八年(1919)十二月出版,从而使大师的诗文得以完整保存。(作者: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佛慈祖德茶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册 敬安长老思想研究 纪念敬安大师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