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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发现的密教遗存及其所反映的密教史问题

作者:温玉成

  1949—1989年的40年间,文物考古部门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或重新鉴定了)大量的密教遗存,本文拟就其重要发现作一综合评述,并就密宗史上的若干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深入研究。

  学术界通行的观点认为,瑜伽密教是在“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人华后建立的。但在佛教僧传的记载中却并非如此,道宣《续高僧传》卷2《达摩笈多传》云:“初,开皇十三年,广州有僧行‘塔忏法’……又行;白朴法’以为灭罪,而男女合杂,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响同行。官司检察,谓是妖异……勅因断之。”这说明,早在开皇十三年(593)以前,广州、青州的僧人和居士就有“男女合杂,妄承密行”者。赞宁《宋高僧传》卷3《智通传》不但记载贞观、永徽年间智通译出了一批密宗典籍,而且明白指出:“又云行瑜伽密教,大有感通。”周书还记述:永徽年间,由中印度僧阿地瞿多(无极高)主持,在长安慧日寺建立了“陀罗尼普集会坛”。又据崔致远撰《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云:神功元年(697)为讨契丹命法藏以左道诸法“建立十一面道场,置观音像行道”;景云再春(711)命法藏依《大随求》经结坛,净写《大自在陀罗尼》投于龙湫祈雨雪。

  我国最早的、较完整的密教遗迹于1986年前后发现于洛阳龙门石窟,计有六处:

  1.刘天洞,位于龙门东山擂鼓台。平面略呈方型。从立面看,分上、下两层。上层环绕三壁造一坐佛并夹侍之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窟门外为二力士;下层正壁中央造大日如来并二夹侍,两侧壁上各造十身菩萨装坐像(头戴宝冠、披云肩、系缨络、佩臂剑)。该洞立面的右上角被天授三年(692)小龛打破,证明刘天洞雕造时间早于692年。这是已知我国最早的一铺大日如来造像。上、下两层造像似表显密并宏之意。

  2.擂鼓台南洞,位于龙门东山擂鼓台。平面略呈方形,穹隆顶,窟内中央设低坛。四壁及窟顶遍刻与刘天洞同式的菩萨装坐像1000多身。时间约与刘天洞同时。坛上主像已失。

  3.擂鼓台北洞,位于龙门东山擂鼓台。平面呈马蹄形,内造三身坐佛(左侧佛像已毁),大日如来居中。窟门外左右各雕一身阿阇梨(右侧者已毁)。据该窟立面的窟楣被开元六年(718)刘合山救苦观世音菩萨龛所打破,可证擂鼓台北洞早于开元六年。

  4.千手千眼观音龛,在东山万佛沟东侧北崖。观音雕像高219厘米,头戴七宝天冠,天冠正中有化佛像,三目,八臂,身外周围刻千手,每手心刻一目。八臂手中未持法器,身披缨络。这种不持法器的观音是早期的形象,应是根据智通的译本造出。雕造时间约在武则天至中宗时期,应是我国最早的千手千眼观音造像。

  5.千手观音像,在上述千手千眼观音龛之西,高平郡王洞下方以东。千手观音龛被组合在一个方形小洞的东壁上,已残,时间约在武则天至中宗时期,有显密并宏之意。

  6.十一面多臂观音龛,在西山惠简洞上方,位于方形小洞南壁,已残。时间约晚于永隆,阜于中宗时期。

  另外,在龙门西山莲花洞有如意元年(692)史延福造出的佛陀波利所译《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距该经译出(683)仅10年时间,是我国最早的刻本。在擂鼓台中洞,有武则天时期刻出的玄奘所译《六门陀罗尼经》。

  龙门石窟中保存了一批我国最早的密教石刻绝非偶然之事。一方面,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于东都洛阳上林园立“翻经馆”以来,洛阳成为翻译密典的重镇,伽梵达摩、智通、地婆诃罗、宝思惟、菩提流志、义净等中外高僧,不但泽密典于洛阳,而且许多高僧灭度后归葬于龙门。唐玄宗以来,善无畏、金刚智、般刺若等也归葬于龙门。另一方面,武则天久居洛阳,既崇佛道,又尚神异,密教传布,实属自然。第三,显密并举,亦时代风尚。华严宗的法藏、禅宗北宗的一行等大师也兼涉三密之事。

  龙门早期密教造像影响所及,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武周时期造像中已见之。宿白教授在《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中论述如下:“擂鼓台北洞前壁所雕观音变像,给我们了解莫高窟早期密像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其高窟现存较明确的最早的密教形象,也出现在武周时期窟室的前壁,如第321、331号两窟窟门北侧和第334、340号两窟窟门上方的十一面观音以及第341号窟门上方坐佛两侧的八臂观音。”

  唐玄宗以后直至晚唐五代的密教遗存屡有发现。

  1959年,在西安市唐安国寺遗址出土了不动明王等十件贴金敷彩的密教白石雕像,高度在52—55厘米之间,应是盛唐时期该寺曼荼罗中陈设之道具。1964年,在江苏扬州邗江县瓜洲镇八里许庄倒塌的唐塔下,出土了一批石雕像。其中有六臂十一面观音像一身、六臂十二面菩萨像一身,均为中唐所作。十二面菩萨不见于佛典,传说它是南朝梁高僧宝志(418—514)“化现”的形象,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曾赐宝志号“道林真觉菩萨”。1976年,在河南荥阳县大海寺遗址出土石刻坐佛8身、菩萨像18身。其中有十一面观音像和天王菩萨像各一身,造于长庆年间(821—824)。观音的“面相”排列自上而下是八、三,而扬州那件的面相却作一、四、五、一排列。所谓‘天王菩萨”像,其义待考。

  1983年,在西安市西郊一座中唐时期古墓中,出土了一件鎏金铜臂钏。在臂钏的小铜盒内,盛着一幅绢画曼荼罗(约26.5厘米见方),中央绘三眼八臂大随求菩萨坐像,左四手分持轮索、三叉戟、宝幢、梵箧;右四手分持五钴杵、斧、拂子、宝剑。其四周用悉昙体梵文书写咒语,夹以汉字供养者姓名“焦铁头”、“一切佛心咒”、“灌汤”、“吉界”等。最外环以十六方格,每格中绘一种法宝。近年发现了日本弘法大师空海在日本复制的《金刚九会曼荼罗》绢画(高111厘米、宽91.5厘米)。据周绍良教授考定,其所依之原本,应绘于贞元二十年(804),反映了不空至惠果时代的“九会”次第。

  1987年发掘的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塔地宫,出土了咸通十四年(874)唐懿宗等供奉的大批名贵佛教之物。地宫前、后室均作密坛布置,有护法天王、灌顶用法器等。地宫中盛放第三枚佛指舍利的盝顶银宝函上,既锤铢出曼荼罗,中心是大日如来像。密宗大师智慧轮(般若斫迦)奉献了金函、银函及银阏伽瓶四件,时间为咸通十二年(871),银函铭曰:“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佛祖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苾刍智慧轮敬造……”智慧轮见于《宋高僧传·满月传》,梵名般若斫迦,著有《明佛法根本碑》、《示教指归》、《圣欢喜天式法》等,“皆大教之钤键也”。传法弟子绍明于咸通年中(860—874)曾刻石纪传,后被谥为“遍觉大师”。

  在敦煌,盛唐时期出现了一批有密教造像的洞窟,最值得注意的是第148窟。该窟门上面千手千眼观音,南壁设如意轮观音龛、北壁设不空羂索龛。该窟竣工于大历十一年(776)。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1—848),密教造像更加发展,两身尊形成组的情况盛行:如意轮观音与不空羂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与千手千钵文殊;双十一面观音;文殊变与普贤变;双地藏、双天王等。约在此期的晚期,文殊变有了五台山背景,天王则出现了毗沙门天王决海和东方提头赖叱天王,观音则出现了金刚杵观音、杨柳枝观音等形象。在主室窟顶出现了羯摩杵(交杵),以示加持。在晚唐张氏时期,密教形像有了新的组合,出现了密教经变——《密严经变》,第156窟(865)、14窟和16窟较有代表性。

  近年来,对四川巴中南龛、资中、安岳、广元、大足等处的石窟调查中,也发现了一批中、晚唐时期的密教造像。题材有地藏、毗沙门天王、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诃梨帝母、毗卢佛等,时间集中于g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唐代密教寺院遗址的调查,已发现了埋葬善无畏的广化寺遗址(洛阳龙门西山北阜)、埋葬金刚智的奉先寺遗址(龙门西山南阜)。唐代密教寺院遗址,唯有长安青龙寺作过勘察(1983)和发掘(1973—1980)。发掘表明:青龙寺位于唐长安城新昌场坊十字街东南角,遗迹有殿堂(28。75X21.75公尺)、回廊、僧房及塔基等。寺院的布局是:广阔的前庭以大塔为中心,后院的主体建筑是殿堂。大塔东侧50公尺处,另有一处殿址。青龙寺是不空的弟子惠果(?-805)等人的道场,日本空海(774—835)在此寺从惠果受两部密法。日本“人唐八家”中,有六家受法于此。

  自唐武则天以后,僧俗皆广造经幢,1949年前后都有大量发现。经幢上所刻陀罗尼,据说有免灾和超度亡灵之功效。20世纪70年代在龙门天竺寺遗址发现的“尊胜幢塔”(850)残件(复钵),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心中心真言》、《广大宝楼阁善住秘密陀罗尼》、《随心真言》及《大轮金刚陀罗尼》,这是为禅师则上人所作的墓幢。此幢表明:显教僧人亦广摄真言,但不等于归依密教。

  中外学术界曾普遍认为:唐武宗灭法以后,汉地密教“渐至绝响”,师承中断,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佛教协会于1956—1958年中,对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进行了调查、发掘和拓印工作,获巨大成果。金皇统四年(1147)所刻《释教最上乘秘密陀罗尼集》30卷,是一部元代以后佚失的珍贵密典。该书是唐乾宁五年(890)“唐上都安国寺传密教超悟大师,赐紫、三藏沙门行琳”所集。行琳,僧传失载。据刻本自序称:“洎我开元年中,厥有释迦善无畏三藏、金刚智三藏、不空三藏三大阿阇梨继至长安……师资传习,代无间焉。行琳不揆疏昧,幸早宗师,勉殚澄襟,讨探积岁…..·况佛日沉晖,像教荒坠,悬丝残响,孰几担护。每渐薄佑,虚会明时,奉持之愿虽深,崇绍之能匪力。孰彼显教,代有英才;省我密宗,缁流少习。益以寇乱之后(成按:指875—884年之间的黄巢起义),明藏星隳,虑渐陵夷,敢申微志。乃询诸旧译,搜验众经,言多质略,不契梵音。今则楷切新文,贵全印语,希总持之不坠,誓宏炬以长辉……”这证明:密宗虽已衰微,但却“师资传习,代无间焉”。在房山石经中,有不空译《梵本心经》,元代后佚失,今重发现,弥足珍贵。

  五代时,密教有复兴的迹象,称为“大教”。后唐至后晋时,有西域僧嗷日罗三藏,在洛阳行瑜伽教法,凤翔法门寺僧志通游洛下时,曾礼师之。前蜀光天元年(918)有摩揭陀国三藏钵怛罗至四川弘扬密教。后唐时,风翔僧人道贤(?-936)是五代时最有影响的大阿阇梨,他改进了坛场,以粉饰之,人称“粉坛法”。清泰元年(934),随末帝李从珂人洛阳大宏密教,后卒于洛阳,葬于龙门。赞宁曾评论说:“今两京传大教者,皆法孙之曾玄矣。”五代时,洛阳、陇坻、灵州是传布密教之重镇。

  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购进一件五代时吴勿昌供养的八臂九面观音像绢画。观音立像之左右,各有上下三小幅观音灵异故事画,据考证,这是一幅挂幡。

  五代至两宋时期,四川民间密教大为发展。在四川大足县宝顶山所刻的《唐柳本尊传》,填补了佛教史之缺文。该传称:柳居直(855-942)是一位居士,因种种苦行感动了“江渎神”、“大轮明王”、“文殊大圣”应现。他专持《大轮五部咒》(从《瑜伽经》中略出之念诵仪轨),被前蜀主王建赐以“唐瑜伽部主、总持王”之号。此后。又有一位赵智风(1159-1249),自称是继柳本尊而宏传瑜伽密教,大足宝顶山即是他主持营造的道场。

  五代至宋初的四川石窟密教造像,主要分布在大足北山佛湾。大足佛耳岩、安岳庵堂寺、安岳卧佛院,安岳圆觉洞、资中西岩和眉山县大佛岩等处,造像内容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观音与地藏、白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羂索观音、六臂观音、大威德金轮炽盛光佛、毗卢佛、不动明王、毗沙门天王等。纪年铭则在913-1001年间。

  曹氏统治敦煌时期(五代初至北宋仁宗初),莫高窟新流行的密教题材,以多种形象的观音最突出,如水月观音、马头观音等等。曹氏晚期,出现了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变、地藏十王与六道轮回和单独的天王堂。第35窟属于曹延禄时期,所绘金刚界五佛已具有五种生灵座(狮,象、马、孔雀、大鹏)。安西榆林窟第35、36号窟也属于曹氏时期所造。

  南宋时的四川石窟密教造像,以大足宝顶山和安岳为最多。宝顶山的孔雀明王、毗卢道场、十大明王、十二圆觉菩萨,安岳石羊乡毗卢洞及所刻《柳本尊十炼图》,八庙乡卧佛沟的八大明王,孔雀乡的孔雀明王等都是新题材。按,唐代达摩栖那译《大妙金刚大甘露军拿利焰鬘炽盛佛顶经》有“八大明王”;宋代法贤译《佛说幻化纲大瑜伽教十忿怒明王大明观想仪轨经》则有“十大明王”,但明王名称与宝顶所刻不尽相同。

  北宋时代中原和南方密教文物不多。龙门古阳洞有一身杨柳观音石刻。河南密县法海寺石塔建于1001年,毁于1966年。清理地宫得知:其南壁刻释迦牟尼像,北壁是42臂观音像,东壁是文殊骑狮子,西壁是普贤骑象。搜集到的石塔残件上还刻有跋难陀曲王、四面观音、明王、佛塔画及佛摩顶图等。新中国成立后,各地还陆续发现了一批宋代写经与刻经,其中包含一些密教典籍。山东莘县宋塔出土了写本《陀罗尼经》、刻本《妙法莲花经》;浙江瑞安县北宋慧光塔出土了宋僧灵素写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大悲陀罗尼经》、《宝箧印陀罗尼经》、《佛说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及各种显教经典;湖南郴县出土了嘉佑八年(1063)在虔州赣县印造的《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等等。

  北宋的“译经院”虽由法贤、法天、施护等人译出了大量密典,但似极少流通,对北宋密教影响不大。僧传记载,北宋的密教僧人都是显密并宏的,如昭信大师守真(894-971)即如此。

  另一方面,与宋代同时并存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回鹘高昌、辽、西夏、金、大理等,却密教较盛,留有大批文物。

  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的回鹘高昌国,立国300余年(10世纪中叶至1283)。位于吐鲁番东北的栢孜克里克千佛洞中,发现了千手千眼观音等密教图像,属高昌晚期作品。

  以辽宁为中心的契丹(辽),立国200余年(916—1152),始终崇奉佛教。11世纪中叶以后的兴宗时代,密教发达。据《全辽文》所收应历五年至天庆三年(955—1113)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计有40多件。

  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建于1056)内发现大批辽代佛教文物,其中以12卷《契丹藏》为首次发现。该塔最高的第五层内部布置,就是大日如来坛场:正中设方坛,坛中央奉智拳印大日如来,以八大菩萨坐像环绕之。约建于圣兴之际的辽宁朝阳北塔、凤凰山大塔及内蒙古宁城白塔等,其塔面装饰,皆与曼荼罗布局类似。统和二年(984)重塑的蓟县独乐寺十一面观音、重熙七年(1038)建成的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内奉有生灵座的佛像,都是辽代密教重要遗迹。

  1977年,清理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1115)发现地宫西壁有墨书陀罗尼经。辽宁新民县八图营子辽墓中出土了“智炬如来必破地狱真言”鎏金铜胸牌,北京市辽保静军节度使董庠墓出土了石刻的“生天真言”和“智炬如来破地狱真言”,反映密教真言已人辽人葬俗之中。“智炬如来”即炽盛光佛,能破地狱一切业障,当是依据《智炬陀罗尼经》。

  房山石经中,辽代刻经(995-1121)颇多密典。特别是发现了僧史失载的“大契丹国师、中天竺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的新史料。慈贤所译密典十部,除新译的五部人藏外,另有重译的五部早已佚失,仅存于房山石经中,这五部佚经是《佛顶尊胜陀罗尼》一卷、《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一卷、《大悲心陀罗尼》一卷、《大随求陀罗尼》一卷和《梵本心经》一卷。

  以宁夏为中心的西夏王朝(1036—1227),领土两万里,传祚近200年,是兼信萨满教、仙道和佛教的党项羌族政权。仁宗(1140—1193)以后,喇嘛教渐渐兴盛。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29、3号)、安西东千佛洞(2、5号)、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永靖炳灵寺、玉门昌马下窑、裕固马蹄寺、宁夏固原须弥山等处石窟中都发现了西夏密教遗迹。

  榆林窟第3窟和第29窟,都是方形平面,中央设方基座圆形坛。3号窟顶绘以金刚界曼荼罗,以五方佛为中心。前壁绘文殊变与普贤变。正壁中央为干手千眼观音变,左有十一面观音,右有曼荼罗。左右壁中央为净土变。29窟窟顶绘胎藏界种子曼荼罗。正壁中心是说法图,左右是水月观音。左右壁中央亦是净土变。该窟发现了西夏文题名:“真义国师普毕智海”和“大瓜州监军司……”尤为令人注意的是:该两窟中都出现了面相上宽下窄、有高尖肉髻的藏式佛像。在东千佛洞第5窟,敦煌第285和465窟,都出现了乌斯藏萨迦时期流行的“噶当觉顿式”塔,盖伞宽大、相轮粗短。山

  著名的青铜峡108塔濒临黄河,布列成三角形阵式,当是西夏晚期为镇压黄河水灾所作的法事。据《元史·释老传》,“尝造浮图二百一十六,实以七宝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镇海灾。”另外,1984年在贺兰山北端的大枣沟内发现的崖刻噶当觉顿式塔七座,宁夏出土的西夏佛画、天梯山发现的西夏文佛经咒语等,都是西夏重要密教遗存。

  大金国(1115-1254)承袭宋朝佛教传统,故密教不发达。唯金代所刻之房山石经(1132—1191)多为宋译密典。金代显教僧人,与前代同样,崇奉各种陀罗尼,故多经幢之设。重新发现的《谦公法师灵塔铭》,即为禅僧义谦(1128—1200)在灵塔上刻出“准提母真言”和“生天真言”;河南密县超化寺的禅僧智公(?—1176)塔铭上也刻有梵咒。五台山秘魔岩有金大定年间所修“宣秘之塔”,是代州都僧正、《唯识论》讲主园明的墓塔,同样刻有陀罗尼。

  以云南大理为中心的南诏国(752—938)和大理国(938-1253)是一个多部族的政权。它的佛教分别由印度、汉地、吐蕃和缅甸传入。南诏、大理国奉行的阿吒力教,是密教的一个流派。

  剑川石窟位于大理州剑川县西南25公里的石钟山一带,是南诏、大理国时期所造。最早纪年是天启十一年(850),最晚的是盛德四年(1179)。第3、13、14等窟属阿吒力教造像。第3窟规模宏大,全长11.63公尺,中央造释迦及二弟子像,两侧造八大明王及毗沙门天王、摩诃迦罗(大黑神)。明王皆三面六臂,多作左舒坐像,其粉本似来源于汉地,制作时间约在大理国中、晚期。另外,在第l窟有象征女根的“阿盎白”,是左道密崇拜的一处“婆伽曼荼罗”,全国仅此一见。

  1978年,清理大理三塔主塔时,发现一批明治四年(1000)的佛教文物455件,有不少密教文物,如《无垢净光陀罗尼经》、观音及大黑天像。1956年,在大理县风仪发现一批南诏及大理时代的写本佛经,包括《护国司南抄》、《佛说灌顶药师经疏》、《受金刚大灌顶洁净坛内守护圣上》(卷11)等一批密典。

  1981年,在昭觉县碗厂乡的博什瓦黑的几块巨石上,发现有阴线刻的佛、菩萨、明王像及人物出行列队图等,似作于南诏时期。(4)1984年,在西昌市钟官坡村发现一方道隆年间(1239—1251)造像石碑,是为“四生九有荐过”所作。两面各造一佛龛,内刻一坐佛,佛龛上方有梵书种子字“崦”,应是阿叱力教文物。在西昌、大理地区,都出土大批火葬罐墓。在燃骨上、在屋檐形或塔形罐盖上,都发现有朱写梵文咒语,在墓石上,也刻有梵文咒语,可知阿吒力教已深入到葬俗之中了。这批火葬罐墓约自大理国时代至元、明时代。

  元代喇嘛教大盛,重要的石窟遗迹在杭州和敦煌。杭州西湖北飞来峰的喇嘛教造像,据所镌刻的《大元国杭州佛国山石像赞》(至元廿六年,1289)可知,是元世祖崇信的河西蕃僧“永福杨总统”——相琏真伽(?—1306)主持开凿的。飞来峰石窟中,属于佛部的有宝冠释迦佛、无量寿佛、秘密大持金刚;属于菩萨部的有四臂观音、金刚萨埵、文殊师利、狮子吼观音、七头龙王;属不空佛母部的有大白伞盖佛母、尊胜佛母;属于护法部的有毗沙门天王、金刚手菩萨等等。另外,在城隍山宝成寺还有一堂“麻曷葛刺”(大黑神)圣像,造于1322年。南宋灭亡于1276年,飞来峰喇嘛教造像大部分完成于1289年,距宋亡仅十三年。飞来峰有一铺三身无头像,颇堪注目。三身像之中间坐者是杨琏真伽,两侧侍立者是闽僧闻、剡僧泽(云梦允泽,1231—1297)。杨自释教总统、赠开府仪同三司、太师、宁国公,法号慧辩永福,是一个罪恶累累者。故三僧头于嘉靖廿二年(1543)被杭州知府陈士贤令人砍去。

  敦煌第465窟约作于13世纪后半叶,系喇嘛教石窟,时称“秘密寺”。该窟分前后室,前室绘有摩诃迦罗(大黑神)、摩诃室利(大功德天)及各色护法神忿怒相。后室正壁绘胜乐金刚双身像及明妃金刚亥母;南壁似是时轮金刚;北壁绘喜金刚及明妃金刚无我母。第462,463也属喇嘛教石窟。受藏密影响的还有第95、464、3等窟。

  在张掖马蹄寺北寺第7窟及上、下观音洞内也发现有受藏密影响的图像(如绿度母等)。元代遗留的一批“噶当觉顿式佛塔”,各地均有发现。著名的元大都大圣寿万安寺塔(今北京白塔)造于1271—1279年间,是元大都现存最重要的建筑物。近年在河南沁阳县水峪寺发现的邻国公塔,塔铭曰:“大元故金紫光禄大夫、大司徒、领释教总统、都坛主,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邻国公之塔”。是泰定二年(1325)由门徒月堂建立。这位邻国公法名知拣,恰是上述大圣寿万安寺的开山住持。在石家庄发现的“普明净慧桂岩显公塔”,在新乡白云寺发现的“佛光普照大禅师塔”和“佛心妙觉大禅师塔”,登封县少林寺发现的“月岩长老寿塔”(1307)、“还原长老之塔”(1311)、“古岩禅师寿塔”(1318)、“佛性大师寿塔”(1318)、“弘法大师庆公之塔”(1318)等等,都是元代所造的“噶当觉顿式”塔及其变型塔。

  在元代,显教高僧也广涉密法。近年在五台山南山寺发现的《慧印碑铭》,载华严和律学大师慧印(1217—1337)即“曾受秘密之法于帝师”,又曾“从上士僧吉学《六支秘要》”。在河南嵩山法王寺发现的《学公碑铭》,亦云禅宗无能学公曾应“灌顶国师板的达”之召,受灌顶法。

  宗喀巴(1357—1419)创立的藏密格鲁派(俗称黄教,成立于1409)在内地尤其是西北、东北地区都有广泛影响。

  1960年,在阿坝藏族自治州壤塘县错尔基寺征集到一件明永乐六年(1408)敕书,是敕封思曩日领占省吉为“宏教禅师”的;征集的另一件正德四年(1509)诰书是诰封著儿坚千为“灌顶国师”的。著儿坚千是灌顶国师销南坚参的弟子(按:明代对喇嘛教僧人的封号,分为五等,即法王、西天佛子、灌顶大国师、灌顶国师及禅师)。

  1986年,在整修银川拜寺口双塔时,在塔顶发现泥塑双身欢喜佛、铜僧像等文物。此铜僧像头戴桃形实帽(“班霞”),应是明代制作的宗喀巴像。

  1972年,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公卡汗乡发现了百眼窑石窟。此处有石窟49个,摩崖浮雕噶当觉顿式塔9座,还有浮雕“天梯”一挂。石窟残存的壁画均属藏密系统,约作于明代晚期至清代前期,这是我国已知唯一一处黄教石窟。“天梯”应是当地蒙族信奉的萨满教法器。在石窟中同时雕天梯,正反映黄教与蒙族萨满教之融和。

  在明代,喇嘛教势力也曾深入到中原地区。在著名的“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就有喇嘛在活动。据《大毗卢佛水陆堂记碑》(1461)载:在景泰元年(1405)就有甘州喇嘛道源为少林寺彩绘和塑造毗卢佛及二夹侍像。《匾囤和尚碑》(1568)云:匾囤和尚无空(?—1563)二十岁时人少林寺,礼梵僧喇嘛为师,师授以《心经》。

  1984年,在河南辉县白云寺发现的“茕绝老人天奇塔铭”(七级方塔,建于1498),知天奇是高峰原妙下第七代法孙,而立塔弟子中有“西蕃三加班丹广慧净觉国师”。

  20世纪70年代在辽阳发现的《大金喇嘛法师宝记》(以汉文与老满文对书,1630),揭示了清太祖努尔哈赤受喇嘛教的历史。法师名叫斡禄打儿罕囊素,乌斯藏人。“囊素”是萨迦派内务官之义,则知该僧属萨迦派。他北上蒙古各部,被清太祖从科尔沁部请至辽阳,“太祖皇帝敬礼尊师,倍常供给”。法师灭度于辽阳(?—1621)18年后,皇太极派人人藏(1639),会见第悉藏巴(1606—1642)等人。1642年,西藏各派势力的代表到达盛京(沈阳),促成了他们的政治联合。

  近年,在安徽来安县城北发现曹寅撰文的《尊胜院碑记》(1722),是黄教南传的一件重要文物。《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阴题名的教官曹振彦、《尊胜院碑记》的撰者曹寅,都是曹雪芹之祖。曹家与喇嘛教之关系当十分密切。

  西藏广大地区是藏密系统文物宝库,有许多重要发现,如古格文化遗址的调查等,需专文研讨。10世纪下半叶于阗国从德国王时,密教金刚乘亦开始流行,惜调查工作尚少,本文皆从略。

  总之,密教传入我国已有1300年的悠久历史。由于密教渊源的多元性,发展史上的隐伏性,使我们对密教的认识,至今仍是迷雾重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间虽然密教文物屡有发现,但深入的研究成果尚属罕见。本文虽作了一次系统的综述,但囿于见识,必有疏漏之处;作者虽力图作出解释,但观点未必无缪,恳请慧眼大德有以教我。

  (《世界宗教研究》,1990年第4期)

  中国佛教与考古.温玉成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