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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与岭海佛教的因缘

作者:黄惠菁

  一、前言

  苏轼一生仕宦波折,虽然儒、释、道思想集聚一身,不过,在政争尤为剧烈下,佛教的接受也与日俱增。居处惠州三年,海南三年,苏轼对佛教的体悟与实践,比起悴杭、知密之时,更为深入,甚至相较之前黄州的迁谪,更为深刻与直接。岭南时期的苏轼,身处诡谲的政治环境与复杂的社会生活,虽然已有十多年前的黄州经验,但是此刻的严峻,较之黄州有过之而无不及,加以诗人行将“耳顺之年”,身心早非壮年可比,世事波澜,心情亟待调整,重新检索个人的人生道路。远谪岭海,苏轼行到之处,访寻佛院,投宿寺中,或留诗,或作文。过大庾岭,宿建封寺;至韶州,过月华寺;入曹溪,访南华寺;进英州,游寿圣寺、清远峡山寺;过广州,游蒲涧寺;经澄迈,寓刀:元,游通潮阁等等。或许是政治的考虑,沿途寄身佛寺,则可避入耳目,另外南迁路途迢递,前程未卜内心忐忑,亟需藉由佛教的关注与倚赖,安顿生命!

  在参访寺院的过程中,入南华寺拜谒六祖惠能禅师真身,与住持重辩长老互动,乃至进海南,经澄迈,寓居开元寺,抄写佛经,赞叹佛像,对苏轼而言,都具有重大意义。面对着六祖真身,诗人感动、感激之余,彷佛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本相。回想一生,滚滚红尘,繁华如梦,反招来一生忧患。此刻,拜谒祖庭,六祖的庄严,唤起了苏轼对生命本质的反思,这是诗人面对“真我”的心灵对话。而再贬海南,得“十八大罗汉像”,抄写《金刚经》,安顿心灵,类此种种,不仅促成苏轼与家人共沐佛恩,也从佛法的启示中,找到生命的出口。

  岭海之行,让苏轼对生命、生存的意义,有不一样的思考向度。透过禅学的省思、佛理的把握,诗人有了正视生存、面对生活的动力,少了许多过去不解、不平的身心困惑。作者在深自省察,与真诚自我面对后,不但没有困对愁城的呻吟,反而呈现出坦易、融怡的一派自在。即使远迁海南,苏轼所展示的生活样貌,虽是低调平凡,但生命风度却是一样精彩,其关键诚在于个人透过佛法,已了然觉悟,所以可以安住生命而得其大自在。

  二、迁谪岭海

  元祐八年(1093)九月,支持旧党的太皇太后高氏过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复行新法,重新启用新党人士,章惇、吕惠卿、曾布、蔡京等皆居要职,遂挟怨报复。元祐时期高皇太后所重用的官员均遭打压。即使已不在世的司马光、吕公着,亦不能幸免,不仅被夺谥毁碑,甚者,不乏主张“斫棺暴尸”。之后,罢黜、贬谪的诏令接二连三,在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下,史书记载“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从绍圣元年(1094)四月到同年六月上旬,朝廷对于被归属于旧党的苏轼,几度改诏并降官职,从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英州。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一直贬到宁远军(治所在今湖南宁远)节度副使、惠州安置。闰四月初,除命下,苏轼进谢上表后,立刻动身启程,仅安排第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随行,身边所带着的,也只有道潜请专人所送的弥陀像。”经过半年长途跋涉,诗人卒于十月初抵达贬所惠州,时年59岁。

  在赴惠途中,苏轼的内心惶恐忧戚,所谓“此生归路愈茫然”。岭南与北方地理气候条件差异甚大,加上经济文化落后,向来是政府处置“犯官”的重要流放地。八月初,苏轼进入江西南昌,渡彭蠡湖,来到吴城山的望湖亭。彭蠡有“长湖”之称,诗人面对湖面迷茫浩渺,对照个人身世,感慨之情,油然而生: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七日,再乘船入赣江,经过江西万安县的惶恐滩时,有感于地名写实,苏轼又再书记一诗,以为当下心情写照:

  七千里外二毛人,十八滩头一叶身。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长风送客添帆腹,积雨浮舟减石鳞。便合与官充水手,此生何止略知津。(公自注:蜀道有错喜欢铺,在大散关上)。

  面对险滩,远离故乡与朝廷,前途渺茫未卜苏轼写下了(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这首诗。诗人用“七千里外”、“十八滩头”的大环境,和“二毛人”和“一叶身”的个人形象做对比,将自已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的展示在读者面前。

  抵达惠州后,苏轼立刻上呈谢表:

  伏念臣性资褊浅,学术荒唐。但信不移之愚,遂成难赦之咎。迹其狂妄,久合诛夷。方尚口乃穷之时,盖擢发莫数其罪。岂谓天幸,得存此生。此盖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为之资,行不忍人之政。汤网开其三面,舜干舞于两阶。念臣奉事有年,少加怜愍。知臣老死无日,不足诛锄。明降德音,许全余息。故使虺颓之马,犹获盖帷;觳觫之牛,得违刀几。臣敢不服膺严训,托命至仁:洗心自新,没齿无怨。但以瘴疠之地,魑魅为邻;衰疾交攻,无复首丘之望。精诚未泯,空余结草之忠。臣无任。

  文中一方面感激皇恩浩荡,网开一面,不杀之恩,一方面又自责于个人的狂妄、“但信不移之愚”,所以才导致今日“难赦之咎”!最后以垂暮之年,贬谪荒地,恐无复“首丘之望”的悲痛,表白内心精诚,以“空余结草之忠”的憾恨作结。全文情感浓郁,欲言而止,余意袅袅,无任何解脱说理之辞,与十五年前第一次贬谪黄州所上谢表相较,这一次除了感恩与自责,别无情绪,想见此时身陷人生困境的苏轼,除了衰颓失望,再无任何政治激情“。

  这种衰飒无力之感,戒慎恐惧之心,除了隐寓于(谢表)外,也处处见诸于诗人写给亲友的书信中。例如(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二:

  某获谴至重,自到此旬日,便杜门自屏,虽本郡守,亦不往拜其辱,良以近臣得罪,省躬念咎,不得不尔。老兄到此,恐亦不敢出迎。若以骨肉之爱,不责末礼而屈临之,余生之幸,非所敢望也。

  (与程正辅七十一首)之六亦同:

  轼深欲出迎郊外,业已杜门,知兄知爱之深,必不责此,然愧悚甚矣。专令小儿去舟次也。知十秀才侍行,喜得会见,不及别奉书。

  信中叙言自己因谪臣身份,只能不断反省检讨,不敢与他人互动,恐怕动辄得咎,所谓“杜门省咎,人事几废”“。除非亲近之人愿意“不责末礼而屈临之”,否则,能够不计作者身份而与之交往者,苏轼是不敢妄想的。这种杯弓蛇影的惊惧心情,不难理解,这段时期所有书信往来,诗人往往特别审慎小心,几无例外:

  自闻变故,即欲撰一哀词,以表契义之万一,患不知爵里之详。今获观此文,旦夕当下笔。然不敢传出,虽志康亦不相示。藏之家笥,须不肖启手足日乃出之也。自惟无状,百无所益于故友,惟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然决不以相示也。志康必识此意,千万勿来索看。师是此文甚奇,斯人亦可人也。

  孙志康父亲过世,苏轼听闻事故,原本意欲立刻撰写哀词,表达慰问,然因不知爵里而暂时搁下。之后取得实录,马上援笔立就,可是却不愿出示,宁可选择密藏家中,等到自己谢世后,才公开示人,慎重嘱咐孙志康“千万勿来索看”。同信中,苏轼又再度提出“见戒勿轻与人诗文,谨佩至言。如见报出都日所闻,虚实不可知,慎勿以告人也。”、“某所答书,乞勿示人,切祝!切祝!”这些字句显示诗人心意非常坚决,足知在乌台诗案后,再次罹祸,苏轼心中之戒慎恐惧不言而喻。

  虽然戒慎如此,仍难逃政敌的虎视。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苏轼获闻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告命,据说是因为“权臣闻公之安于惠:”,才有谪儋之议,苏轼也自认为是:“罪大责薄,未塞公议,再有此命”。”盖诗人甫移家至白鹤峰新居,子迈又才携眷过来相聚,怎料波折再起。而在此之前,苏辙已接告命: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两兄弟均遭迁谪,无得幸免。四月十九日,苏轼独以少子苏过自随,无奈与家人痛苦诀别,即刻启程离开惠州。在《与王敏仲)的书信中,诗人犹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于海外”。”岭海阔绝,不易生还,想见苏轼当时之绝望!

  启程后,苏轼过广州,值潦涨,遂止新会,再游月华寺。五月十一日,与弟辙相会于藤州,自是同行至雷州,兄弟难得有—个月共处,直至六月初,抵雷州止。之后苏轼续行,至徐闻,准备渡海,止递角场。诗人事后曾回忆当时心境“自徐闻渡海,适朱崖,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杏杳一发耳,舣舟将济,眩栗丧魄”。”六月十一日作者渡海,达琼州岸,在澄迈稍作停留,便肩舆行琼、儋间,留诗:“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四州指当时海南的琼州、昌化军(儋州)、万安军(万安州)、朱崖军(崖州)等四个州军,透露其路线是由琼州,经澄迈至儋州。七月二日,苏轼到昌化军(儋州),上谢表,表中自陈“并鬼门而东骛,浮瘴海以南迁、生无还期,死有余贵”、“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对生存事己然不抱太多希望,心情之低沉,可想而知。

  始至儋州,诗人居桄榔林下,之后昌化军使张中差役兵力修葺伦江驿,与时为别驾的苏轼僦屋而居,

  以庇风雨“。但是不及半年,却被广南西路察访董必逐出官舍“,苏轼只得买地筑室,在南污池之侧,

  “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包括张中、王介石及其它学生的协助下,起屋数间,与幼子苏过居处。当

  时的生活依诗人的自述,其实艰困异常:“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因此,不得不向程全父提出请求:“彼土出药否?有易致者,不拘名物,为寄少许。此间举无有,得者即为希奇也“。”不惟物质困顿,亲友亦多疏绝27。在如此严苛的环境下,苏轼父子只得以着书写诗为乐,从绍圣四年七月至元符三年离开,苏轼订补了《易传》、《论语传》,撰成《书传》十三卷,也作了四十多首的和陶诗,追慕陶渊明性情的“真且旷”,崇尚自然本真的人生:除上,佛法的洗礼参悟,也调和了作者在岭海间的颠踬困顿。

  三、礼敬南华六祖

  元祐八年(1093)闰四月,苏轼带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迈往英州的路上“。六月,诏令再下,诗人改往惠州。因行程匆匆,苏轼甚至不及与定州诸公辞别致意”。在迁谪的途中,苏轼与家人四处访寻佛院”,亦屡屡投宿寺中,或留诗,或作文。例如八月来到虔州,即游天竺寺、崇庆院,书白居易《赠韬光禅师》并赋诗,又作《马祖庞公真赞》;过大庾岭,宿建封寺;至韶州,过月华寺,值寺遇火重建,应僧人之请,为题梁,并有诗;入曹溪,访南华寺,谒六祖普觉大鉴禅师塔,初识重辩法师,为寺书宝林二大字为额,并留诗为纪;进英州,游寿圣寺、清远峡山寺,有诗留题;过广州,访崇道大师何德顺,游蒲涧寺,留诗赠信长老;历罗浮山,则饮梁景泰禅师卓锡泉,作《书卓锡泉》。许是政治的考虑,沿途寄身佛寺,则可避人耳目,另外南迁路途迢递,前程未卜内心忐忑,亟需藉由佛教的关注与倚赖,安顿生命!

  南迁路上,令苏轼有深刻的思想体悟者,莫过于《南华寺》一诗: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在往韶州的路上,苏轼特地拜谒了曹溪南华寺。南华寺是六祖惠能大鉴禅师的道场,为岭外禅林之冠,也是六祖光大禅宗的地方。白发萧疏的诗人,立于六祖庭前,面对着六祖真身,感动感激之余,彷佛看到了自己生存的本相,他泪如雨下,坦然面对前半生的自我,回想一生,滚滚红尘,挣得了名相又如何,到头来,繁华如梦,反招来一生忧患。此刻,拜谒祖庭,六祖的庄严,唤起了苏轼对生命本质的反思,直是诗人面对“真我”的心灵对话。是祖师让诗人见到本来面目的自己,也教诗人明白自己是“修行人”,三世的精练修行却缘起一时的妄念,而有了人世的是非纠缠。这一刻的悟道,让他流露无限的追悔之意,誓愿虔诚向佛。他决定清除杂念,使寸心澄澈,放下无妄的执着与挂碍,恢复自我本心的清明。全诗语言平实恳切,不同于平日谈禅论佛的飞扬洒脱。其中传达出对佛教的顶礼实践,较之黄州更为深刻动人。虽然迁谪时期,诗人均是藉宗教寻求精神的慰藉,但黄州时期归诚佛僧,;主要还是由于政治挫败,人情浇薄,而向佛、道靠拢,大环境因素为主要促因。但此次的远谪,不仅外在条件更为严苛,诗人的身心状态亦无法与十五年前的黄州相提并论32。而此时对祖师的自诉,除了体悟佛教信仰可以排遣愁思外,也有了知前世因缘的味道。所以,诗人直接表态,宣誓自己由今而后皈命真寂,愿做禅门弟子,殷切盼望在祖师的引领下,洗尽尘俗留恋,还我本相。在学佛习禅的过程上,作者有了不同于前的态度,不再只是寻求暂时的解脱,排遣一时的苦闷,而是“仅简单为了学佛而学佛”、“为了寻求人生终极的目的”而学佛,

  韶州曹溪乃禅宗祖庭,南华寺作为中国禅宗的发源地,六祖惠能毕生驻锡之所,长期以来受到文人士子、修行之士的仰望。随着禅宗的兴盛,南华寺也成为“岭外禅林之冠”。苏轼贬谪惠州的途中,曾行水路特地到曹溪参访南华禅寺,礼拜六祖真身坐像。也因此,与当时南华寺的住持重辩禅师结识,开启一段士僧交游的可贵互动。

  四,寓居琼山开元

  绍圣四年,苏轼再谪,远窜海南。两宋时期海南与佛教相关的寺堂庵建筑约有十几处,但从诗人诗文来看,曾明确留下足迹的,应该是琼州的开元寺。苏轼曾书张耒论治眼;治齿语于开元寺壁,《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四(琼州)则载:“开元寺在东坡亭之右,有苏东坡书额。”又“东坡台,在开元寺,东坡常寓其间,今有祠堂。”明正德《琼台志》记载:“即古干亨寺,宋建。在南桥,后废。”《琼山县志》亦有“东坡台在县东北,旧开元寺东,宋苏轼尝寄此,凿一泉于台旁,题诗石柱云:‘水向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是知元符元年(1098)苏轼尝至琼州,虽其始末不详,但由其诗文可知,当时曾寓居开元寺。

  至于苏轼是否曾游访澄迈永庆寺,传闻未歇。盖澄迈永庆寺乃宋代所建“,依目前苏轼所留下之诗文来看,其上岸及下海处,大致可确定是在澄迈。琼州治为琼山县,辖琼山、澄迈、文昌、·临高、乐会五县,而苏轼于琼山及澄迈所作诗文,大抵为《和陶止酒并引》。”行琼、儋间,肩舆坐梦。梦中得句云“干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余来儋耳,得吠狗,曰乌觜,其猛而驯,随予迁合浦,过澄迈,泅而济,路人皆惊,戏为作此诗、《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及《洞酌亭并引》、《琼州惠通泉记》等篇。其中确切提及地名者仅有通潮阁及洞酌亭及三山庵。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终于获赦北归,儋州父老多来送别,苏轼作《别海南黎民表》诗以惜别。据·《晚香堂苏帖》中给赵梦得的书简,知苏轼六月十三日已宿澄迈:

  轼将渡海,宿澄迈。承令子见访,知从者未归,又云恐已到桂府,若果尔,庶几得于海康相遇,不尔,则未知后会之期也。区区无他祷,惟晚景宜倍万自爱耳。匆匆留此纸令子处,更不重封。不罪!不罪!轼顿首梦得秘校阁下。六月十三日。“

  《二老堂诗话》中〔与赵梦得简〕亦载诗人过赵梦得家:

  广西有赵梦得,处于海上,东坡谪儋耳时,为致中州家问。坡尝题其澄迈所居二亭:曰〔清斯〕曰〔舞琴〕。仍录陶渊明、杜子美诗及旧作数十纸与之。

  显示苏轼返途经澄迈时,乃是寓宿于友人赵梦得家。至于《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则载其登阁游览,感发而为诗。而六月十七日作者过琼州东三山庵,应庵僧惟德之请,作《琼州惠通泉记》:“琼州之东五十里曰三山庵,庵下有泉,味类惠山,东坡居士过境,庵僧惟德以水饷焉“。”同日又游城东北隅之双泉,作《洞酌亭诗并引》:“丁丑岁六月,南迁过琼,始得双泉之甘于城之东北隅。”“庚辰岁六月十七日,迁于合浦,复过之。太守承议郎陆公求泉上之亭名与诗。名之曰〔洞酌〕“。”书言琼山城东北隅有双泉,味甚甘,而苏轼前此来琼时,就已经在府城发现了双泉,但直到北归仍由琼山渡海时,才应郡守陆公之请,为双泉命名并题诗。是知北归时,苏轼在澄迈确有停留,并宿赵梦得家,是否曾游永庆寺,则不得而知。直到六月二十日,苏轼终于离开琼州,写下《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名诗: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从无“生还”之想,到实现“北归”之望,苏轼以更宽阔的胸襟与视角看待自己一生,为个人贬谪海南三年,做了坦荡的脚注。

  在海南期间,苏轼除了阅读陶诗、并和陶诗以外,也抄佛经,颂赞佛像。元符三年(1100)苏轼夜话,谈及诵读《金刚经》有福报之事,上人缘此请苏轼缮写此经,阅月乃成:

  蒋仲父闻之于孙景修,近岁有人,凿山取银矿,闻有人诵经声。发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矿者。以窟坏,不能出,居此不计年。平生诵《金刚经》,尝以经自随。每有饥渴之心,则若有人自腋下以饼遗之。”殆此经变现也。道家守“一”,若饥,则“一”与之粮;若渴,则“一”与之浆。此人于经中,岂得所谓“一”者乎?元符庚辰三月二日,偶与慧上人夜话及此,因出纸笔求仆缮写是经,凡阅月而成。非谪居海外,安能种此福田也。

  虽是口耳相传,但其中内容言之凿凿,因此,苏轼对于能够有此机缘抄写佛经,视之为种“福田",也是得福报之所由。不惟抄经,诗人也礼赞佛菩萨。元符二年(1099),苏轼由民间得到"十八大阿罗汉”画一幅,知是蜀金水张氏所画,张氏乃唐末著名画家,擅画罗汉。诗人由画之精密,不解海南荒僻,此画如何流落?但由罗汉画像,让苏轼想起早年外祖父程公的亲身经历。苏轼外祖父程公,年少游京师,适逢蜀乱,粮绝无法返回,馁卧旅舍时,竟遇十六位僧人,自言:“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救助程公,始得归蜀。但之后,不知僧所在,程公以为诸僧实为“阿罗汉”,因此,每年大供四次。程公享年九十,由此凡设二百余供。苏轼本于外公经历体证,认为自己在“久逃空谷”下,却能见到画中罗汉,有如见到师友,心生礼敬,“乃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他坚信“虽不亲睹至人,而困厄九死之余,鸟言卉服之间,获此奇胜,岂非希阔之遇也哉?”特以虔诚之心,“各即其体像,而穷其思致,以为之颂”:

  第一尊者,结跏正坐,蛮奴侧立。有鬼使者,稽颡于前,侍者取其书通之。颂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东方,惟有启明。咨尔上座,及阿阇黎。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第二尊者,合掌跌坐,蛮奴捧牍于前。老人发之,中有琉璃器,贮舍利十数。颂曰:

  佛无灭生,通塞在人。墙壁瓦砾,谁非法身。尊者敛手,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则那。

  第三尊者,抹乌木养和。正坐。下有白沐猴献果,侍者执盘受之。颂曰:

  我非标人,人莫吾识。是雪衣者,岂具眼只。方食知献,何愧于猿。为语柳子,勿憎王孙。

  第四尊者,侧坐屈三指,答胡人之问。下有蛮奴捧函,童子戏捕龟者。颂曰:

  彼问云何,计数以对。为三为七,莫有知者。雷动风行,屈信指间。汝观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临渊涛,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蛮奴受其书。颂曰:

  形与道一,道无不在。天宫鬼府,奚往而碍。婉彼奇女,跃于涛泷。神马尻舆,摄衣从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颐,左手拊稚师子。顾视侍者,择瓜而剖之。颂曰:

  手拊雏猊,目视瓜献。甘芳之意,若达于面。六尘并入,心亦遍知。即此知者,为大摩尼。

  第七尊者,临水侧坐。有龙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短锡杖,蛮奴捧钵而立。颂曰:

  我以道眼,为传法宗。尔以愿力,为护法龙。道成愿满,见佛不怍。尽取玉函,以畀思邈。

  第八尊者,并膝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过前,有神人涌出于地,捧盘献宝。颂曰:

  尔以舍来,我以慈受。各获其心,宝则谁有。视我如尔,取与则同。我尔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袱钵,持数珠,诵咒而坐。下有童子,构火具茶,又有埋筒注水莲池中者。颂曰:

  饭食已异,袱钵而坐。童子茗供,吹龠发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第十尊者,执经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颂曰:

  飞仙玉洁,侍女云眇。稽首炷香,敢问至道。我道大同,有觉无修。岂不长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颂曰:

  前圣后圣,相喻以言,口如布谷,而意莫传。鼻观寂如,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干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腾出于上,有大蟒出其下。颂曰:

  默坐者形,空飞者神。二俱非是,孰为此身?佛子何为?怀毒不已。愿解此相,问谁缚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侧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过前,有童子怖匿而窃窥之,颂曰:

  是与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堕此髬胡。导师悲愍,为尔颦叹。以尔猛烈,复性不难。

  第十四尊者,持铃杵,正坐诵咒。侍者整衣于右,胡人横短锡跪坐于左。有虬一角,若仰诉者。颂曰:

  彼髯而虬,长跪自言。特角亦来,身移怨存。以无言音,诵无说法。风止火灭,无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须眉皆白,袖手趺坐。胡人拜伏于前,蛮奴手持拄杖,侍者合掌而立。颂曰:

  闻法最先,事佛亦久。耄然众中,是大长老。薪水井臼,老矣不能。摧伏魔军,不战而胜。

  第十六尊者,横如意趺坐。下有童子发香篆,侍者注水花盆中。颂曰:

  盆花浮红,篆烟缭青。无问无答,如意自横。点瑟既希,昭琴不鼓。此间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临水侧坐,仰观飞鹤。其一既下集矣,侍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篮,取果实投水中。

  颂曰:引之浩茫,与鹤皆翔。藏之幽深,与鱼皆沈。大阿罗汉,入佛三昧。俯仰之间;再拊海外。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颐,瞪目而坐。下有二童子,破石榴以献。颂曰:

  植拂支颐,寂然跏跌。尊者所游,物之初耶。闻之于佛,及吾子思。名不用处,是未发时。

  苏轼家早年即藏有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就化为白乳,或是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苏轼认为“佛灭度后,阎浮提众生刚狠自用,莫肯信入。故诸贤圣皆隐不现,独以像设遗言,提引未悟而峨眉、五台、庐山、天台犹出光景变异,使人了然见之“。”因此,慈悲深重的罗汉,为了接物济生,才会以各种神变示现。也因作者际遇偃蹇,困于海南,却能得此十八大罗汉像,感恩、感激之余,特将此画并颂作寄赠子由,希望他也能以时修敬,并建议其夫妇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

  五、结语

  元符三年(1100)正月徽宗大赦天下,四月以生皇子恩,苏轼诏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居住,五月中,告命下,量移廉州;六月离儋渡海,十一月授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十二月与李公寅游曹溪,至南华寺。会晤了明老和好友苏坚,作《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在疏文前,苏轼先提出当年绍圣初年迁谪惠州,因缘拜谒祖师之塔,之后再贬儋州,今遇赦得还,特地带着全家瞻礼祖师,除了感恩祖师的照护,也希望往后能够禳灾集福,永离诸障,修成正果,报答佛恩。这是苏轼第二次访谒南华寺“,距离第一次,已有七年之久。这七年,苏轼的亲人好友丧亡九口,其中除了陪伴自己二十三年的侍妾、知己王朝云外,也包括殷殷接待、情义真挚的重辩长老。这些契阔死生的人生面对,令苏轼感慨良深,反省念咎之余,更心折于佛法的智慧,感激于佛恩的加泽,终使自己在宦海浮沉中,安然走过。

  自从在南华寺“洗心归依祖师”后,再谪儋州三年,苏轼放弃对现实世间的执着:“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体会到唯有“无所住”者,才能离开一切法相,内外无住,来去自由,不滞住善恶、是非、空有、迷悟等等对待的两边,于相而无相,于念而无念。也因此,他参禅体悟,最终是藉助对山水景物的静默观照,对人情风土的坦然应对,超越困境,转悲为喜,随缘而自适。

  在岭南佛教的引导下,在六祖法身的感召里,在佛理的开示中,苏轼深切省察,不断寻索自我本相,即使后来,再赴海南,他仍信仰佛教,吸收教义,皈依佛法,虔诚礼佛、感应抄经、赞颂佛像。谪窜岭海的苏轼,不但没有困对愁城的呻吟,生命反而呈现出坦易、融怡的一派自在。其展示的生活样貌,虽是低调平凡,但生命风度却是一样精彩,因为诗人早已透过佛法,觉悟人生,安住生命而得其大自在。

  摘自:《南海佛教》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