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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形态探略

作者:麻尧宾

  印度佛教之北传,即面临“化中国”与“中国化”的问题,前者,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观照对象的,后者,则以佛教自身的流变出发来审思。此“一身二观”其实与有些学者认定的佛教中国化的形式内容二元论有着大致相近的旨趣,佛教内容的中国化主要就学说义理的演绎谈,倘若关注其仪轨、僧伽制度、道场的建筑型制、音乐舞蹈绘画,以及寺院经济生活的中国化等等,实质却是从佛寺文化的变迁来探讨整个佛教形式的中国化了。

  然而,当我们欲就中国佛教的形式演变作进一步的探究时,又实在有了返本溯源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佛教形式在印度时期到底经历了何种演变?若专就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而言,其原始的概貌又如何?什么是古代印度有别于中国或其他地区的独有的寺院经济形态?其是否有一个同步于譬如从佛陀时期到小乘时期到大乘时期再到密教时期的阶段性的递进演化过程?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实不易答。其症结在于研究资料。国内的印度古代社会的研究撰述是有的,佛教方面的也有一些,但关于古印度寺院经济的内容往往零碎散见于各处,譬如,说起中国的僧伽制度,兼而谈谈古印度方面的缘起,涉及中国僧尼的服饰、饮食、居住文化,再引述一下印度佛经的某些记载,专文、专章、专著论述的,殊少见到。

  上述种种,也即成为本文的来由。

  一、佛藏与寺院经济之关系

  古代中国寺院经济的研究资料相当丰富,既有正史之文书档案,又有敦煌古卷、佛门纂集志书杂记等等,比较而言,古印度佛教经济方面可资参考的材料却要少些,这是印度古代社会历史的特殊性造成的。因而,稽查佛教经典,成为相关研究中相对的比较可靠的途径。

  为什么是相对而不是绝对呢?应该说与佛藏本身的性质有关。翻译的可靠性姑且不论(大陆佛教研究界大凡依据汉译佛藏,对巴利语或藏文佛教经籍的使用并不普遍),经藏中记述的各种故事是否就是古印度历史生活确实的写照呢?刘欣如的《印度古代社会史》、黄思骏的《印度土地制度研究》等等都是将早期佛经像《阿含经》、《佛本生经》等作为重要的参考文本的。《印度土地制度研究》一书曾援引《长阿含经》卷六《小缘经》的这样一段有趣的文字:原来飞行在光音天的众生下到地面之后,逐渐由共同谋取地面所生的谷物演化到“别封田地各立疆畔”的阶段。自从分地立疆以后,在众生中便出现了“渐生盗心窃他禾稼”的人,于是人间便发生了“争讼”。为了制止这种窃夺和争斗,众生相议,“今者宁可立一人为主以治理之”,“于是世间便有王名”。这一则有着神话色彩的故事,被用来说明古代印度土地由“公有共耕”到“公有私耕”再到私有的过程。经文中记述的“别封田地各立疆畔”,也成了该书证明古代印度社会的土地私有的文本依据。在匮乏连接与还原古印度史期的史料时,佛藏的各种记述的存在,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正史”的角色,它所反映的历史现实是“近似”的,而非“真实”的。

  有关寺院僧尼财产法的印度佛教内律,是否也可以反过来作为透析古印度寺院经济状况的媒介物?在汉译佛藏中,律藏对于寺院经济的叙述和探讨多于经藏,其相关的条分缕析的规制也非经藏可及。尽管《弥沙塞部和醢五分律》、《四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等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长期累积而成,内容往往假托佛陀之语,使判定经济现象的发生时段有所困难,然而,其条律之于经济的态度前后矛盾,是显见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使我们确信内律的结集,其实是长时期与实践相妥协的产物。即往往可能是先有经济现象,后有戒律的制定,又既然“关注”到须写入内律的程度,则此经济现象的发生可能在当时已是颇为频仍,“严重性”足以阻碍佛法大道。如《四分律》、《摩诃僧祇律》、《十诵律》等对“贸宝戒”“贩卖戒”“掘地戒”“纺织戒”的内容皆有所记载,而这些一定程度上反过来证明了当时寺院里的僧尼从事商贸、农耕、纺织的可能性。

  同是内律,大众部的《摩诃僧祇律》比起法藏部的《四分律》与化地部的《五分律》,其有关商业和捉持金银的态度却要和缓得多。为什么?其中一重要原因就是,大众部僧众更为面对现实,其律条亦凝结了更多的与实践的妥协,其文本中,甚至有了供僧众使用的相当成熟的商业和财税习惯法。另外,现实与戒律文本的冲突还有一种有趣的协调形式——佛教内逐渐流行的“说净”的方式,即譬如“不合法”的“八不净物”经过了“说净”的程序,就成为“合法”的可以接受之物。

  可见,佛藏某种程度上,不仅是印度古代社会的“通史”,亦是研究佛教寺院之现实化的“活化石”。

  二、寺院经济是双重需要之产物

  寺院经济是佛教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适应环境的需要。佛教寺院的经济行为(尤其是商业行为)一方面受到戒律仪轨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因双重需要的存在,得以或明或暗甚至以强劲的趋势发展。

  先谈谈生存的需要。

  佛、法、僧三宝,是印度与中国佛教各流派皆崇奉的,包含了信仰的对象、理论和徒众。此三元素形成和发展为更全面更复杂的系统,如由对佛的信奉而有各种仪轨制度,由法的演绎而分化若干派别,由僧伽而有各种戒律清规等等。“三宝”作为构筑佛教整体的三大支柱,有着分别对应的“三宝物”,即佛物、法物和僧物。属于佛的为佛物,譬如殿堂、佛像、幡盖、香花等;属于法的为法物,如箱函、经卷、纸笔等;属于僧的为僧物,如园林、田宅、衣钵、谷物等。此“三宝物”也就是所谓的寺院财产。三宝与三宝物密不可分,三宝物是三宝的延伸,三宝的维持与发展同三宝物的物质支持分不开。譬如佛陀在早期佛教中是以圣智广远的真实形象存在的,到了大乘他就被极大的神化。佛的大慈大悲普渡众生的法力在信仰实践中如何神秘化地体现呢?其中的做法,就是通过像设、殿堂的庄严神圣,及各种礼仪制度的琐细化加以衬托。佛是佛物存在的必要性前提,反过来,佛物又是佛得以神圣化的借助工具。

  僧物是三宝物中的大项,也是寺院财产的支柱。但是印度佛教内律规定,除了三衣、六物之外,是禁止寺院僧众蓄有私财的,又何以会有大宗的僧物呢?我们知道即便是出世的宗教和出家的僧众也时时生活于社会之中,不但不能脱离社会,也还须接受社会的影响。生活需要资财,他们要生活,也就不能例外。私有财产制有如罗网,僧尼憩居其中,久而久之,为其所浸染。早期过着依赖社会供养来生活的僧众,渐渐有了私有财产,成为大土地所有者,财富所有者。社会供养主要是居士的捐施、国王的赐赠等。而在寺院获取较大的经济实力后,又逐渐地衍生出高利贷、侵占、继承等等经济行为形式。三宝物来源的主要途径在印度与中国是相似的。

  再来谈谈适应环境的需要。

  正如前面曾经提到的私有大环境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佛教诞生时印度社会的私有制形态已经确定。当佛教作为沙门思潮的一支兴起的时候,即面临几个方面的矛盾。其中之一,就是寺院经济的问题。也就是,对于佛教的信仰与践履过程中伴生的经济行为活动是禁止呢,限制呢,还是任其自然?这一争议的尖锐性,渐渐地凸显。在佛陀创教时期,就有了“四方僧物”(僧团财产共有)、沙门释子“不事生计”、“不蓄私财”等一系列的戒律与精神。因为私蓄钱财,会引起“贪妄之心”,而从事农耕,会“掘地伤生”,这算是戒律的缘起。之后佛教内部的几次重要结集引发的争论,又多少与经济生活有关。第一次是戒律的“八事”的探讨。第二次的结集,是上座与大众两部分裂的开始,据说其重要的歧议来自于所谓的“十事”中“受蓄金银钱净”的态度的相左,佛教戒律始为僧尼私蓄钱财开了方便之门。原始佛教向部派佛教过渡。

  佛教面临的另外的矛盾,是与婆罗门的关系。婆罗门是以祭祀为业的祭司贵族集团,一直借助神权进行政治精神的统治。然而,城镇国家的涌现,城市经济的进步,日益有利于和婆罗门阶级的对抗,其新兴的势力,一是刹帝利,一是吠舍。刹帝利在争夺政权中设法把一部分下层人民吸引到他们那边。“六师外道”及佛教等异端思潮的勃兴正是古印度这一种姓大量分化、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亦标志了婆罗门旧信仰的动摇。实质上,沙门思潮可视为婆罗门以外的三大种姓——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之哲学。佛陀学说作为思潮的一种,一方面与六师有着不尽相同的主张,另一方面也与婆罗门的思潮进行了斗争。两者的冲突与互动,亦给佛教自身的思想甚至寺院经济形态留下了影响。譬如婆罗门有关法、因果报应与再生的教义,很大程度上即为佛教所借鉴;婆罗门通过阐释《吠陀经》、《梵书》等宗教文本渲染其职责的神圣性及宗教仪式之神秘性,获取了免税的特权和刑罚豁免权。这一点,在佛陀立教不久,亦从世俗国王那里获得;婆罗门要求其他种姓向其赠礼,谓凡赠送者,将在今世与来世获得果报。这亦成为早期佛教所谓“募化”与“供施”之经济来源的“原始”形式。婆罗门借“布施”的形式,拥有了大量财富、庄园甚至整座村庄。而佛教最初之若干最大的道场,如竹林精舍、祗园精舍等,就是由豪富居士捐赠的,不一而足。

  三、道场型制与寺院经济形态发展之量度

  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形态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是印度次大陆之政治、文化、社会的特殊性造成的。要对寺院经济的阶段发展作准确量度,显然是有困难的。尽管佛教的几次结集,都多少围绕经济的生活或经济行为的“合法性”有所探讨,印度佛教史的分期在学界亦有大致一致的口径,但是否就足以作为寺院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标志呢?恐怕难以论断。但也就在寺院经济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寺院经济的规模,与寺院或道场的规模、型制,往往联系密切,不啻是研究寺院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有效路径。

  我们知道,佛教初创时,并没有固定的传教说法场所,也没有一定规制的佛教寺院。佛陀的鹿野苑之行,开始其初转法轮,使乔陈如等五人皈依,形成第一个僧伽团体。这一鹿野苑之初转法轮,即是在露天弘法的。而后,皈依者们往往在林中树下、山边洞穴、旷野荒冢、房檐庙廊,铺上随身携带的坐具两足跏趺,随遇而安。没有固定道场的一大好处,就是灵活性。僧众饥则出外乞食,食讫而进行功课,或者修习禅定,或者相互讨论教理。因此佛教内部的经济行为也就比较简单。然而没有固定的场所,并不利于佛教本身的发展。或者说随着佛教的信徒的不断增多,固定的道场已是当务之急。这也就意味着佛教寺院的出现。佛寺,在印度称做“僧伽蓝摩”,简称“伽蓝”,“僧伽”,是僧众之意,“蓝摩”,是园之意。“伽蓝”又有精舍、支提之分。精舍初为讲道场,后为僧侣住所。支提一般依山开凿,与中国的敦煌、云岗、龙门等石窟类似。固定的道场,有明显的两大好处,一是方便佛门的集会,二是利于向信众弘法。然而,固定道场的维持,需要有固定的开支。道场越大,开支就越大。所谓的开支,起先大都是由信众捐施的,及至后来佛教势力的愈益扩大,才有来自国王的比较丰厚的赐赠。对于这时的佛教寺院,一方面是僧伽人数增多,可能不得不开源节流,设法进行经济运作,一方面可能是信众的大量捐施而获得的余财如何处置。我们所见到的各部律藏经文,记述了早期佛教对于贵重金属的态度。《十诵律》赞成或者毁弃,或者将财产交给世俗人(“净人”)处理,以资僧众购买生活之必需用品(“净物”)。《摩诃僧祇律》和《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则倾向于部分购买生活必需品,剩余的,用来出贷取息。《摩诃僧祇律》还有一段记载很有意思,说难陀、跋难陀与皇宫多有往还,他们从国王处购买黄金后,又让国王的金匠们制成首饰,然后分派沙门向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兜售。他们的这种行为让城内的黄金商和金匠们啧有怨声,据说也引起了佛陀的责问。这一事例,也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说明了当时的寺院的一些经济行为状况。

  事实上,佛陀时期,已有相当规模的群体式建筑的寺院或道场的存在。譬如拘萨罗国的长者须达多捐赠的只园精舍,是佛教最早的寺院之一,外有砖墙、石栏、木栏及竹篱环绕,内有住屋、门房、礼堂、仓库、走廊、水井、浴室、亭阁,另设有内院或高楼净室等等。而迦兰陀长者捐建的竹林精舍,亦具备一定的规模。要想维持如此规模的寺院,没有相应规模的经济力量作后盾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知道,佛陀年八十在拘卢那揭罗城逝世,生卒年大致是公元前565年至公元前485年,与中国春秋时之孔子及古希腊之苏格拉底的活动年代相当。他35岁始就于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从事传教活动,期间创设了适应教众生活的僧伽制度。也就是说,佛教在佛陀在世时期即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力,而寺院亦由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寺院经济的形态经历了若干阶段也在佛陀时期就达到了较为成熟的程度。

  这里,我们尝试着就寺院及寺院经济的形态演变做进一步描述。

  首先是无居苦行阶段。前文已有述及,此处从略。

  其次是定居静修阶段——寺院经历了两个过程:由个体建筑向集体建筑转化;由简易的集体建筑向复杂的集体建筑转化。

  供僧人静虑止观、安宁自修的固定道场,一种称为乐园,是施主所献,一种称住所,乃比丘自建。比丘白建的阿兰若,最早流行的是一些叫做“毗诃罗”,通常仅容一人憩居的小屋。僧侣选址,一般倾向于城郊结合部,既不离群索居,又避免了市井喧嚣。当然这是从修行的环境角度而言的,从生活方面看,于僧众也有诸多便利。主要的,是乞食的方便。佛教是将食物称为“药”的,以为可治人之饥病。《大智度论》曰,“食为行道,不为益身”,又有佛陀之语——“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养慧命”,皆说明食不在粗精,但能维持生命,令得修道即可。僧侣乞食自活,兰若不立厨灶,乞者按时而乞,施者应时而施。这也就是早期印度佛门所谓的乞食制度。经济是为人群服务的,既然个体对于外在供给的要求仅止于维持生存与修行,那么也就谈不上有太复杂的经济活动了。故而,可以说,这时的寺院经济形态仍然比较简单。

  寺院经济的复杂化,是与佛教广为流布,僧团逐渐扩大相同步的。其中的一大标志,是毗诃罗在形制上的变化,僧尼的集体大居所逐渐代替了那些个人使用的小屋。这种集体建筑表面看是一个很长的阳台,阳台后面是屋舍,从而组成一个长方形的毗诃罗。建筑形式的变迁,带来僧伽生活理念及生活模式的变迁:游徙不定向安稳固定转变,独自修行向集体参禅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寺院经济由单纯向复杂的转变,“寺院共产主义”形成。详备地说,就是印度寺院采用了较为民主的方式进行管理:一切事务由僧众集体议决,意见一致方可执行;由推选的执事僧(梵名羯磨陀那)负责处理僧众之日常事务。经济上,也实行“共产制”形式的无尽藏制度,即将化斋所得共同保管共同消费的制度。这一种寺院经济的管理形式,在后来中国佛教的有关戒律的典籍中亦有体现。《资持记》十七《行事钞中》云:“常住,谓众僧厨库、寺舍、众具、华果、树林、田园、仆畜等,以体通十方,不可分用。”尽管如此,僧伽追求逍遥自由、向往山林静穆的观念,根深蒂固,并未很快消除。这样,与僧侣集体聚居的大住所同时还并存着大量的石窟、石洞。从现存遗址看,北印度木构楼屋较为常见,西印度则石窟、石洞较为普遍。这种石窟式的起居方式,因袭了个体化的乞食制度,对于寺院经济的开展是有困难的。因此,这一时期,较复杂与较简单的寺院经济形式同时并存。

  寺院阶级等分的明晰化,应大致在大寺院或者群体式伽蓝建筑出现的阶段。这时期,不但佛寺的建筑渐趋复杂,寺院组织进一步发展,寺院经济的形态也趋向成熟。群体建制式的寺院虽可能有了僧侣贵族、普通比丘,也有了大规模的寺产,及僧侣间私产多少的分别,却也并不意味着寺院原有的民主管理方式的消除,至公元四世纪——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31—422年)的《佛国记》所记述的一些西域寺院见闻亦可一定程度上资为佐证[22j。寺院集体和私人两种财产拥有制的形成,使双重的高利贷信用成为可能,一者是寺院主持的借贷,另者是僧侣私下里的出贷。《行事钞》:“《十诵》,以佛塔物出息,佛言:听之。”又《行事钞》:“《善生经》,赡病人不得生厌。若自无物,出求之;不得者贷三宝物,差已,十倍偿之。”寺院所从事的经济运作,既有所谓的“合法”的形式,譬如上述的借贷,也有“非法”的,即佛律形式上所限制的经济行为,譬如商业贸易等。佛教石窟,此时亦渐由单窟式向群体建制式演绎,既有了僧房窟,即毗诃罗窟,也有了塔堂窟,即礼拜殿等。后来印度的阿旃陀、埃罗拉石窟,及中国之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皆受此建制的影响。这种石窟形式较之单窟式,在寺院经济上,显然也要具备更大的规模。

  四、寺院经济来源与内涵之阐述

  由单纯依靠化斋行乞,到大庄园、大土地的所有者,由只有寺院公产没有寺院私产到既有僧伽公财又有僧尼私财,这大致就是寺院在经济形式上的历时态演变。

  寺院经济,主要是围绕“常住”或“无尽物”展开的,它们呈现了一种“悖论”的形态:可能既因有违于一般的佛教伦理而成为僧伽眼中的“不净物”,又由于是信众虔诚的布施及供奉之用,显得不可或缺。“常住”之寺院公产与比丘私财的分别,某种程度是俗界财产制度的影响所及。名义上寺产“体通十方”为僧伽公有,实际上主要是僧侣贵族支配。僧尼是不作稼穑的,后来的寺领庄园的田园劳动,亦如俗界庄园,由佃农、农奴或奴隶(一般称“净人”,在中国的寺院则又有僧祗户、佛图户、梁户等别称)承担,他们构成了寺院的基础组织。然而无论哪一个阶段,共同的宗教信仰心理仍然是寺院僧侣所有制的精神维系;共同的宗教活动场所与一定量的寺产是这种所有制的物质基础;而僧众共同遵守的戒律又是这种所有制存在的法权保证。

  印度佛教寺院财富的两种主要来源是布施和高利贷。布施,可以理解为双向的“交换形式”,即一方面,是世俗人给僧侣施以净物,另一方面是僧伽向世俗人赠以佛法,这是一种以“亲物”为基础的经济。这种经济形式,既合乎道义又具备俗理,既有物质的意义,又承载了宗教的精神力量。布施倘若进一步细分,有国王的赐赠、居土的捐施等等。

  国王赐赠的内容既有财物,也有土地、庄园。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印度国王赐赠的土地通常称“梵分”或“梵封”(Drahmadeyya)。作为“梵分”封赐臣下的既有乡村,也有城市(乡村居多)。梵分的受赐者起初以婆罗门居多,他们得到的主要是土地的收益权。汉译阿含部经典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后来赐赠的对象由婆罗门扩大到佛教僧侣、寺院和世俗官员,赐赠的权利由土地上的收益权发展到土地所有权。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永久赐地铭文,就是公元2世纪的萨塔瓦哈纳国王乔塔米普特罗·萨塔尼卡给佛教僧侣赐赠土地的铭文。法显记述5世纪初中印度的情况,也曾提到永久赐地的铜版文书。“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生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卷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这里的“铁卷书录”实即铜版文书,这里的“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表明这种赐赠是一种永久赐赠。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的记述亦表明,公元7—8世纪在印度,政府赐赠土地或庄园给世俗官员以及宗教团体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譬如当时印度最著名的那烂陀寺,就是由戒日王赐给的一百多个村庄负责供养的。二十多年后,也即义净至印度时,那烂陀寺的地产已扩大到二百余个村落。

  居士的捐施内容也就是财物、土地和庄园。譬如“祗园精舍”捐自须达多,拘萨罗国一位因乐善好施而得名“给孤独长者”的富豪。还有“鹿子母堂”,据说是佛陀生前经常讲说佛法之所。《中阿含经>>卷四九记载:“我闻如是,一时佛游舍卫国,在于东园鹿子母堂。”其实鹿子母堂就是由当地笃信佛教的长者之女捐献的。鹿子,是其丈夫的名字“弥伽罗”的意译。还有耆婆园和庵摩罗园,皆是居土捐施的著名的林园。佛教在发展的过程中,若没有居士这一重要信仰群体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商贸活动是佛律原则上所不许的。财物之储备、物物交换与买卖都要受到戒律的制约。向企业投资经营金银、首饰加工业、饲养业,也是不许的,这在《十诵律>>、《摩诃僧祗律>>中皆有记述。但是净人的作用,使禁止的贸易成为可能。据说,佛陀时期就已有“寺家人”或“近事男”负责为僧尼收藏那些不净和不可触及之财产。而前文述及的“说净”的方式,亦是众多僧伽得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重要路径。公元?世纪末,义净西游印度时,不净物的做法流行于西方诸寺院中。他记载,僧衣尤其常常“多出常住僧”。这些僧衣或以田人之余,或以“树果之利”所购。甚至有一些为充衣值专设的“庄”。

  在佛教里,还有一种令人们不甚理解的现象。高利贷是“合法”的经济形式,并且佛律中说所贷三宝物之利息可以高至十倍。因而,“借贷”,是佛门经营财物的另一重要方法。只是“《十诵》、《僧祗》,塔物出息取利,还著塔物无尽财中;佛物出息,还著佛无尽财中,拟供养塔等。僧物文中例同,不得干杂。”规定了贷息须有固定的去向:佛物出贷归佛,法物出贷归法,僧物出贷归僧而已。不过有的常住物是不许出贷的,譬如土地、庄园等。但这也只是一般的规定,真正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又往往有所变通。

  摘自:《宗教研究第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