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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现代挑战

作者:霍韬晦

  在社会转型中,传统文化,包括宗教在内,如何重新定位,以适应新时代,或继续带领人心,是一项最艰巨的工作。若做得成功,传统文化仍是主流,仍有力量,否则将失去其影响力,甚至失去其生存的空间。

  文化,毕竟不是一些抽象的供人鉴赏的符号,也不是茶余酒后的谈资,而是随时随地都能发挥其伟大的、哺育人成长的作用,教养人于无形,进一步指点方向,带动历史。因此,文化如果没有这一贡献,势必成为死资料。

  佛教在今天,表面看来很蓬勃,但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不过是现代物质生活过分泛滥,心灵空虚而找寻的寄托,所以学佛者并非以经义的了解为途径,反而以僧尼为中心作崇拜活动。本来,以僧尼为中心亦没有什么不对,但若经义不明,无异是以“人相”为标准,结果社会上许多自称为“活佛”、“神异者”、“教主”起而惑众,讲“术”而不讲道,每一仪轨、每一佛事,皆收费上万,咒语灵符、种种迷信,充斥市面。宗教诚然有道术一面,但若渲染过甚,并以之敛财,这只有加速它的堕落。所以真正的佛教事业,不在建寺、不在度僧、不在烧香、不在供天,(更不在供养宣扬迷信)而在提高佛教的质素。

  如何提高佛教的质素?首先要究明经义,要知道佛陀的教导是什么。佛陀方便说法,有九分教或十二分教,经分大小,小乘经如《阿含》、《法句》,大乘如《般若》、《法华》、《华严》、《涅槃》、《解深密》、《大日》,都各有主题,各有位置,不能一概而论。但到今天我们仍未有一部各种经典的解题书与较全面的疏解书,如何使经文现代化呢?笔者在十二年前,曾经选辑诸经精要,编成《佛学》教科书两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2),并作了思想史的解题和现代疏释,可称开荒之作。但迄今十二年,尚未见来者。《佛教》教科书篇幅如今看来仍嫌过简,更详尽的整理是必须继续进行的。

  不过,整理经典亦需要有整理经典的条件,光靠中国古译很容易望文生义。例如“自性”一辞,有般若用法,有唯识用法,有外道用法,有禅宗用法,如不参对原文,“Svabhdva”、“Prakrti”、“Pradhana”等,皆可译为“自性”,理解即易混淆;或梵文虽一,但含义有别,如中观说“无自性”,唯识说“三自性”,即须有不同理解。所以语言之外,尚需义理、哲学、宗教、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种种训练,然后会通,始得—·较客观的认识,如此文化才能传下去。

  再进一步,就不只是经典的整理问题,而是回应现代文化的挑战问题。时代变了,佛教原来所关心的问题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今天可能已经变得并非那么重要。多元文化冲击、摩荡的结果,人的视野扩大,价值观念也复杂起来。那么,原来较单纯的向往今天是否仍有完全的吸引力?大有疑问。譬如说,现代人比较强调社会参与,视为人权和公民义务,但佛教讲解脱、讲修行、讲出家,两者如何调协呢?民主政治预设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亦预设大家的参与,否则多数原则无法有效反映民意,但佛教是“求宗不顺化”(慧远语),连儒家的名教亦不可以接受,则如何可以过和现代人一般的生活呢?更不要说僧尼的戒律制定于两干五百年前,今天执行起来障碍重重了。

  由此看来,佛教与现代文化之间,必须有个分位。僧尼(包括寺院、教团组织中之人员)资格与社会身份,亦应在佛教中重新给予论定,否则只能被动地接受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而丧失自我的方向。现代的挑战非一,有政治层次、经济层次、社会层次、宗教组织及管理层次、个人修养层次、学术研究层次……佛教文化如何回应?迄今未见端倪,亦未闻声浪。法会之事,徒见善男信女捆集,礼拜烧香,都是个人求福的居多。求福非劣事,但却反映出人心灵的狭小。

  我们应该怎样做才能打开人的心胸、眼界呢?我们应该从何下手才能回应现代文化的挑战呢?

  有历史文化意识和佛教意义的人不妨深思。

  (原刊《法灯》第129期,1993年3月)

  摘自:《现代佛学》霍韬晦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