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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弃儒奉佛

作者:达亮

  一

  在欧阳修少年时代,有一僧人相欧阳修。据苏轼《东坡志林》卷三《僧相欧阳公》云:欧阳文忠公尝语:

  少时有僧相我:“耳白于面,名满天下;唇不著齿,无事得谤”。其言颇验。耳白于面,则众所共见,唇不着齿,余亦不敢问公,不知其何如也。[1]

  从苏轼的笔记,显然欧阳修在少年时代就与僧人交结,此僧曾为他相面,而且欧阳修也承认“其言颇验”。

  欧阳修走上仕途后,与僧人交好不泛其人。如文莹《湘山野绿》卷下记载了他与契嵩的友情。嘉祐六年(1061),释契嵩将他著的《辅教编》、《传法正宗记》、《传法正宗论》、《传法定祖图》送到都城请当时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王素(字仲仪)上奏进献宋仁宗。欧阳修和“大学者若今首揆王相皆低簪以礼焉”,并与王素等,“特上殿以其编进呈”。由于欧阳修、王素的推荐,仁宗“许附教藏”,赐号契嵩为“明教大师”。是年契嵩大师始识参政侍郎欧阳修,《湘山野绿》卷下记载了欧阳修与山东诗僧秘演的关系非同一般。诗人石曼卿英年早逝,释秘演希望欧阳修给石撰写墓表,但欧阳修拖着不办。最后释秘演“屡督欧俾速撰,文方成”。而且他们两人之间为了石曼卿墓表文字,双方还开了不少玩笑,却成为后人的美谈。据《冷斋夜话》、《闭窗括异志》记载,欧阳修与金山寺长老瑞新关系亦非一般。[2]欧阳修担任太子少师,住在颍州;由于当地太守极力推崇修颙大师的德学,欧阳修便备筵席邀请大师,修颙大师应邀而来,欧阳修便藉机向大师请教佛法奥义,修颙大师于是畅叙佛法的微妙旨趣,导引欧阳修游于华严世界中的无边庄严,进入如帝网明珠般重重相摄的无尽法界。欧阳修听后,便大吃一惊,说道:“我一直不晓得佛法竟然是如此微妙,不可思议!”

  欧阳修非常支持寺院的建设。他在扬州蜀冈大明寺作平山堂。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记载,此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堂据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均能隐约可见。欧阳修每到暑时,凌晨必带客人到大明寺平山堂游玩,并且到邵伯取荷花千余朵,插上百许盆。一边饮酒,一边吟诗。“往往侵夜,载月而归。”另据《墨庄漫录》记载,欧阳修在大明寺平山堂还亲自种植柳树一株,人谓之欧柳,欧阳修还为此作词一首,其中有“手植堂前杨柳,别来几度春风。”这均说明欧阳修对佛教、寺院等情有独钟的。再据《艺苑雌黄》记载,一日,欧阳修《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楯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长江南岸诸山较近,有人认为这是欧阳修“短视”。此事被苏东坡引为笑料,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攲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此事在《宋人轶事汇编》卷八“欧阳修”条(P387)中亦有记载。可见,欧阳修修建平山堂,乃为时人所注目。

  欧阳修与佛教的又一特殊因缘,据《道山清话》(著者不详)记载,他为家小儿起名僧哥。另,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对此作了同样记载,所不同的是“公幼子小名和尚”[3],“和尚”与“僧”,没有实质上的差别。

  如果说欧阳修笃信佛教在他任参知政事之前还羞羞答答的话,那么,登上二府后则由不信释氏之说,便公开转入崇尚佛法的行列之中。对此,《佛祖统纪》卷45载:

  永叔初登政府,苦于多病。尝梦至一所,见十人冠冕列坐。一人曰:参政安得至此?永叔问曰:公等非释氏所谓冥府十王乎?曰:然。因问:世人饭僧造经,果有益否?曰:安得无益?既寤,病良已。自是益知敬佛。

  欧阳修的《六一诗话》篇幅不大,竟又提到赞宁禅师,这事也是未必确实的。盖赞宁后梁·贞明五年(919)出生,太平兴国三年(978)赐紫衣。宋太宗时,加右街僧录,[4]咸平二年(999)迁左街僧录,已经是八十多岁寿僧了。还提到淮南惠崇、剑南希书、金华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汝州简长、青城维凤、江东宇昭、峨眉怀古等九位诗僧。

  《欧阳修全集》所载作品,涉及方外之友有:昙颖、慧勤、惠觉、惟晤、智蟾、惟严、秘演、知白、净慧、居讷、净照、明因、赞宁、修颙、瑞新、法远等,达16人之多。

  二

  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表被贬到潮州做刺史,写下“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兰关马不前”的诗句,最后拜倒在大颠和尚袈裟之下,才得解脱。欧阳修也因为毁谤佛教,被宋仁宗贬到滁州做刺史,写下“环滁皆山也”的《醉翁亭记》,庆历六年(1046)自号“醉翁”。饮誉学子欧阳修,极尽所能所对佛教,比起唐朝韩愈更是有过之,最后在云门宗庐山圆通居讷禅师处找到归宿,迷途知返,尔后皈依佛门,则成为中国禅宗史上一桩美谈。

  据宋·释志磐《佛祖统记》和明·僧觉岸《释氏稽古录》等书记述,欧阳修与佛教发生因缘是在庆历六年(1046)游庐山祖印禅师居讷开始的。从庆历六年(1046)到熙宁四年(1071),跨越了将近30年,这其间欧阳修经历了怎样的从排佛到崇佛的心路历程呢?

  欧阳文忠,早在24岁时曾和谢绛、尹洙文人名士,曾一起参访嵩山高僧,看到一位老和尚独自在阅读经典,不喜欢与人交谈,心中很好奇,于是上前请教:

  “禅师住在此山多久了?”

  老僧回答说:“非常久了。”

  “平日都诵读什么经典?”

  “《法华经》。”

  “古代高僧,临命终时,能够预知时至,谈笑自若,生死自如,这是什么原因?”欧阳修不失良机地问道。

  “这是定慧的力量。”

  “现代的人寂寥无几,又是什么原因呢?”

  “古德念念皆在定慧,临终那会散乱?今人念念皆在散乱,临终那会有定慧?”

  修尝居洛时游崇山,却仆吏,放意往至一寺,修竹满轩,风物鲜美。修休于殿内,傍有老僧阅经自若,修问:“诵何经”曰:“《法华》”修云:“古之高僧临死生之际,类皆谈笑脱去,何道致之?曰:“定慧力耳。”又问:“今何寂寥无有?” 曰:“古人念念定慧,临终安得散乱,今人念之散乱,临终安得定慧。”修心服。[5]

  欧阳修听了这话以后,恍然有悟,于是走近禅师座前,再三顶礼,感谢他的开示,解去他胸中的疑团。闻法后,大家也都法喜充满,可下山后的欧阳修仍然反对佛教,直到仁宗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39岁时拜谒庐山祖印禅师居讷,才心悦信服,皈依三宝,虔诚学佛,然而世人只知他从前诋毁、排斥佛教,而不能察觉后来的敬信皈依,这是欧阳修个人的遗憾,也是后人不能引以为鉴的不幸。

  宋仁宗皇祐元年,创立十方净因禅院,仁宗下诏迎请居讷禅师去汴京振兴禅席,而禅师却以目疾谢绝。《佛祖统纪》卷45《欧阳外传》载:“以汴京第宅创兴禅席。因赐额为十方净因,上方留意空宗。诏求有道者居之。欧阳修等请以圆通居讷应命,讷以疾辞,因举怀琏以为代”。由此,则永叔与居讷才有日后之进一步往来。

  欧阳修此次登山,特意到圆通寺拜访了世外高僧居讷禅师。当时,两人白天相伴出游,入夜对坐清凉亭,谈禅论道,通霄达旦,毫无倦意。欧阳修原先对佛学持怀疑态度,“尝恶其学幻”,到圆通寺只是想见识一下居讷的学识和人品。但经此长谈后,他对佛学的态度大为改观,对居讷禅师的诣深禅学和非凡谈吐惊叹不已:“人之有技,若已有之。” 庆历四年(1044),遭贬的欧阳修曾“谒见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师出入百家,而折中于佛法。修肃然心服,从听忘倦,至夜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逾旬不忍离去。”欧阳修在与居讷禅师交谈的时候,欧阳修“耸听忘倦,至夜不已,迟回逾旬,不忍离去”。为感谢居讷的赐教,欧阳修临别前赋诗相赠: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为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遗贤。[6]

  而居衲对欧阳修的才识和胸襟也极为感佩,在欧阳修离山后特地把二人座谈的清凉亭加以整修扩置,更名“夜话亭”,作为永久纪念。

  宋仁宗明道年间的一代名相韩琦和欧阳修一改对佛教的谪贬,从而涉足佛门,乃至于欧阳修晚年自号为“六一居士”。

  欧阳修对于佛教的态度,到了晚年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排佛转为信佛。据《佛祖统记》载:欧阳修与佛门发生因缘的事是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游庐山谒祖印禅师居讷,云:

  谏议欧阳修,为言事者所中,下诏狱穷治,左迁滁州。明年将归庐陵,舟次九江,因托意游庐山,入东林圆通,谒祖印禅师居讷,与之论道。师出入百家,而折衷与佛法。修肃然心服,耸听忘倦,至夜分不能已。默默首肯,平时排佛为之内销,迟回逾旬不忍去,或谓此与退之见大颠正相类。[7]

  这大概是欧阳修第一次感到与佛道相契。《佛祖统纪》又云:

  欧公(欧阳修)见祖印(释契嵩),肃然心服,故东坡有云:永叔不喜佛,然其聪明之所照了,德力之所成就,真佛法也。[8]

  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致仕居颍后,似乎已经一心向佛。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苏东坡对欧公“斥佛”之名,深表不平,在苏东坡的心目中欧公也是信佛之人。但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见祖印而有所契悟,正是他身遭贬谪之时,即处在逆境,与佛道有了某种相通,原是比较自然的。

  从欧阳修的生平看,欧阳修在庆历六年(1046)对佛教态度发生转变是完全的可能的。庆历四年,新政失败。次年,欧阳修因“张甥案”,落龙图阁直学士,罢都转运按察使,以知制诰贬之滁州。在这一年,欧阳修祸不单行,母与妻患病,长女欧阳师夭折,连续的不幸必将带来心理上的挫折,而世界观的改变往往是在人生低落时发生。在这种情景之下,欧阳修寄情山林,寻求解脱是很自然的。

  三

  宋天禧间(1017~1021),河南名僧法远,或称远录公,即圆鉴禅师,“号柴石野人,晚居舒州浮山,徒众奇集,声达帝听。赐号圆鉴,寂年七十馀。”[9]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与远录曾对奕于会胜岩内,远录连胜数局,以棋理说佛法,欧阳修大为钦佩,故在岩内刻有“因棋说法”四字。

  事实上,欧阳修自己也不否认笃信佛教。据《五灯会元》卷12载:欧阳文忠闻师奇逸,造其室,未有以异之。与客棋,师坐其旁。文忠遽收局,请因棋说法。……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著落在甚么处?”良久曰:“从来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文忠加叹,从容谓同僚曰:“修初疑禅语为虚诞,今日见此老机缘,所得所造,非悟明于心地,安能有此妙旨哉!”[10]显然,欧阳修对佛法宗旨是如此的钦佩,更加倾心于释氏。

  禅师说法,一语双关。的确,面对棋局,有多少人不知所措;投身佛门,又有多少人不识自性。若不是明心见性,何以将棋艺、禅理讲通?可见,明心见性,并不只限于佛门,也适用于棋道。

  棋道贵“活法”,禅门参“活头”,二者虽殊途,志趣却同归。黑白相斗在于“智”,往返诘难亦在于“智”。一局围棋大战仿佛是一堂佛门的辩论法会,无论是善战,还是善辩,都是意志和智慧相结合的一场竞赛,胜负的关键全在于“灵巧”和“达识”。所以下棋也好,参禅也好,唯有凭借明眼人的无形,依靠智慧和意志的力量,才能有所得。

  法远禅师的“因棋说法”让欧阳修大开眼界,法远谈棋而非“棋”,其“棋声历耳”,大有令人振聋发聩之感,欧阳修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欧阳修向同僚们说,以前我以为禅不过是谈玄论虚的玩艺,没想到竟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世间道理。欧阳修说,一个和尚,久住深山,如果不是禅机圆熟,又怎能谈得出这些玄机妙理?欧阳修又说,像这样的和尚,“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君王得一以治天下。”欧阳修对法远的评价虽然不乏文人的铺陈夸张,但也看出他对这位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法远禅师是何等推崇。

  宋仁宗赐号的圆鉴大师于此岩会见了欧阳修,并为其“因棋说法”,改变了欧阳修对佛教的偏见。

  四

  欧阳修是我国最早的“诗话”体创造者,开后代诗歌理论著作新体裁。他的《六一诗话》从内容上看,是对禅僧赞宁大加赞赏,称其“辞辩纵横,人莫能屈”;又对“宋初九僧”的诗备加推崇,并对当时“人多不知有所谓九僧”的现状深表惋惜;从形式上看,他曾作《归田录》,专门记载“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归田录?自序》)。而其《六一诗话》之作,也正是为了“集以资闲谈”。这一事实至少可以给后人两点启示:一是欧阳修对语录体运用自如,其诗话正是在《归田录》的基础上产生的;二是无论《归田录》的“录之以备闲居之览”或是《六一诗话》的“集以资闲谈”,均与禅宗语录记载禅师的言论、行事,其内容在性质上十分接近,而且两者之间在行文笔调也与语录相当吻合。可以这么说,欧阳修的《诗话》及笔记《归田录》等,在形式上是受到禅宗语录体的影响。思想支配行动。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虽然有人说他是“无意创格”,其实在其“偶然性”中实寓有其必然性。而作为诗话体产生及兴盛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的就是语录体的流行。欧阳修内心崇信佛教,所以他的著作也打上了佛教的深深烙印,这就不足为奇了,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欧阳修的又一贡献是对在封建时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六经》提出了尖锐激烈而又全面的质疑。

  五

  欧阳修到了晚年,则坚定了崇尚佛教的决心,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载:“欧阳文忠公平生诋佛、老,少作《本论》三篇,于二氏盖未尝有别,晚罢政事,守亳将老矣,更罹忧患,遂有超然物外之志。又云:欧阳氏子孙奉释氏尤严于他士大夫家”。此时的欧阳修似乎对儒家的一切说教都抛在脑后了,更坚定了他对佛教信仰的态度,这应与欧阳修晚年对佛教态度的转变有关。《佛祖统纪》云: “欧阳永叔自致仕居颍上,日与沙门游,因自号六一居士,名其文曰《居士集》。”[11]欧阳修平生不遗余力地排斥佛老,却喜欢与志趣高雅、能诗善艺的禅师们交往,其实他与僧人的交往很早就开始了(如庆历三年送余杭诗人慧勤)。慧勤乃南岳第十四世佛鉴禅师,欧阳修与其十分相知,认为慧勤禅师聪明过人,勤奋好学,无意宠辱,堪称魁杰之士。欧阳修又以敬佩之语为僧人惟严文集和祕演诗集作序。晚年,其实他在熙宁三年(1070)又更号“六一居士”。可见其亦未尝不留意于佛理。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则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虔诚佛教徒。

  欧阳修临寿终前,把门生弟子都召集到榻前,恳切地告诫他们说:“我这辈子因文章而出名,一直大力诽谤佛法;到了年老体衰,才听到佛法妙旨,想开始来研究,却来不及了,命既如此,无可奈何;但是你们的机会还很多,千万要努力,可别像我一样,后悔莫及啊!”于是,“ 修在颍州捐酒肉,撤声色,灰心默坐,临终时,令老兵就近借《华严经》,传读至八卷安然而逝。”[12]“息心危坐,屏却酒肴。临终数日,令往近寺。借华严经,读至八卷,倏然而逝。”[13]意思是说欧阳修在颍州停止一切酒肉,摒弃声色干扰,静心默坐;并派一位老兵去附近寺院,借《华严经》回来读诵,当读到第八卷时,便安然坐着而死去。

  欧阳文忠公,名垂青史,是当时世道人心的领袖人物,他早年虽然排斥佛教,几度闻法之后,就能有所了悟,追悔前罪,劝人行道,这种悟性,又岂是一般钝陋浅薄的冥顽之辈可以望其项背的呢?他临终的一番善言遗教,如同夕阳西下的一阵暮鼓,警惕世间的人儿,把握前程,莫待老来方学道啊!

  他后来拜访了庐山圆通禅师,蒙慈悲开示佛理,肃然心服。晚年信佛,自称“六一居士”,即“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14]这是因为他将置五物与己身合而为六,故“六一居士”。这“六一居士”是很有意思的:一壶酒喝不醉,一盘棋下不完,一把琴还没有摔坏,一个老人还没有死,一些书也还在家里,没有送到图书馆去。这些都是他所喜好,所放不下的,所以他自称“六一居士”,其实应该一个也没有的。他将身心委同于物,自是有逃世的意味。

  宋代,佛教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禅宗之影响,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所以士大夫惊呼、哀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皆归释氏焉”,[15]这是不争的事实。“斥佛法为中国患,而晚年敬明教服圆通,称居士,读华严竟自畔其前说,犹韩退之始排佛,而终信服。”[16]欧阳修以当朝宰相之尊,以学贯翰林之誉,笃信佛教,那是因为佛教使他了解到生命的真谛,解除了他对人生的迷惑,所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宿儒欧阳修,却在佛法之中找到了安置处。欧阳修受佛教影响之深且晚年崇佛,并不是特殊现象,而是宋代士大夫与佛教建立密切联系的一个事例。

  [1] 《东坡志林》卷3,《僧相欧阳公》,赵学智校注,三秦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第164页。

  [2] 《中国禅学思想史》第4编第11章《圆通居讷与育王怀琏》,忽滑谷快天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3] 《渑水燕谈录》卷10,《谈谑》。

  [4] 《六一诗话》,欧阳修著,郑文校点,第17页。

  [5] 《中国禅学思想史》第4编第11章《圆通居讷与育王怀琏》,第430页。

  [6] 《欧阳修全集》卷56,《居士外集》卷6《赠庐山僧居讷》,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11页。

  [7] 《大正藏》第49册,第410页。

  [8] 《佛祖统纪》卷四十五;《大藏经》第49册,第411页。

  [9] 《中国佛学人名辞典》,比丘明复编中国书局,1988年版第221页。

  [10] 《五灯会元》卷12,《浮山法远禅师》,第715~716页。

  [11] 《佛祖统纪》卷45。

  [12] 《中国禅学思想史》第4编第11章《圆通居讷与育王怀琏》,第430页。

  [13] 《佛祖统纪》卷45,《大藏经》卷49,第414页。

  [14] 《唐宋八大家散文总集》卷10,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郭预衡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版第7528页

  [15] 《佛祖统记》卷45,《法运通塞志》。

  [16] 《佛祖统纪》卷45。

  (作者:达亮 广东佛教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