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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路弘法刍议——以泰国汉传佛教传播为例

作者:王东承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海路佛教沿此路线传播,而作为东南亚的地理要冲,泰国又是该通路上的重要节点。历史上,印度佛教借助海路传播到中南半岛,然后又传入岭南。自从伊斯兰教大举入侵印度之后,佛教在当地衰微。到了近代,汉传佛教又从中国沿着旧有的通路逆向传播,形成“反哺”的文化态势。佛教文化具有相当的包容性,宗教认同可以缓解地缘政治的冲突,并且为经济,政治等国际关系提供发展契机。佛教对东南亚的影响非常深远,“汉传佛教”在“海上丝路”中泰国的弘扬,可以成为良好镜鉴,助力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

  引言

  佛教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最重要的文化支撑之一,其沿着“海上丝路”的逆向传播值得研究。泰国作为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汉传佛教的宏传并非久远。根据泰国内政部的统计,全泰国华人庙宇一共约651座。但这一数字没有包括同样具有中国建筑风格的中式大乘佛教寺庙、斋堂、华人善堂及多个中华会馆等。如果把它们全部统计在内,数量会达上千。这个数字看似庞大,但相对于泰国整体的寺庙数量,并非是很高的比例。根据泰国相关部门提供的统计数据,全泰国共有各类佛教寺庙40717座,其中有僧人居住的寺庙33902。也就是说,华人寺庙在泰国仍然居于少数。

  虽然汉传佛教的寺庙并非很多,但社会影响力却很大。可以说,汉传佛教伴随着华人社会的融入,已经成功进入泰国的主流文化。概括的说,汉传佛教在泰国的传播具有融入度高,影响力大,发展性好的特点。伴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文化同样需要发展。在当前的中泰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交流中,存在着形式单一,深度不够,影响力不大的阶段性特征。根据最新经济统训,中国大陆已经成为继日本、韩国之后,对泰投资的第三大国家。而与之相应的,中国的佛教文化影响力还远远没有达到与经济地位相匹配的程度。

  一、民俗化的社群融合

  如果对泰国汉传佛教传播的历史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其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古代传入阶段,第二是近代转型阶段,第三是现代发展阶段。

  佛教传入泰国的准确时间难以考证,较可信的说法是在公元前305年前后,正值阿育王后期,“佛教不但已遍及印度全境,而且影响西达地中海东部沿岸国家,北到克什米尔、白沙瓦,南到斯里兰卡,进入东南亚。”阿育王第三次结集后,有目犍连、子帝须长老派遣,十几位上座部比丘分成九路,往不同的地方弘法。在此过程中,其中第八支线有须那与郁多罗二位长老前往金地(Suvarnabhumi),即素万那普。据泰国历史学者的说法,金地的中心位于泰国佛统府。泰人认为“佛统”就是古代金地国的都城。”泰国历史上大乘佛教曾经广泛传播,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其主要的来源地。作为泰国最大的民族泰族,其原居住地就在中国的云南边境,于7世纪前后开始南迁,并且经过征战,成为泰国境内的主要民族。在这一过程中,大乘佛教也传入了泰国。而今天在泰国占据主导地位的上座部佛教,是在大约1157年前后,由缅甸输入泰国的。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从素可泰至曼谷王朝,上座部佛教成为主导,而大乘佛教在泰国隐没甚至消失。

  进入近代之后,伴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汉传佛教出现了复兴。可以说,在曼谷王朝之前,泰国并没有中式汉传寺院,只有一部分中式的神庙,这些神庙往往是多种信仰混杂的。那时泰国华人,大部分会遵守泰国习俗,到泰式寺庙集会。在泰国华人看来,两族信奉的都是佛教,只是宗派不同而已。当时泰国华人数量不多,影响力小。到了曼谷王朝的拉玛三世(1788—1851),也就是清朝末年,伴随着华人移民数量增长,部分泰式佛寺开始受到中国文化影响,建筑风格发生了变化。到拉玛五世(1853-1910),泰国第一座中式大乘寺院“永福寺"得以正式建立,标志着大乘汉传佛教作为独立的宗派进入泰国主流社会。

  1871年,汉传佛教进入了现代发展。是年,中国移民在曼谷建立了最早的龙莲寺,影响整个曼谷的华人社区。这座寺庙完全按照岭南禅寺的方式建造,甚至工匠及建筑材料都来自中国。殿内供奉有六祖慧能塑像,可知当时华人僧团多修禅宗。龙莲寺的建成是一个标志,在续行和尚出任第一任住持之后,华僧僧团得以发展,形成了泰国的“华僧宗”。1902年,拉玛五世颁布了《僧伽管理法》,内部特设“华僧大尊长”及左右副尊长,管理泰国“华僧宗”佛寺及僧务。1970年,普门报恩寺建成,成为泰国最大的“华僧宗”佛寺,并取代龙莲寺成为“华僧宗”总部,而普门报恩寺住持出任“华僧大尊长”,此惯例一直持续到今天。

  可以说“华僧宗”创立依托于曼谷华人移民的增加,而汉传佛教又推动了华人社区文化凝聚力的形成。如果借用佛教的“缘起论”,可以说汉传佛教借助了五重缘起在华人社区中传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凝聚力。而这五重缘起又与民俗紧密结合,让大乘佛教不再是族群信仰,而成为兼容并包的跨族群信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泰国的佛寺和神庙并不相同。佛寺往往有常住的僧人,有佛教的系谱和传承,而神庙更多的是多元的民间信仰,与民俗紧密关联。大乘佛教借助民俗传播,是深入当地社群的重要途径。比如在泰国广为流传的“孙悟空崇拜”,就是例证之一。

  “地缘”是汉传佛教传播的第一条件。从地理上看,泰国和中国的岭南以水路相通,历史上交流很多。到了清末,很多广东潮汕地区的华人移民泰国。经过多代的融合,泰国华人成为泰国人的一支,约有850万人(2008年),占总人口的12%。曼谷的华人华裔数量更多,占到整个曼谷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如此数量的华人人口,为汉传佛教的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汉传佛教传播的第二条件是“血缘”。早期的华人移民大多信仰佛教,其子女生于佛教家庭,而泰国又以佛教立国,所以第二代华裔绝大多数也选择了佛教。这种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宗教传播数量非常稳定。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多个信仰共存,所以对于一个宗族来说,信仰就会出现多元化。可以说汉传佛教传播的第三个条件是“宗亲缘”。虽然民间的信仰多元,但华人闯荡海外,宗亲内的关系会非常紧密,于是汉传佛教往往也会借助宗亲关系传播,而佛教的集会也会加强华人宗亲间的凝聚力。伴随着华人的日常生活,其社交会由宗亲扩大到各种社会关系,于是就有了汉传佛教传播的第四个条件:“关系缘”。基于社会关系,很多非华裔的泰国人会通过介绍,信仰汉传佛教。

  一项针对曼谷龙莲寺信众的调查显示,有很多非华裔泰国人到寺院内参拜。这些非华裔的泰国崇拜者大多文化程度较高,其中大学本科占到63%,约43%为在职人员,可以说是泰国社会的主流阶层。而这些非华裔的泰国人,其信仰中“只信佛教”的占77%,还有“信佛信祖宗及鬼神”的,占到18%。泰国是多信仰的民族,在佛教主导泰国之前,原始信仰流行,鬼神等被普遍供奉。乃至到了现代,各种思潮和宗教信仰传入,都导致了泰国文化的多元性。而在吸引当地信众的过程中,汉传寺院与泰国的民俗文化产生了很好的结合。如果从“孙悟空崇拜”考察,就更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

  据考最早建立的孙行者神庙位于曼谷唐人街耀华力路,始建立于拉玛二世皇时期(公元1810-1824)。该神庙规模较小,仅有一间,坐落在闹市的商铺中间。从神庙的匾额、对联看,都显示了浓重的“民俗混合佛教”的色彩。比如正门走道上的泰中双语匾额“大圣佛祖庙”,又如门框上的中文对联,右边是“大德宏开神恩速”,左边是“圣功浩赫佛法长”,神堂内更有红色匾额写到:“大圣佛祖”,主神像的门额有“神通广大,佛法无边”字样等等。而神庙内有十几张关于孙悟空的画像,融汇了《西游记》的部分情节,讲述了孙悟空成佛的故事,这种讲述带有浓重的大乘菩萨道思想。更有趣的是,庙内的孙悟空雕塑分为“文猴”和“武猴”两种形象,分别代表孙悟空成为菩萨之后和未成菩萨时的两种状态。据悉,神庙中的主雕塑及香炉都来自中国潮汕地区,距今历史久远。

  如果以“寺院建成,僧人长住”作为汉传佛教传入的标志,那么这些民俗与汉传佛教“双重色彩”都很浓烈的神庙显然不是弘法成就。但正是这些广泛分布的神庙,把不同宗族、不同地区的华人社团凝聚起来,围绕在佛教的核心周围,从而融入到泰国的主流社会。所以可以说,最早把汉传佛教带入泰国的是华人平民而非华僧,是中泰两国在民俗层面的共通性,奠定了后期汉传佛教建宗立派的事业基础。如果忽视了中泰文化在民俗层面数个世纪的融合与培育,就无法理解汉传佛教为什么在近代可以真正的扎根于泰国社会。

  二、社会化的慈善活动

  与其说是汉传佛教借助慈善活动在泰国传播,不如说是汉传佛教成为华人精神信仰的内核,这使得华人社团的慈善活动,天然的具备了汉传佛教的特点。如果不把民俗信仰中的汉传佛教成分排除,而是用一种“兼容并包,广大摄受”的思想去看待,那么考察汉传佛教的视域就会打开,从而可以在“慈善活动”这一更具道德感的空间里,塑造出汉传佛教更丰满更高大的形象。

  佛教与泰国华人的慈善活动息息相关。自19世纪末以来,泰国华人创立了各种以慈善事业为宗旨的社会组织,保持了其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并且增长迅速。1970年以来,在曼谷的299个华人为主的慈善团体中,合法成立的有234个,占78%,而在其他省中成立的126个慈善事业团体中,合法的占98%。这些团体以圣人的祭祀活动为核心,圣人是道德的指导者,同时能通过招魂或降神术,担当信徒的保护者。这些民俗信仰浓厚的团体,大多隶属于中国华南地区的母寺庙。

  在泰国华人慈善活动的讨论中,“报德善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一方面,今天的华憍报德善堂成就之高,已经是泰国华人乃至世界华人慈善组织的代表和标志;另一方面,报德善堂以“大峰祖师崇拜”作为精神内核,具有浓厚的汉传佛教大乘思想特点。结合本文的弘法主题,这一案例有三点值得关注。其一是从发源看,大峰祖师崇拜体现了汉传佛教的慈善精神。其二是从组织看,其社会化组织形态彰显了汉传佛教的菩萨道思想。其三是从关系看,报德善堂是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泰国华憍报德善堂,其总部位于曼谷得胜县昭堪洛路326号,创立于1910年。时至今日,其发展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早期是孕育阶段,由来大峰祖师庙将当地的潮州华人社群凝聚起来。1897年前后,在泰国出生的潮阳人马润由和平乡恭请祖师“金身”来到曼谷,以供信徒膜拜。马润原籍和平乡,其宋大峰祖师庙是众多乡人和旅泰华人的共同信仰。早期没有庙址,就在马润的私产永顺昌镜庄楼上设坛供奉。伴随着香火日盛,善信增多,于是就多次搬迁,从简易的篷寮演变为今天的庙堂。在公元1910年,由潮籍憍民郑智勇、陈鹤珊等十二位先贤,聚合泰国华憍,正式注册创办“报德善堂”。在开创及早期阶段,这一团体的主要任务是建祖师庙,以佛教信仰团聚早期憍民,而主要的慈善活动是物质救济,为贫苦罹难者收殓等。虽然受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其慈善行为相当有限,但大乘佛教的慈善精神已然孕育其中。对此创立过程必须讲到大峰祖师崇拜。

  北宋政和六年(1116),一位法号大峰的僧人,由福建来到潮阳和平里。当时的潮阳有一条练江,经常暴发洪水,于是大峰祖师发愿为众生募建石桥。后来,石桥得以建立,但祖师却积劳成疾而逝。乡民为了祭祀他,就建立了一座祠堂,名字就是“报德堂”。这也是今日“报德善堂”的来源。在汉传佛教中,僧人从事慈善事业是为常见,但“大峰祖师”能形成如此广大的影响,与其能深入民间,宏愿广大的慈悲精神密不可分

  到了1932年,华憍报德善堂进入了改组扩大时期。此时期以1944年为终,形成了相对完善的社会化组织形态,并为其现当代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其一,此阶段的报德善堂获得了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1937年10月,报德善堂获得慈善机构的核准注册,从自发的泰国憍社,转变为有组织的慈善社团,这也为该华人组织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其二,报德善堂创办了华憍救护医院,成为二战期间重要的救护和抗日力量。当时,泰国中华总商会联合各憍团成立五支华憍救护队,而报德善堂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救济工作,这就为报德善堂赢得了广泛的赞誉,获得泰国政府与社会的广泛褒扬。可以说,二战时期的发展建构了报德善堂慈善事业的基础结构。

  而今天的华憍报德善堂相当庞大,影响深远,已经在泰国社会获得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凡要捐款行善,救恤贫病和不幸者,民众首先想到的就是报德善堂。而华憍报德善堂除了有大峰祖师庙,以及华憍报德善堂本身,还包括华憍医院、华憍中医院、华憍崇圣大学、华憍崇圣大学育社学院、泰国华文师范学院、曼谷无线电台、华憍报德善堂紧急救援队、华憍医院紧急救援队、华憍报德善堂龙山墓苑、华憍报德善堂崇庆皇上八秩圣寿公园等组织社团。这些团体的业务看似区别很大,实际上紧密相连,构成一个华人公益慈善组织网络,直接影响着华人社会和泰国社会。对于这个发端于汉传佛教信仰,又以华人为主导的慈善事业集团,可以说菩萨道思想正是其精神内核。

  华憍报德善堂及其事业集团一直致力于中泰的文化交流,众多事迹常见于晚近的媒体报导。比如华憍崇圣大学是一间由泰国华憍经营的非盈利慈善机构,其发源于1938年由“华憍报德善堂”开设的“华憍救护医院”,从华憍医院发展出助产学校,继而又升格为“华憍学院”、“华憍崇圣大学”。该校除了较早开办“中国语言文化学院”之外,还创办中医本科、硕士教育,将中国文化的传播推向深入。一则该校网站上的新闻可以依稀反映出其汉传佛教的背景。2014年12月23日,在新年来临之际,华憍崇圣大学校长叶尧生博士带领全体师生在校内拜三尊佛像、大峰祖师等神像,祈祷诸神保佑全体师生。

  三、主流化的教育建设

  基于大乘菩萨道精神的慈善事业,华憍崇圣大学得以创办,并且在泰国的主流社会形成巨大影响力。但这属于世俗教育,并非宗教教育。对于汉传佛教,其宗教教育的推动主体还是华宗僧人。1980年,阿拉萨达摩·迪拉多玛年进行调查,总结了华宗僧人在泰国主要的功绩如下:“

  一、在佛教教育方面,华宗僧人创立了两所佛教教育学校。一所位于曼谷的普门报恩寺,另一所位于北碧府的普仁寺。两所学校规模不大,但教学体系完整,有佛法的初级、中级与高级课程。两校延请佛教研究者给学生上课,内容也比较丰富,包括大乘佛教、上座部佛教及其他佛教思想内容。两校的负责人都精通汉泰双语,而教学的主要语言也包括了泰语、汉语、巴利语、梵语等语言。

  二、在佛教的传播方面,普门报恩寺尤为重视大乘经典的翻译工作。笔者曾多次参访,得知重要的汉传经典都已翻译为泰文。更有仁德上师主持编纂了汉泰英三语佛教词典,已定稿刊行。至于日常,则有宣传佛法的众多活动,主持也常有出国弘法的安排。

  三、在僧团建设方面,普门报恩寺自1971年起,每年都举办夏季短期出家活动,为期约30天。短期出家在泰国颇有民俗色彩,每个男性都会在一生中的某个阶段短期出家或出家。举办此类活动,通过教授佛史、佛经、伦理、佛法,从而培养佛教精神,利于僧团的建设和发展。

  与泰国籍的华宗僧人相比,来自台湾及中国大陆的汉传僧团则境况不同,尤其在教育建设方面,三者颇有差异。台湾的佛光山、法鼓山等都在曼谷建立了道场,有的寺院还颇为宏伟。他们普遍的重视教育事业,不仅每个寺院都开设了多个阶段的佛学课程,更有非常生活化的语言、才艺课程,与当地的接连非常紧密。比如佛光山新近建设的曼谷泰华寺,就规划了“中泰佛学院”,并与泰国佛教大学建立学术合作关系,谋求发展。而大陆汉传僧团的教育建设则相当落后,一方面缺乏道场建设,另一方面也轻视当地人才的培育,其教育建设大都停留在纸面的合作意向阶段。

  我们固然可以说民俗是汉传佛教进入泰国的首要形式,但教育尤其是深入的佛教教育,仍然是僧团融入主流社会,获得广泛认同的重要途径。

  结语:从三个层面推动海外弘法

  如果以“一带一路”作为关键词,那么当我们探讨汉传佛教的海外弘法时,如何融入并影响东南亚国家的佛教体系就需要认真思考。宗教传播并非经济交换,更不是金融投资,它不能够通过短期的财务手段来实现。相反,只有基于当地民众的需求,才能带来真正的积极影响力。在此,笔者尝试提出三层次的海外弘法模式。

  首先,弘法的基础需要借助民俗来培育。一方面,民间信仰如大峰祖师崇拜,成为华人社团凝聚力的轴心,这说明从长期看,民众自发的信仰根植于习俗,往往更有生命力。另一方面,汉传佛教通过慈善活动,借助民俗进入泰国的社会生活,.比单纯的文字传播更为有力。如果过分强调“佛法”的弘扬,轻视“佛教”的建设,那么弘法就可能演变为教派争执。相反,民俗是良好的缓冲,可以很好的避免法义之争。作为第二层次,弘法的关键仍然是建寺安僧。而这一过程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当地的宗教政策,更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宗教政策。最后一个层次是佛陀教育,这是弘法的根本。佛光山创始之初,星云大师就送出大量弟子海外求学。若干年后,她们学成归来,这才有了今日的数所大学,上百道场的成就。而今日中国大陆的佛教教育尚需努力,而海外弘法的空间更为广大,显然的是,对于人才的培养不能停留在校际访问和签订意向书的阶段。

  海外弘法如果从国家战略的视角考察,则有输出“软实力”的意味。如果说孔子学院建设的是中国文化的官方形象,那么佛教的海外弘法建设的就是中国文化的立体形象。面对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相对落后的宗教事业,海上丝路的弘法事业意义重大,任重道远。

  摘自:《南海佛教》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