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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恒:宗法

作者:体恒

  宗法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模式,它以血缘家庭为基本细胞,以家天下的统治为最终目的。中国自周代开始直至清朝末年的两千多年历史中,一直以宗法社会为基本模式,宗法对中国的伦理道德乃至民族性格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探讨宗法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就从不同角度,分几个部分对宗法的思想略以叙述。

  一、宗法的名义与内容

  《说文解字》云:“宗是从山从示。示谓神也,山谓屋也”,,又云:“凡尊之谓之宗”,故宗是“尊祖庙也”。陈来先生说:“宗指宗族,法指规范体系;宗法即是家族内部的规范体系”而王力先生则说宗法是“以家庭为中心根据血统远近区分嫡庶亲疏的一种等级制度”。由此可以看出,构成宗法的两个基本要素不外家庭与制度而已。

  关于宗法制度的主要内容,王力先生在《中国古代汉语》中略述四点工,今转述如下:

  (一)族昭穆

  族,表示亲属关系。《尚书·尧典》“克明俊德,以亲九族”即指此。所谓九族者,指高祖、曾祖、祖、父、自己、子、孙、曾孙、玄孙,这是同姓的九族。在九族之外,还有三族之说,三族不止一种说法,这里且略。

  周代贵族把始祖以下的同族男子逐代先后相承地分为“昭”、“穆”两辈,这是周代宗法和后世不同的一点。如从大王(古公直父)算起,大王的下一代是大伯,虞仲和王季,这是昭辈;王季既属昭辈,则王季的下一代文王、孚虎仲和孚虎叔就是穆辈。以后各代依此类推,文王的下一代武王,就又是昭辈;武王的下一代成王,又是穆辈。可见周代贵族是用“昭穆”来区别父子的两代,隔代的字辈相同。这种昭穆的分别,也体现在宗庙,墓冢和祭祀上,始祖居中,昭位左右、穆位左右。

  (二)大宗与小宗

  大宗与小宗是宗法中两部分的分别。大宗是指嫡长子孙的一系,小宗指余系的子孙。周天子自称是上帝的长子,其王位由嫡长子世袭,这是天下的大宗;余子分封为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诸侯的君位也由嫡长子世袭,在本国其是大宗,余子分封为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卿大夫和士、士和庶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宗法上大宗比小宗为尊,嫡长子比余诸子为尊。嫡长子被认为是继承始祖的,称为宗子。只有宗子才有主祭始祖的特权,才能继承特别多的财产,应该受到小宗的尊敬。如仆L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义也。”这样,嫡长子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高贵,对其余渚子来说,在家族上是以兄统弟,在政治上是以兄统臣,这样,就抑制了内讧,巩固了统治。

  这就如同郭宝钧在其《中国青铜时代》中所言:

  何谓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是由氏族社会演变下来的从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制系统,周人把它与嫡长制结合起来,使族的纵(嫡长承继)横(宗法系统)两面,都生联系的体制,大约为把全族中最高权位者按嫡长制继承定为大宗,其余的支子划为小宗,使大宗有继承权与主祭权,小宗无之。但小宗在他的本支中仍以嫡长子为大宗,佘子为小宗,权力如前。如此一分、再分、三分,则全族的系属分明,权位定、亲疏分,而政治经济的实力亦随之而有判别,即借此巩固其政权。

  (三)亲属

  中国宗法中亲属的特点是:1.亲属关拉得远;2.亲属名称分得细。特别是先生后生要有不同的名称。因此,亲属的称号特别繁杂。这里仅举例以示之:

  父之父为祖,古称王父;父之母为祖母,古称王母:祖之父母为曾祖父,曾祖母;曾祖之父母为高祖父、高祖母。

  子之子为孙,孙之子为曾孙,曾孙之子为玄孙,玄孙之子为来孙,来孙之子为贝(昆)孙,贝孙之子为仍孙,仍孙之子为云孙。

  兄之妻为嫂,弟之妻为弟妇,兄弟之子为从子,又称为侄;兄弟之女为侄女,即从女。

  母之父为外祖父,古称外王父,母之母为外祖母,古称外王母。外祖父之父母为外曾——《父与外曾王母。母之兄弟为舅,母之妹妹为从母,母之从兄弟为从舅。母之兄弟姊妹之子后称中表(表兄、弟、姊、妹)。

  另外,亲属之中嫡庶的分别也非常严格。(四)丧服关于丧服的制度,王国维先生有段话说

  《札记·丧服小记第十五》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上杀,下杀,旁杀,而亲毕矣。”这是说,在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中,与自己最亲近的,上有父,下有子。由这三代亲属关系扩展为五代,即上至祖父,下至孙子。由五代再扩展为九代,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丧服的轻重就是依据这亲疏关系安排的,由父亲向上逐代减损,由儿子向下逐代减损。至于非直系的亲属,血缘关系越远就减损越多,直到没有亲情为止。

  丧服的使用根据亲疏关系量其轻重,这就是有关丧眼的制度。王力先生说丧服分为五个阶级,叫作五服。五服即: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

  斩衰(演)是五服中最重的一种,用粗生麻布制成。子为父服丧、父为长子服丧都是斩衰,斩衰是三年丧。齐衰,次于斩衰,用熟麻布制做,一般是一年丧期。这个根据亲疏远近又分为几个不同等级。大功又次于齐衰,一般九个月丧期,比齐衰精细些。这个也又有几种不同情形的区别。小功次于大功,一般五个月丧期,服制比大功更精细些。缌麻是五服中最轻的一种,丧期为三个月。

  丧服的制度表现出三个特点:一是重男轻女,二是嫡庶分别严格,三是明显表现出血统亲疏的等级。

  二、宗法的起源

  以血缘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氏族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出现,以一定法规治理天下的国家形式也早巳在中国出现,至少中国的史书上记载在周之前尚有夏、商两代。然而,真正将家族式的宗法扩大,升华而应用于治国治民,统理天下,并形成几千年定制,还是自周开始。

  王国维先生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

  周人之制度大异于商人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日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

  他说在殷以前没有嫡庶之制。比如商的继统之法,就以弟继为主而以子继辅之,无弟然后方才传位于子。自成汤至帝辛的三十世天子中,以弟继兄者就有十四帝,由此可见。而“舍弟传子之法,实自周始。当武王之崩,天下未定,国赖长君,周公既相武王克服殷纣,功劳最高,以德为长,以历代之制,则继武王而自立,固其所矣,而周公乃立成王而已摄之,后又返政焉。摄政者,所以济变也;立成王者,所以居正也。自是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

  他又说:“夫舍弟传子者,所以息争也”。因为兄弟之亲不如父子,而兄之尊又不如父,所以兄弟之间难免争位之事发生。况且兄传弟后,弟当以位而传兄之子,但实际不然,弟所立者多为弟的儿子。这也就是商代中丁以后有九世之乱的原因所在。周人传子的制度正为救此弊端而设。但是,若仅传子而不分长幼嫡庶,这更加错乱,还不如商的传弟方法,所以“由传子之制而嫡庶之制生焉”。

  王先生认为,商人无有嫡庶的区别,所以没有宗法。就是说有,也不过是整个家族中的人来尊奉那些富贵而且有贤德的少数人而已。他们所尊奉的人,又不是绝对不可改变和移换的,并不像周代的大宗与小宗那样确定与明晰。“周人嫡庶之制,本为天子诸侯继统法而设,复以此制通之大夫以下,则不为君统而为宗统,于是宗法生焉”。

  由宗法自然而有丧服的制度。丧服之制以“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为其大纲,于是,“为人后子为人子”,“天子诸侯君臣之分”,“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的男女之别”由是而确定也。随着宗法制度的确定,于是典礼又产生了,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指的就是它。礼乐与制度的形成,标志着宗法社会的正式形成。

  三、宗法的特点

  由以上宗法的内容与形成可以看出宗法制度约有以下几种特点:

  (一)差序有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其《乡上中国》一书中说:

  我们儒家最考究的是人伦。伦是什么呢?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他又说:

  在宗法制度下的中国社会里,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又说

  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费先生管自己所譬喻的这种社会关系形态叫做“差序格局”。用“差序有格局”这种说法来称呼宗法制度的伦理分别真是再好不过。

  宗法制度极其重伦理,伦理又极其重分别。《礼记》中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伦理的差等与分别。

  伦理不但要有差等分别,而且这种差等分别轻易不能变更。如《礼记,大传》云:

  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

  这也就是中国古代长达两千多年的社会中,朝代几经更迭,而基本伦理制度却一贯相承的原因所在。

  差序格局的宗法思想在儒家典籍中时常有表现,如《论语·颜渊》载: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回答景公问政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没有君臣、父子等宗法制度的约束,社会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那么,纵然有美好的事物,谁都不能得享。这几句话说明了“差序有格局”的宗法特征对封建社会的重要性。

  (二)家族为中心

  孟子曾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这是指在宗法制度下,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所在。

  依人类学的说法,氏族是一个事业组织,再扩大就可以成为一个部落。氏族和部落赋有政治、经济、宗教等复杂的功能,中国宗法制度下的“家”也正是这样。它虽包含有生育繁衔的功能,但不仅局限于此。传统中国社会中,家族就负担有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功能等。为了经营这许多事业,于是家的结构不能只是局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于是家的性质一转而变为族。无数的家族就构成国家的根本。一国之中、天子的家庭是最庞大、最权贵的。

  国家与家族之间的互动是构成宗法制度的又一大特点。它们之间的互动究竟如何运作?谢维扬在其《周代家庭形态》中说:

  所谓周代的宗法制度,是指在国家允许和帮助下,由血缘团体领袖,凭藉血缘理由,对亲属进行管理并支配他们的行为乃至人身(以及这些亲属也相应地服从这种管理和支配)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宗法制度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私法”制度。就是国家(同时也表现为法律)承认血缘团体领袖对其成员有代替法律(亦称“公法”)来实施的管理和处置权。

  宗法的这种特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称之为“长老统治”,名异而实同。这种家族长老制的影响在中国至今仍未全部消失,在某些地方依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礼制的秩序

  礼治是宗法社会的又一大特点。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即是指其内容的繁杂;所谓“礼仪之邦”即指礼治下的社会秩序;所谓“礼教吃人”即指苛刻的礼治对人性的束缚。

  这里引《礼记·曲礼》几段经文,就可见宗法社会对礼的重视。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凝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贵。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废。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

  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好礼,则志不慑。山

  上面所引内容讲的多是圣人礼制的理由,制礼的重要性,制礼的重要作用之类的言论,由此可见礼在宗法社会中的地位。由于这几段文意易明,这里不作解释。

  孔子作为周礼的拥戴者,一生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在他的言论之中,多所言礼。他说:“人不知礼,无以立也!”又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颜渊问:“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孔子的这些言论,可见“礼制的秩序”对当时社会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当礼成为一种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之后,渐渐就形成一种传统。人们依照这些传统行事,一方面把自己纳人了正常有序的社会体系之中,一方面潜移默化地向下传承。所以,古代礼治痕迹今犹存在,古代礼制特征今犹可寻。

  四、宗法的影响与今日应持的态度

  宗法作为一种制度,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到今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来,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次具有政治统治的力量;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的影响,它则是深久且长远的。我们如果不能清醒地看到宗法制度所具有的社会性、历史性严重缺陷和弱点,不注意它给广大民众在心理上、观念上、习惯上带来的深重印痕,那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他说:

  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大概延续极长,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发展得十分充分和巩固,产生在这个基础上的文明发达得很早,血缘亲属纽带极为稳定和强大,没有为如航海(希腊),游牧或其它因素所削弱或冲击。虽然进入阶级社会,经历了各种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却很少变动。古老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地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

  这段话讲述的是氏族血缘传统遗风对中国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可谓是巨大而且深远。那么,同样以血缘宗亲为基本因素的宗法思想对中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可想而知。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未来文化的展开,都不能不关注“宗法思想”这个问题。

  宗法制度给中国传统思想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复杂的,好坏与优劣经常是混于一体。

  比如“尊长敬老”的宗法观象,在今天以至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它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维系人伦道德、加强人际关系的良好作用,从这一点来讲应该是肯定和保存它。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又有贵经验而不重创新、讲资历而压抑后辈等不良的作用,成为观念革新、社会进步的大障碍,从这一点来讲又该否定和排除它。

  同样,从仁者爱人出发,经孝悌的途径,达到克己复礼的目标,在血缘亲爱的基础上达到泛爱,并把血亲之爱用于忠君报国的这个传统宗法伦理特征,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积极因素是正人正己、尊老爱幼、中庸寡争、社会和谐、家庭和睦、国家稳定,消极性的一面就是把族权、神权、夫权、皇权等一通绳索,套在了中国人的头颈上,造成一种因循守旧、逆来顺受、夜郎自大、故步自封的民族惰性。

  还有,宗法思想中“家庭为中心”的思想,使中国的社会具有了世界其它文明难以比拟的温情与人情;可是不良的影响是在公共事务中任人唯亲,排斥外人。许多中道崩溃的企业,许多贪污腐败的背后就是这种东西的影响。宗法思想中的“礼秩”思想,使中国很早就成为“礼仪之邦”的美称,即便今日,中国传统的许多固有美德也依然是世界文明的重要资源;可是过分的礼貌,往往使人际的交往变得流俗、虚伪而客套,反而障弊了人的真性情,让人不胜厌烦。宗法思想中的“长老统治”思想使中国的社会具有一种传统的稳重与安定;可这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中独裁、专断观象的最主要幕后因素,它使中国社会的民主化困难重重。

  由此可以看出,宗法思想中糟粕与精华并存,文明与落后兼括。那么,对待宗法思想乃至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就不能简单地以一种态度对待,或者肯定或者否定,这都是有失偏颇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辩证地去看,一分为二地处理。凡是落后的、腐化的、阻碍民主进步的、一概排除,只要是优秀的、文明的、健康的就继承发扬。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重建一个文明、民主、开放、积极、进步的民族新文化。

  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两千余年,其在“化中国”的同时,也日益“中国化”,渐渐与中国固有的思想、文化乃至制度融合。可以说,今天的汉传佛教,沾满了中国固有文化、制度的烙印,其中就有封建宗法制度的重要影响。五四以来,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逐渐打破、摆脱了封建宗法体制的束缚,可是汉传佛教的僧团组织制度及寺院管理体制,基本还停留在旧中国的封建宗法制度框架中,远未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无论对汉传佛教自身的生存、发展,还是对社会的进步,都是一种阻碍。因此,改革汉传佛教的僧团组织模式与汉传佛教寺院的管理体制,彻底告别封建宗法体制,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

  期待本文能够引生大家对汉传佛教制度建设的重视,引发大家对“宗法与汉传佛教关系”的讨论,从而带来新世纪佛教改革的契机。

  摘自:谷响泉声 中观三论及相关佛学文论集 体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