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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会三教诗》浅析

作者:韩焕忠

  作为以靖难定乱而创业开国的一代帝王,南朝梁武帝在儒道佛三教关系上主张三教同源论和三教会通论,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的《会(一作述)三教诗》中,因此,对这首重要的诗歌进行深入解读将非常有利于我们了解梁武帝复杂而丰富的佛教思想以及他在位时期所实行的宗教文化政策。

  梁武帝(464—549),名萧衍,字叔达,祖籍兰陵(今山东枣庄峄城东),其先祖于永嘉中南迁武进(今江苏常州),东晋于其地憍置兰陵郡,称南兰陵,故又称南兰陵人,为齐武帝萧赜之族弟,曾率军击退过北魏的进犯,累以军功封授都督六州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武帝崩,其侄萧鸾杀其后而自立,是为明帝。明帝在位5年病死,子萧宝卷继位,屠戮宗室方镇,派兵攻袭镇守襄阳的雍州刺史萧衍。萧衍起兵靖难,杀萧宝卷,于502年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在位48年,晚遭侯景之乱,被软禁于台城之内,困饿而崩于净居殿内,寿86岁。

  梁武帝既是一位谋断军国的帝王,又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还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佛教居士,当时大臣上疏每尊之为“皇帝菩萨”。其《会三教诗》[2]352是最高统治者首次对儒道佛二教关系进行全面的思考和衡量,因此意义非常重大。全诗分四段,分别论述了儒学、道教、佛教以及对三教的会通。

  一、少时学周孔

  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

  孝义连方册,仁恕满丹青。

  践言贵去伐,为善在好生。

  这段诗文为全诗的首段,大意是梁武帝自述其少年时代努力学习周公、孔子制作的儒家经典,20岁时已经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研究得比较透彻了。在梁武帝看来,儒家的经典重视孝义和仁恕,连篇累牍都是这方面的教诲,强调对这些道德教诲的实践,以居功不傲和好礼为可贵品格,以好生恶杀为至善。

  梁武帝在诗中自谓“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此非妄语而近于实录。史载他“少而知学,洞达儒玄”,年轻时即为世人所重,“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跳、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侄等并游焉,号曰‘八友’。融俊爽,识鉴过人,尤敬异高祖,每谓所亲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后来他一直保持了这种勤学好读的习惯,即便作了皇帝,“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可以说,对儒家经典的刻苦学习使他具备了卓越的国家管理才能和军事谋略思想,为他的总戎军马、开创基业打下了良好的主观条件,也使他深孚众望,获得了众多土大夫的衷心爱戴。

  梁武帝对儒家主旨在于孝义仁恕的概括应当说是很准确的,而且他对儒家这些伦理德目的实践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他自幼就非常有孝心,6岁时丧母,“水浆不人口三日,哭泣哀苦,有过成人,内外亲党,咸加敬异”。父亲去世时,他当时正在荆州齐随王谘议任上,“仿佛奉闻,便投劾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就路,愤风惊浪,不暂停止。高祖形容本壮,及还至京都,销毁骨立,亲表土友,不复识焉。望宅奉讳,气绝久之,每哭辄呕血数升。服内不复尝米,惟资大麦,日止二溢。拜扫山陵,涕泪所洒,松草变色”。即便是登基称帝后,其孝思亦未尝少减,“即于钟山造大爱敬寺,青溪边造智度寺,又于台内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庙堂,月中再过,设净馔。每至展拜,恒涕泗滂沲,哀动左右”。对父母的孺慕之情应当说是真诚的,是对人类美好情感的真实流露。

  梁武帝在“践言贵去伐,为善在长生”方面却做得不够好。也许是早年军旅生涯的一连串胜利来得太易,也许是登上帝位之初的政绩在南朝诸帝之中至为显著,“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诛异之徒,作威作福,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服冕乘轩,由其掌握,是以朝经混乱,赏罚无章。‘小人道长’,抑此之谓也。贾谊有云‘可为恸哭者矣’。遂使滔天羯寇,承间掩袭,鹫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舆,涂炭黎元,黍离宫室。呜呼!天道何其酷焉”。因刚愎自用而任人唯亲,显然是未能“去伐”所致,而乱政以害民,遂至覆军杀将,生灵涂炭,岂可谓之“为善”!以此而言“好生”,不过是徒作无用之虚言罢了。

  梁武帝作为一代帝王,白始至终对儒学都非常重视。这不仅表现在他经常下诏表彰和推崇儒学上,还表现在他撰写了大量的儒学著作。史载,“(梁武帝)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余卷,并正先儒之迷,开古圣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高祖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则何佟之、贺蓓、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袂等递相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趋学向风,云集于京师矣”。其中除了《老子讲疏渺+,无不与儒学息息相关。梁武帝的儒学著述虽然都没有传下来,但在他的引导和支持下,儒学一时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则是可以肯定的。

  正如方立天先生所总结的那样,梁武帝之所以重视儒学,其目的无非有两个,“一是治理国家需要懂得儒术的人才,二是为了调和宗室的矛盾,维护宗室的团结,需要提倡儒家的孝道”。但由于历史条件的种种限制,可以说他这两个目的都没能达到:宠信好佞,任人唯亲,即便是培养再多的精通儒术治道的人才也无济于国事;人怀自私之心,先是其侄萧正德、其子豫章王综或叛或逃,后来又有萧氏子孙的乘乱争立、相互杀戮。儒学在乱世中维系纲常世道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二、中复观道书

  中复观道书,有名与无名。

  妙术镂金版,真言隐上清。

  密行遗阴德,显证在长龄。

  这段诗文为全诗的第二段,大意是说梁武帝人到中年之后,在继续重视儒学的同时,又开始观看和研究道家的典籍,对《道德经》所说的有名与无名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各种奇妙的道家方术被刻录在金版之上,修炼的终极目标就是获得真言秘诀,隐身于众神居住的上清仙境之中,暗中行善可以留下覆荫子孙后代的阴德,其最明显的验证则是长生不老。

  梁武帝中年之后研读道家的典籍,他最为重视的,当是《道德经》(即《老子》)。该经开篇就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就是梁武帝诗中所谓“有名与无名”的出处。有名与无名,是道的两种属性,梁武帝特别拈出此点来,表明他确实抓住了《道德经》思想的关键,可谓善读;而且在他的著作中,还有《老子讲疏》,此亦可见他对此经的研读是相当深入的,决非浮泛阅读而已。

  梁武帝不仅重视道家经典《道德经》的玄理,还比较重视道家的道术。道士们也往往白神其术,将道术都镂刻在非常珍贵的金版上,并且构建出一个飘渺氤氲的上清神仙世界。他与上清派著名道士陶弘景的交往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陶弘景(456-536),字通明,丹阳郡秣陵(即今汀苏省南京市)人,10岁时得葛洪《神仙传》,遂萌生了养生之念,读书万余卷,善琴棋,下草隶,年未弱冠,即被引为诸工侍读,除奉朝请,至齐永明十年(492),他辞职归隐句容茅山,自号华阳陶隐居,从高道孙游岳受符图经法,遍历名山,寻访仙药。陶弘景与梁武帝早有交往,齐末曾为歌谓“水丑木”为“梁”字,运用图谶为齐梁禅代制造舆论。梁武帝即位后,对他恩礼有加,经常与他通讯问候,以至于为他们传书的车辆前后可以相望。梁武帝对于陶弘景炼制可以长生不老的神丹非常支持,为他提供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材料,并且亲自服用了他炼制出来的飞丹。梁武帝每遇军国大事,无不前往咨询,一月之中通信常达数次,因此时人谓陶弘景为“山中宰相”。陶弘景81岁时去世,弟子遵遗嘱为其成殓,既以道家的篆铃钗符佩服头手,又以佛教的大袈裟通体覆身,充分表明这位上清派的道教祖师实际上是一位佛道兼修的宗教家。’

  应当说,梁武帝对修道养生还是比较认真的。他不仅多次服用茅山道士陶弘景炼制的丹药,而且对道家主张的少私寡欲也比较能够身体力行。史载梁武帝“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粝食而已。庶事繁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身衣布衣,木绵阜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棉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佛教史籍的记载也证实了梁武帝的俭约自处,谓他“年三十四登位,在政四十九年,虽亿兆务殷,而卷不释手,内经外典,罔不厝怀,皆为训解,数千余卷,而俭约自节,罗绮不缘,寝处虚闲,昼夜无怠,致有布被莞席,草屦葛中,初临大宝,即备斯事,日惟一食,永绝辛膻,自有帝王罕能及此”。正是因为梁武帝非常注重养生之道,节制欲望,所以他才能有充足的精力来处理繁重的军国大事,才能得寿86岁,享国48年,这在历代帝王之中都是非常少见的。

  梁武帝修道养生虽有效果,但后来他还是舍道归佛,再一次实现了自己思想经历上的重大变化。

  三、晚年开释卷

  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

  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

  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

  这段诗文为全诗的第三段,大意是说梁武帝后来又开始研究佛教的经典,他感到佛教就像一轮皎洁的明月,其他教派就像众多的星辰——样,在佛教这轮明月的映照下顿然失去了光明,他开始觉悟到人生众苦聚集的根源所在,理解了佛教揭示的导致生死流转的因果,体会到真正永恒的是众生平等,认识到无生无灭的涅槃境界是最高的真理。

  梁武帝虽然自谓“晚年开释卷”,但实际上在天监三年(504)的四月八日,他40岁那年,他率僧俗两万人,在重云殿重阁亲自制文发愿,表示舍道奉佛。他在诏书中大力颂扬佛法的高妙及功德的伟大,对自己曾经信奉道教表达了真诚的忏悔,希望诸佛菩萨能接受并证明他对佛法的信奉:“弟子经迟迷荒,耽事老子,历叶相承,染此邪法,习因善发,弃迷知返。今舍旧医,归凭正觉,愿使未来生世,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含识,同共成佛。宁在正法中长论恶道,不乐依老子教暂得生大。涉大乘心,离二乘念。”三天之后,他又下敕书给门下省,要求公卿百官侯王宗族都要与他一样也发菩提心,他说“老子周公孔子等虽是如来弟子,而化迹既邪,止是世间之善,不能革凡成圣。其公卿百官侯王宗族,宜反伪就真,舍邪人正,故经教《成实论》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轻,即是邪见;若心一等,是无记性,不当善恶。’若事佛心强,老子心弱者,乃是清信。”笔者认为,梁武帝对佛教的信奉是真诚的,这番话中透露出的思想情感也是真实的,他确实体会到佛教具有其他宗教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因此,他在下诏舍道归佛之后,虽仍与陶弘景等保持着频繁的交往和真诚的友谊,而且还多次服食陶弘景进献的丹药,但这些不过是一般的世俗行谊而已,已经没有了安身立命的价值和意义。在梁武帝的带动下,当时的朝臣中掀起了一股信奉佛教的热潮,如侍中、安前将军、丹阳尹邵陵王就上启表白自己对佛教的真诚信仰等。梁武帝对此自然是感到非常高兴,特别派员向邵陵王宣读了鼓励性的诏敕。

  中国历史上信奉佛教的皇帝虽然接踵相继,但论起佛学造诣来当然以梁武帝为第一,所以他在诗中自谓“苦集始觉知,因果方昭明”,亦非自夸不实之辞,而他的臣下称他为“皇帝菩萨”也非虚誉奉承之语。史载他“笃信正法,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他的俭朴自持,50岁后断绝房事,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等,除了受道家影响外,佛教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除了作为信众阐释自己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体验之外,梁武帝对于中国佛教的建树也是多方面的。方立天先生曾将其总结为七个方面,即(一)舍道奉佛,把佛教几乎提高到国教的地位;(二)创建佛寺,塑造佛像和举办斋会;(二)多次舍身为寺奴;(四)严格戒律,制断酒肉;(五)亲自讲经说法,围剿神灭论;(六)重视译经;(七)撰写佛教著述。方先生还指出,“综合梁武帝提倡佛教的活动,可以看出是一贯的、全面的、不遗余力的。从政治到经济全力支持,从宗教理论到宗教实践全面带头。由于这种倡导借助于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无上权力,其影响是巨大的。当时佛教寺庙空前增多,分布于全国如画的江山和瑰丽的城镇……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如茹素、举办盂兰盆会、修梁皇忏等,在佛教界至今仍甚盛行,此亦可见其影响久远且深入。

  梁武帝坚信“不毁惟平等,至理归无生”。此处所谓的平等,是说众生皆有佛性,都能成佛解脱,归向无生无灭的涅槃境界,他认为这就是佛教的最高真理。梁武帝在这方面的信仰集中体现在所著的《立神明成佛义记》一文中。他指出:“原神明以不断为精,精神必归妙果。妙果体极常住,精神不免无常。无常者,前灭后生,刹那不住者也。若心用心于攀缘,前识必异后者,斯则与境俱往,谁成佛乎!”在他看来,“神明”就是在复杂多变的精神现象中所体现出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就以“心”为“体”,以“神明”和“无明”为“用”;与一切恶法俱为“无明”,与一切善法俱谓之“神明”,就其实质而言,“无明”就是“神明”!因此,他主张:“生灭迁变,酬于往因;善恶交谢,生乎现境。而心为其本,未曾异矣。以其用本不断故,成佛之理皎然;随境迁谢故。生死可尽明矣!”也就是说,梁武帝是以有情众生所具有的觉悟永恒真理的能力作为佛性的,至此中国方始把握到与儒家人性论完全契合的关节点,推进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进程,较之于晋宋时期的竺道生以当理为佛性自然是一种极大的提升。

  学界对梁武帝信仰佛教的褒贬不一。但无论后世的评价如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梁武帝的佛学造诣达到了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他对佛教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后世任何一个帝王都无法比拟的。可以说,他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影响。

  四、三教会通论

  分别根难一,执着性易惊

  穷源无二圣,测善非三英

  大椿径亿尺,小草裁云萌

  大云降大雨,随分各受荣

  心相起异解,报应有殊形

  差别岂作意,深浅固物情。

  这段诗文是全诗的第四段,大意是说由于众生内心之中充满了分别之念,故而根机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而众生的执著之性可以说已经达到惊心动魄的地步,由此形成了儒道佛三教及其内部的各种派系和教法。但若追究本源的话,世间并不存在两种以上的圣人;推测和考察他们所教诲的善行,也无所谓三教各有各的精英。大地之上的草木品类繁多,既有直径达到亿尺的大椿,又有刚刚萌生嫩芽的小草,天上的大云对于它们并不区别,同等地降下大雨来,而这些草木也随着本身的大小接受大雨的滋润。世间众生的情况与此相似,他们因为自心执著之相的不同而生起千差万别的见解,遂形成了儒道佛不同的教法,并由此导致了各种各样的报应。儒道佛之间的差异决不是圣人们故意如此,而是由于受教化的众生根机浅深不同造成的。

  梁武帝在这段诗文申明确表达了三教在本源上相同、由于众生根机的差异而有区别的观点,方立天先生概括为“既是贬低儒家、道教,又是包容儒家、道教”的“二教同源论”即”,可以说是非常准确的。那么怎么可以看出这段诗文含有贬低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呢?表面上看,这段诗文好像就是不偏不倚地主张三教同源、差别在机,而实际上则是对《法华经·药草喻品》的引用。释迦牟尼佛在该经中说:“迦叶!譬如三千大千世界,山川溪谷土地所生卉木丛林及诸药草,种类若干,名色各异。密云弥布,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一时等澍,其泽普洽……迦叶!当知如来亦复如是出现于世,如大云起,以大音声、普遍世界……尔时无数千万亿种众生,来至佛所而听法。如来于时,观是众生诸根利钝·、精进懈怠,随其所堪而为说法,种种无晕,皆令欢喜,快得善利。”《法华经》以草木大小的不同,来譬喻众生根性的差异。梁武帝直接借用过来,譬喻三教本源上的一致与根性上的区别。由于这个本源是由佛教开显出来的,因此梁武帝此论无异于说儒家和道教根源于佛教,无形中取消丫儒家和道教的独立性,这自然是对儒家和道教的贬低!但梁武帝同时又认为儒道佛三教在建立教化的本源依据上相同,在教民成善的终极目标上一致,因此说他的三教同源论又是包容了儒家和道教的。这实际上也是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儒道佛三教进行的会通和融合,因此也可以称为三教会通论。

  梁武帝的三教会通论是对魏晋以来儒道佛三教关系的总结和发展。作为具有雄图伟略的一代帝王,梁武帝会通三教具有对各种意识形态进行整合以便为其统治所用的意图;而作为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则是在充分体会到儒道思想不可替代的基础上将佛教置于三教之巅的尝试。梁武帝的这种努力一方面可以促进儒道佛三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佛教获得在中国文化结构中的定位,加快自身形态中国化的步伐,尽快摆脱外来宗教的表现形式,迅速成长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梁武帝毕竟是在深厚的儒道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佛教思想家,因此,他对中国佛教存在与发展形态的设计和型塑,实际上也体现着中国文化吸收和转化外来文化的胸襟、气魄和技巧。

  总之,梁武帝的佛学思想丰富而复杂,反映了儒道佛三教关系在南北朝时期的基本形态以及佛教中国化发展状况。这首《会三教诗》篇幅虽然短小,但却是梁武帝对宗教有关儒道佛三教关系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因此说,深入解读这首短诗可以成为了解梁武帝三教会通思想和他在位时期宗教文化政策的终南捷径。

  五台山研究 2014年第4期